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道炫：蔣介石力圖在第三次反圍剿時一網打盡

1931年7月，緊接前兩次對中央蘇區的失敗“圍剿”，蔣介石發動第三次“圍剿”。這次“圍剿”，蔣介石親自指揮，出動麾下精悍部隊，表現出比前兩次“圍剿”遠為認真的态度，這也是蔣介石和毛澤東在戰場上的第一次真正交手。這次“圍剿”曆時近3個月，時間超過此前的兩次“圍剿”及後來的第四次“圍剿”。雙方對壘的結果，蔣介石深刻體會到中共和毛澤東的非同尋常，對“剿共”戰争的艱巨性有了更加充分的切身認識;紅軍則利用靈活、大膽、機動的戰術渡過難關，但自身的重大損失及生存發展方式中的隐憂，在國民黨優勢兵力壓迫下，也逐漸顯現。這場“圍剿”和反“圍剿”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是：除國共兩個主角外，甯粵沖突的因素始終牽動着整個事件的程序，而九一八事變，則直接成為“圍剿”的終結者。事實上，離開國内外諸多因素複雜互動的背景，當年發生的許多事情，或許都難以有一個相對全面的解釋。[1]

第一、二次對江西紅軍的“圍剿”連遭挫敗後，蔣介石不得不認真面對眼前的對手。準備第三次“圍剿”時，明顯差別于此前“圍剿”軍中幾無國民黨軍主力部隊的狀況，陳誠、衛立煌、蔣鼎文等蔣信重的将領出現在“剿共”名單中，顯示蔣對“圍剿”紅軍重視程度大大加強。1931年6月國民黨三屆五中會發出書告，宣稱：“今政府決于匪禍已成之區，大舉師徒，尅期剿滅，于匪禍未成之區，積極清鄉，防其滋蔓……如此悉全國之力，以撲方張之寇，自可壁壘一新。”[2]

更能顯示蔣介石決心的，是第二次“圍剿”失敗後半個多月，6月22日他親至南昌，自任“圍剿”軍總司令，此後兩個多月時間長期駐在江西，就近指揮戰事。在贛期間，蔣介石與部屬反複研究“進剿”方略：“此次剿赤，惟有隐蔽兵力，聲東擊西，預備強大兵力出匪不意，凡抄襲部隊須冒用紅旗，使匪混亂也。”[3]此時，蘇區核心地域位于贛西南的東固地區，這也是前兩次“圍剿”國民黨軍的傷心地;而紅軍主力由于擔負籌款、開辟新區任務，正集中在贛閩交界地區，“圍剿”進攻方向在此兩點中如何抉擇，頗費思量。20日，在緻何應欽、熊式輝電中，蔣提出的初步計劃是：“先洗掃贛南匪巢為第一步計劃，對其主力則派相當兵力以監視之……此次作戰主旨，第一、不在陣前集中，應預定目标，縱長配備，相連續進，出匪不意，使其不能詳悉我之部隊與兵力為主。第二、主力部隊專任進擊，占其全力随地集中，不使分留後方，而另派後繼部隊以防剿各區，如此占領甯都廣昌後對粵或援閩皆不緻誤時失機也。第三、先将其老巢擊破，确實占領，再将其贛南各縣城占領，然後再定第二步計劃。”[4]

反複權衡之後，6月下旬，蔣決定不以蘇區核心區域為主攻方向，将主攻擊點放在其所判斷的紅軍主力所在方向，即贛東左翼一線，對此，其日記中記有：“研究戰略，決定右翼地形複雜，進展困難，故取守勢，暫不求進步，是以重兵貫注左翼，另以強大部隊第六、第九兩師控置于黎川、建甯與南豐之間，以備赤匪由閩邊以抄襲我主力之側背也。深思熟慮，終覺戰略未妥，于心不安者，而今則貫通斷行必無疏漏矣。”[5]6月底，蔣介石任命何應欽為前敵總司令官兼左翼集團軍總司令，轄第三軍團(第五、八、二十四師)、第四軍團(第九師)、第一路進擊軍(第六師)、第二路進擊軍(第十一、十四師)共7個師及閩西北各部從南豐進攻;陳銘樞為右翼集團軍總司令，轄第一軍團(第六十、六十一、五十二師)、第二軍團(第二十五、二十七師)、第三路進擊軍(第四十七、五十四師)共7個師從吉安進攻;第十師及攻城旅為總預備軍。第二十八師、第七十七師及第十二師之三十四旅，為吉、泰、萬、贛四縣守備軍。第二十三師、七十九師、騎兵第一師位于南城、宜黃、臨川、樟樹地區，擔“清剿”和維護後方之責。當時報章報道：“贛省現有軍隊，合計不下二十萬人。”[6]蔣介石計劃采用“長驅直入”、“分路圍剿”的戰法，左右兩翼形成鉗形攻勢，企圖先擊破紅軍主力，然後再深入“清剿”，搗毀蘇區。

