十一期間，車流如梭，為了限制車流，防止交通堵塞，相關部門也制定了很多限制政策來保證道路的暢通，其實，在兩千年前，古人也制定了民間車輛的課稅制度和節車制度，來保證人們出行的友善。
車輛的擁有狀況，是衡量一個國家經濟繁榮的重要标志，在兩千年前的大漢，曆經楚漢戰争之後，大漢帝國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設起來，而經濟的蕭條，讓社會上的車輛急劇減少。
漢高祖劉邦統一天下之後，《漢書·食貨志上》中記載：
“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車。”
意思就是大漢皇帝出行的時候，連毛色統一的四匹馬都湊不齊，而王侯将相也隻能乘坐牛車上朝，這個期間，經濟蕭條，也不存在交通擁堵的現象。
漢王朝在休養生息之時，也采取了鼓勵經濟發展的措施，漢文帝輕徭薄賦，制定了與民休息的政策，“除田租稅之半”，有一年還田租全免。
漢景帝也繼續了祖輩勤儉的良好品質，甚至和百官一起親自下地耕田，帶領大家發展農耕經濟。
經過了三代人幾十年的努力，到了漢景帝時期，國家的經濟逐漸繁榮起來，在《史記》中這樣記載：
“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
文景之治，國家富裕，民富國強，國庫裡的糧食吃不完，都腐爛了，府庫裡的銅錢因為長時間不使用，繩子都已經爛了。
經濟發展起來了，内需刺激起來了，自然要去解決出行問題。
那個時候沒有汽車，出行依靠的是馬車，大臣們上朝也不用乘坐牛車了，普通的老百姓很多也都有了自己的私人馬車。
西漢時期，用車制度得到了進一步的放寬，本來規定是統治者可以用的車，現在地方上的長官也都開始使用了，司馬遷在《史記》中記載“車夫拟于天子”，地方長官用車都可以跟皇帝相比了。
同時，還出現了一個現象，就是消費者對于車輛的需求也逐漸發生着新的變化，車輛的産銷和更新速度非常之快，淘汰率也很高，有“車不累朝”的說法，車主們的用車還沒有到時限，就已經面臨淘汰了，他們又去追求新的車型。
這個時候，大漢帝國就開始堵車了，從長安堵到了洛陽，從西漢堵到了東漢，雖然經濟發展了，然而，統治者們的心态也開始“添堵”。
《後漢書•王符傳》中有八個字的記載：“牛馬車輿，填塞道路”！
馬車和牛車在行駛的過程中，将道路都堵塞了，在漢朝，可沒有現在的柏油馬路和應急車道，這要是一堵車，市民們的出行就會出現很大的不便。
01，車馬稅
漢武帝時期，對于國家車輛進行了課稅，提高了大臣和百姓的用車成本，也就相當于間接限制使用，除了公用車輛和軍用車輛之外，私有車輛，商務用車和民間用車必須交稅。
一匹“馬力”的民車費用，每兩千錢中需要繳稅一百二十大錢；
一匹“馬力”的商務用車，沒兩千錢中需要交納二百四十個大錢；
這樣算下來，使用的車輛越是豪華，交的稅收越是驚人。
這個時期，國家和匈奴的征戰也進入到了膠着狀态，用車交的稅收剛好可以用來貼補軍隊費用，對抗匈奴，而有的精英人士就提出，要是有人偷車馬稅，不僅要罰車主車輛和家産，還需要上前線當一年兵，可見大漢朝對于車馬稅的嚴格實施了。
02，節車輿
在封建權威社會，這樣堵塞的交通狀況讓統治者擔憂，很多的有識之士開始意識到要限制車馬的使用情況，于是，在漢昭帝舉行的“鹽鐵會”上，就有大臣提出了“節車輿”的說法。
《鹽鐵論》中說：
“方今公卿大夫子孫，誠能節車輿，适衣服，躬親節儉，率以敦樸，農夫有所施其功，女工有所粥其業。”
這裡的“節車輿”就是針對道路交通狀況的改善建議。
然而，雖然朝廷采取了很多改善交通狀況的方式，卻依然沒有改善”堵車“的狀況，因為在當時的社會中，國家富有了，人們的生活水準提升了，古人好面子，注重出行的體面，當然不會降低自己的出行标準。
同時，由于國家對于官員和級别和用車檔次是有嚴格的規定的，什麼樣的官員上朝配備什麼樣的車子是有講究的，如果不乘車上朝也是違反制度的，是以，這樣一來，”堵車“的交通狀況依舊沒有改善。
在限車令和節車輿政策之下，漢朝的交通堵塞并沒有出現質的改善，很多的大臣即使自己省吃儉用，也要保住皇帝禦賜的車牌。然而，這麼多的稅收怎樣承擔呢？
司馬遷在史書中記載了養車的費用，“馬一匹則百金”，一輛豪華車一年的費用大約為一千石糧食，一石相當于現在的27市斤，而百金則需要27000市斤糧食。
有一位朝廷的重臣叫貢禹，是漢元帝時期的禦史大夫，也是西漢的著名經學家。
他的年薪是“中二千石”，折算下來應該是2160石，而他的車馬稅就達到了一千石，相當于他年薪和俸祿的一半。
禹大夫是一位清廉的官，為了養車，全家省吃儉用，甚至吃”糠糟“也要維持生計。他甚至跟皇帝抱怨，自己為了保住了皇上賜的“車牌“，吃糠糟還賣掉了一百三十畝田地。
在《漢書卷九•元帝紀第九》中記載，貢禹提出了“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禦器物，三分去二”的建議，也就是說，要将車輛擁有者減掉三分之二。
可見這位禦史大夫也是被“養車“逼出來的狠招啊！
參考文獻：
《史記》
《後漢書•王符傳》
《漢書·食貨志上》
《鹽鐵論》
《漢書卷九•元帝紀第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