從展開對蘇區大規模的軍事“圍剿”以來，面對政治不良導緻的中共革命“星星之火，若将燎原”[7]的局面，國民黨方面也在力圖改進統治，與中共展開政治争奪。作為“圍剿”的直接組織者，何應欽對政治不良的現實有深切檢討：“各地為政的人，往往不着力于改善農工生活，甚至聽憑A錢土劣去摧殘他們。試想一般啼饑号寒的人，有苦無從告訴，再加上一部分不良軍警的騷擾、官吏的剝削、黨部的因循，自然而然逼着他們走上土匪的道路。”提出：“要消滅共匪，非黨政軍全體總動員集中力量團結意志不能挽救危機，軍事隻可以治标，正本清源以及休養生息的種種任務，是望政府和黨部來擔當責任。”[8]蔣介石本人對與中共展開政治争奪也有清醒認識，認為：“我們紀律和工作超過土匪，超過共産黨，然後才有剿清他們的希望。”[9]

是以，國民黨方面在準備“圍剿”時，十分注意政治工作的加強，1931年初，在南京中央政治學校開辦特别訓練班，下分“剿匪宣傳隊”，施以政治宣傳訓練，再以團為機關配置設定到前方部隊，指導政治和宣傳工作。在給特别訓練班的訓話中，蔣介石數次提到：“剿匪的實施宣傳要占六分力量，軍事隻能占四分力量”[10]，這應可視為其後來提出的“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原始版。6月，南京中央釋出對各級黨部訓令，要求加強與中共全方位的政治争奪，特别訓示“組織健全的巡回鄉村宣傳隊”，進行“剿匪宣傳”。[11]為配合“剿共”軍事、增進行政效率，6月，南昌行營設定“黨政委員會”，蔣自兼委員長，将江西全省“剿匪”區域共43縣劃分為9個分區，每區設定黨政委員會分會，負責指導各區軍事、政治、經濟等事務。[12]7月，蔣介石通令各“進剿”部隊“關于宣傳事項，應由黨政委員會指導施行，俾收統一之效”。[13]

與國民黨方面積極準備相比，紅軍方面當時多少顯得有些放松。第二次反“圍剿”結束後，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判斷：“兩廣反蔣軍隊正想急進湖南，蔣有先對付兩廣的必要，對我們有改守勢的可能。”[14]6月22日，在國民黨第三次“圍剿”已劍拔弩張之時，紅軍總前委一方面判斷“目前蔣介石準備三次進攻革命，已是事實”，另一方面又認為：“如果廣東軍去打長沙，而紅軍又不打撫州，則蔣自然也會先打廣東的。是以目前我們不再向撫州逼。如敵退出南豐，也隻用少數部隊進南豐，而不以大部隊逼撫州。我們的隊伍隻在蔣介石的偏僻地方，而不去廣東政府的地方。這樣就使蔣不得不對紅軍轉處守勢，去對付廣東政府”。[15]毛澤東進一步提出：“敵人如由南豐前進，隻能在廣昌以北有船運輸，是以敵人八月十五号以前隻能進到廣昌。以後有新谷了，才能再進。七月以前我們可以努力籌款。八月也可以不管他，主要在于、瑞、石、汀四縣布置鞏固蘇區做戰場。”[16]顯然，紅軍對國民黨軍如此之快地發動第三次“圍剿”缺乏充分估計，之是以如此，一是認為第二次“圍剿”失敗後，國民黨方面短期内很難再次組織起大規模的“圍剿”;二是注意到甯粵間爆發沖突的可能，判斷此一事态勢必影響蔣介石對蘇區的進攻。

1931年2月，因在約法等問題上的沖突，蔣介石拘禁胡漢民，由此引起兩廣方面反蔣行動不斷發酵，5月初，兩廣方面連續發出反蔣通電，迫蔣引咎下野。5月28日，粵方以非常會議名義成立國民政府，國民黨内政争有向武力沖突演化的趨勢。有此前國民黨内争予紅軍發展良機的先例，甯粵沖突的爆發，相當程度上使中共放松了對蔣介石的警惕。但是，令中共始料未及的是，慣于在國内政争中縱橫捭阖的蔣介石，卻有其自己的出牌方式：即在政治上全力應付兩廣攻勢同時，軍事上不是停止而是加緊準備對江西蘇區的圍攻。蔣介石此舉，初看似涉行險，細究起來卻有一石數鳥之效：大批部隊南調至與廣東接壤的江西，既可參與對中共的“圍剿”，又可防範兩廣部隊北進，還可保持對廣東的威脅，中共方面注意到，蔣介石計劃在消滅紅軍後，“乘勝南進，攻打廣東，達到一箭雙雕的目的。我們繳獲敵軍絕密指令和很多贛南、廣東東北部軍事地圖，證明進剿軍确曾有此意圖”。[17]陳銘樞也回憶，他從兩廣出走經日本再到南京後，蔣介石告訴他：“共匪不是短期所能消滅的，到進剿到一定階段時，就要你擔負起打回廣東的任務。”[18]就連《大公報》也在時評中質疑南京中央：“實欲藉出師剿共以平粵。”[19]

更重要的是，此時展開“剿共”軍事對蔣擺脫政治上的不利形勢大有裨益。拘禁胡漢民後，蔣介石因逾越常軌，遭到各方懷疑、指責，政治上十分被動，急需制造事端，轉移視線，如粵方發動後他在日記中所寫：“此次粵變之來，其禍因當不能避免，但胡(漢民)事(件)發生後，如果即親往江西剿共，使陳濟棠、古應芬無所借口，則其變或可暫緩。”[20]循着這一思路，迅速發動新一輪“圍剿”對其可謂亡羊補牢之舉。的确，當時國民黨内能夠使各方無法反對的舉措即為“剿共”，粵方在反蔣同時，也絕不敢放低“剿共”的聲音，宣稱：“今日我國民革命軍人之最大責任，一曰剿共，二曰讨蔣”[21]，明确表态：“即使為國人所共棄如蔣中正者，若能以剿共自效，國府亦斷不加以一兵”。[22]

是以，當蔣出現在“剿共”戰場時，粵方很難在其與中共作戰時貿然北進，這等于蔣在政治上先給自己上了一道保險。另外，高舉“剿共”旗幟還可打擊一向被視為左派、此時正與兩廣方面積極接觸、共同反蔣的汪精衛派。而對于一直與汪不睦，在反共問題上比較堅決的陳銘樞也不失為一種拉攏。是以，此時發動“圍剿”戰争，成為蔣介石應付各方攻擊的擋箭牌，在蔣居然有不得不然之理。正因如此，國民黨方面此時不僅不諱言中共的發展，反而刻意予以渲染，宋子文緻電蔣介石，要求在國内外加強宣傳中共聲勢：“将赤匪聲勢膨脹之由來，其近日實力之充實，取其組織嚴密計劃之偉大，國際之色彩，各别酌量宣露，以顯露此次親臨督剿實為黨國安危民族存亡之關鍵，以激起金融界之猛醒與興奮。”[23]蔣接電後，特電國民黨中央秘書長陳立夫，令其“照辦”。[24]

對于在夾縫中生存的中共武裝而言，國民黨内部争鬥的走向和自身的發展息息相關，他們對此自然會保持高度關注。毛澤東曾明确指出，反“圍剿”準備的時機，“要從敵我雙方情況和二者間的關系着眼。為着了解敵人的情況，須從敵人方面的政治、軍事、财政和社會輿論等方面搜集材料。分析這些材料的時候，要足夠地估計敵人的整個力量，不可誇大敵人過去失敗的程度，但也決不可不估計到敵人内部的沖突，财政的困難，過去失敗的影響等等”。[25]1931年6月底，毛澤東在解釋為什麼要将主力移向閩西開展群衆工作時分析了中共、南京、廣東三方的特殊關系：“依大局來看，過去所拟三軍團去宜黃、崇仁，四軍去尋烏、安遠的計劃，不但客觀上幫助了蔣介石打擊兩廣，為蔣介石所大願，并且要很快引起兩廣的對共行動，乃由我們一身遮斷兩廣反蔣視線，使之集注于我們自己，必然要促進蔣粵妥協對共的程序，我們不應如此蠢。”[26]

這是說不去觸動兩廣這一方面，同時，毛澤東還指出：“去南豐以北，目前事實上即不許，整個政策上也不宜。因一則無鞏固政權可能，二則威脅長江太甚。西南北三面都不可，便隻有東方是好區域”。[27]避免威脅長江太甚，當然指的是盡可能不去觸動蔣介石，這和前述總前委會議的分析是一緻的。毛澤東不想觸動兩廣，甚至希望避免與南京正面相向，這種很容易被指責為機會主義的政策，其實是洞悉局勢的高明之舉，隻要稍微對中共當年的發展曆史有所了解，就應該可以了解毛澤東的思路。

隻是，在當時的國共對壘中，中共畢竟是弱勢和被動的一方，出牌的主動權握在蔣介石手裡，而在蔣看來，中共乃是國内政争諸多棋子中比較重要的一枚，他如何出牌、出什麼牌，并不會以中共的動向為轉移。7月，當蔣介石的“圍剿”發動起來後，從廣西長途跋涉到江西的紅七軍對蔣介石此舉的目的作了分析：“在政治方面積極進攻，提出‘專力剿匪’的口号，削弱粵桂反蔣行動的影響，陰謀拆散反蔣的結合。”[28]至于“粵桂方面，亦明知内部組織成分的複雜，無論在軍事上、經濟上及政治上，均極力鞏固廣州第二國民政府的基礎，等待北方馮閻張繼起反蔣，再會師長江，争取天下”。[29]紅七軍不愧是經過國民黨内部政争的曆練，對甯粵沖突、對蔣介石出牌方式的觀察有細緻入微之處，可惜第七軍7月初才到達江西，無法為中共當時的反“圍剿”決策提供幫助。

在各方追求最大利益的算計下，蔣介石在前一次“圍剿”失敗後1個月迅速開始了第三次“圍剿”，這一對蔣而言主要基于政治算計的決策，卻意外地誤打誤撞，出乎中共意料之外，使政治經驗畢竟還欠豐富的中共顯得有點措手不及，在軍事上一度造成國民黨方面有利的局面。後來毛澤東客觀檢討道：“第三次戰役，因為不料敵人經過第二次戰役那麼慘敗之後，新的進攻來得那麼快……紅軍倉卒地繞道集中，就弄得十分疲勞。”[30]這應該是坦率而負責的總結。

1931年7月1日，蔣介石發出“進剿”指令，左翼陳誠、趙觀濤、朱紹良兵分三路由南城、南豐、黎川分向甯都、頭陂、黃陂攻擊前進，第三次“圍剿”開始。紅軍方面通過一方面軍總部電台很快截獲了這一消息。郭化若回憶：“蔣介石七月一日發出第三次‘圍剿’的指令，我們當天在建甯就得到消息。對于這次‘圍剿’的戰略意圖、方針、計劃、部署、指導思想等等大概都了解個輪廓。這是我們戰略指導上特别是判斷情況、定下決心必不可少的前提。”[31]盡管如此，由于中共沒有估計到蔣介石會如此迅速發動新一輪“圍剿”，事先準備不夠充分，如郭所說“不免有些失之稍遲” [32]，這仍形成第三次反“圍剿”初期紅軍倉促應戰的局面。紅軍主力當時集中在贛東和閩西北，紅三軍團在黎川、紅四軍在南豐、紅三軍在宜黃及南豐以西地區，紅十二軍在建泰地區，開辟新區、進行籌款，兵員補充和戰争動員等主要任務均未有效展開。當國民黨軍發動進攻後，整個根據地實際處于開放狀态，而國民黨軍在左翼南城、南豐一帶厚集兵力，又使紅軍難以由所在地直趨贛西南老根據地，不得不繞道閩西南地區.

對紅軍主力此時滞留閩西北，國民黨方面相當清楚，6月20日蔣已注意到紅軍主力“向贛東閩北轉移”。[33]6月下旬，蔣介石在給朱培德、宋子文的電報中再次提到：“赤共主力向贛閩移動。”[34]此後，有關紅軍主力消息不斷傳來，7月1日，何應欽電蔣，報告紅軍“主力竄集德勝關樟村一帶”。[35]2日，陳誠報告蔣介石黎川一帶紅軍主力“有竄建甯、甯化之虞”。[36]正因如此，蔣介石在左翼厚集兵力，陳誠的第十八軍及第六師等精銳部隊放在這一方向，蔣本人也在此路親自督陣。3日，蔣介石緻電左翼朱紹良等：“此次我軍左翼兵力數倍于赤匪，對于側背之掩護兵力尤為雄厚，故我前方各路之進擊部隊，盡可能專心挺進，決無後顧之憂。且挺進部隊以尋求匪軍主力為目的，故進度愈急速愈為得機。”[37]4日，在赴左翼部隊督陣之前，蔣在日記中寫道：“彭德懷自硝石口猛向朱紹良部力沖以來，近且朱毛亦猛沖南豐、南城，圖竄閩浙，吾須親赴南城督戰。”[38]

不過，對紅軍下一步的行動方向，有了前兩次“圍剿”難以捉摸的印象後，蔣介石和國民黨方面不敢遽下判斷。5日，羅卓英向蔣報告：“朱德、彭德懷兩部約二萬人于将樂附近，退卻時揚言先解決福建國軍再回江西。”[39]雖然事後看，報告有相當的準确性，但在資訊混亂的狀态下，國民黨方面并沒有據此改變計劃，而是在側翼保持強厚兵力，然後按部就班地自北向南逼近。這樣的行動方向多少顯得有些機械，缺乏變通，不過，對付紅軍，以變應變似乎并非國民黨軍的有利選擇。何況，離開預定進攻方向，在左右缺乏協同背景下，國民黨軍大有堕入紅軍彀中的可能，毛澤東後來說得很清楚：“江西第三次反‘圍剿’時，假如當時敵人進攻的規模沒有那樣大，而敵有一路從閩贛交界的建甯、黎川、泰甯前進，這一路的力量又适合于我們的攻擊時，也可以設想紅軍就在福建西部的白區集中，首先打破此敵，不必繞道千裡走瑞金到興國。”[40]

7月10日，紅軍主力從福建建甯出發，繞道閩西地區千裡回師贛西南老根據地。7月中旬，到達瑞金壬田後決定繼續往西北集中于都北部山區隐蔽，等待戰機。這一段時間，國民黨軍進展順利，7月19日，占領甯都，25日，進占龍岡。30日，蔣介石向南京方面報告： “贛南東固龍岡黃陂小布古龍岡皆已為我軍占領”。[41]不過，這樣的占領之不足為喜，蔣介石清楚，前方将領更心知肚明，陳誠在給未婚妻的信中道出：“至于進展之速及屢克各城，蓋非出匪不意，不但不能肅清土匪，且為匪所算也。”[42]其實，真正的問題是交手雙方對彼此的動态有多少了解，就此而言，客觀地看，國民黨方面在這一時期似并不處于劣勢。7月11日蔣介石日記載：“探知赤匪仍欲以全力攻我右翼，擊破一點，以搖動全局也。”[43]

此所謂右翼，指的是相對南豐、南城、廣昌左翼一線的吉安、富田、東固一線，這确實是中共主力準備集結的方向，證明國民黨方面的情報不是空穴來風。對于正在于都一帶隐蔽待機的紅軍主力，國民黨方面這時也有覺察，7月17日，上官雲相報告，彭德懷部已進至沙溪、中村、黃陂，準備引誘國民黨軍深入。[44]23日，羅卓英進一步報告，紅軍計劃“在龍崗東固一帶集結主力” [45]，誘敵深入實施決戰。當時蔣的日記記下了其對紅軍動向的準确了解，7月20日記有：“聞赤匪十日來由老巢向古龍崗竄去者有三萬人之衆，乃決心即向龍崗東固攻擊前進。”[46]28日日記中明确寫道：“知第六師已克黃陂、小布矣。第十九路昨日亦克東固，則其所謂老巢者，皆已為我占領，惟其主力尚未擊破，仍麇集于平安寨、馬鞍石一帶，乃必設法擊破之。粵桂雖将逼近湘贛，擾亂我戰略，以助赤匪，而我仍先擊破赤匪為第一任務。粵桂石逆實皆不足平也。”[47]可見，此時蔣介石對紅軍主力的動向掌握确實相當清楚。

如國民黨方面所發現的，7月中下旬，紅軍主力向西北方向開動。7月22日到達于都北部銀坑、橋頭地區，7月28日，進至興國高興地區，在長途跋涉之後進行短暫的休整。7月31日，朱德、毛澤東判斷富田方面國民黨軍力量薄弱，指揮紅軍主力由興國高興圩地區向富田開進，“以繞入敵背搗其後路，使敵動搖震恐，然後消滅其大部隊之企圖，決定先奪取富田、新安” [48]，試圖在此打開缺口，重演第二次反“圍剿”由西向東橫掃的一幕。以龍岡為中心的這一帶老根據地具有良好的群衆基礎，是紅軍擊敗國民黨第一、二次“圍剿”的福地，朱德、毛澤東不惜千裡回師，選擇在此發動戰略反攻，主要即基于此，這就是毛澤東所分析的：“當敵人大舉進攻紅軍時，紅軍總是從白區退卻到根據地來，因為根據地的人民是最積極地援助紅軍反對白軍的。根據地的邊緣區和中心區，也有差別;對于封鎖消息、偵察、運輸、參戰等事，中心區的人民比較邊緣區為好。是以‘退卻終點’，在過去江西反對第一、二、三次‘圍剿’時，都選在人民條件最好或較好的地區。”[49]

但是，紅軍此次千裡回師，目标太大，很難不被察覺，加之國民黨方面擁有空中力量，更增加了紅軍大部隊隐蔽行動的困難。[50]長時間的長途行軍，對紅軍保持戰鬥力也是一個巨大考驗：“這時早稻還沒有收割，正是青黃不接的時候，大兵團行動，有時糧食不足，部隊隻好喝點稀飯充饑。尤其困難的是病員增多了，中暑的、發瘧疾的、拉痢疾的，這個沒好，那個又病倒了，收容隊一天天在擴大。”[51]而紅軍的進軍方向，雖然有其不得不然之理，卻也在蔣介石意料之中，使其可以從容應對。是以，當紅軍發出進攻指令後，形勢其實不容樂觀。右翼贛西南地區，雖然不是初期國民黨方面的主攻方向，卻是其鉗形攻勢的落剪之處，早在7月2日，蔣介石即緻電右翼集團軍總司令陳銘樞：“中本午巡視左翼，拟先到撫州，再往南城，處置妥後，當來右翼。請兄如期進行，并望留精強一旅之衆控置吉安，以防赤匪施行大迂回來襲打吉城。”[52]

u當國民黨軍左翼順着廣昌、甯都、于都“清剿”一圈後，雖然疲憊不堪，但其所謂鉗形攻勢已經有合攏之勢，此前1日，陳誠的第十八軍主力由甯都開至龍岡一帶，正“待命龍岡” [53]，随時可以向富田進發，十九路軍更是在此蓄勢已久。紅軍出動當天，國民黨方面又偵得動靜，作出一系列嚴密部署。[54]十九路軍和十八軍這兩支“進剿”軍中最精銳部隊分扼南北，東邊有第三路進擊軍及正趕往興國的第六、第九師，西邊是贛江天險，紅軍大有堕入對方包圍圈之嫌。正因如此，蔣介石在日記中信心十足：“據飛機報告，今晨有匪之主力二萬人由興國經沙村、洞口向新安、富田方向前進，思來抄襲我十九路軍之側背，幸發覺尚早，布置或尚能及也。乃重下第九次指令，嚴令六、九兩師星夜進攻興國，俾得夾攻，如能如計，則贛南赤匪或能于此一網打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