憑借文學作品改編成電影而一炮而紅的除了“京圈朔爺”王朔，還有劉震雲。1993年，劉震雲創作的《一地雞毛》被馮小剛拍成了電視劇，劉震雲拿到了8萬塊的報酬，雖然沒獲得大獎，但讓劉震雲名聲大噪。
但誰能想到，原本普普通通的農家小子，今後會成為文壇大咖，劉震雲的前半生，一直在不同的身份之間轉換：從最開始普普通通的農村小子，到後來參軍成為軍人，複員後當過教師，緊接着參加聯考成為河南聯考狀元，被北京大學錄取，一路開挂，更新為文壇大拿。
劉震雲，1958年5月生于河南新鄉延津縣，普普通通的農家小子，家境清貧。1973年，15歲的劉震雲産生了離開家鄉的想法，不久後，他報名參軍來到了甘肅酒泉。
在他後來的小說《新兵連》裡，他寫道，茫茫戈壁灘上，四年軍旅生涯的痕迹是如此的清晰可見。後來劉震雲慢慢發現，軍隊生活并不是最終歸宿，隻有考上大學才能出人頭地。于是，1978年的5月，20歲的劉震雲回到了老家河南。在塔鋪中學一邊做民辦教師，一邊複習功課，準備參加剛剛恢複的聯考。
1978年，劉震雲成為整個河南省的聯考狀元，在北大四年的時間裡，劉震雲更加堅定了自己從事文學創作的理想，在北大校刊上他發表了自己的處女作《瓜地一夜》。
北大畢業後，1982年24歲的劉震雲一邊在報社上班，一邊繼續擺弄自己喜歡的文字，潛心于文學創作。五年後，1987年，劉震雲在《人民文學》上發表短篇小說《塔鋪》，遂引起文壇矚目。
1990年時，劉震雲發表了他的中篇小說《一地雞毛》。同行知名作家曾經評價說，這是一部瑣碎人生的範本。将小市民雞毛蒜皮的生活展示無疑，随即在文壇上，在讀者中這部小說都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在北大時期，劉震雲最大的夢想是做“現代的魯迅”，在畢業後，他成為了一名作家，後來結識了馮小剛，他又成了一名編劇，好友王朔曾經這樣評價劉震雲：“我很善于自省，是以活得比較辛苦。我不像劉震雲老師，他總是讓别人辛苦。”
在好友馮小剛的鬼斧神工下，劉震雲多部作品被改編成電影，其中《一地雞毛》、《手機》、《一九四二》最為成功，劉震雲身價也水漲船高，如今的劉震雲，已經是上市公司的股東，可謂是文商“兩開花”。
自 2012年 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以來，關于他的言論從未停止過，瑞典著名漢學家、諾貝爾文學獎終審評委馬悅然評點莫言說：“莫言非常會講故事，太會講故事了。他的小說都是很長的，除了在《上海文學》發表的《莫言小說九段》。”，“我感覺他寫得太多了，他的書有現在的一半厚就更好了。”他還曾親自對莫言說：“你的小說太長了，你寫得太多了。”
有褒就有貶 ，在一次采訪中，記者問劉震雲如何看待當今文壇現狀，他直言不諱回答道：“莫言能獲獎，表明中國至少有十個人，也可以獲獎。”
巧合的是，2011年劉震雲與莫言等共4人都同時獲得國内文學獎的最高獎項茅盾獎，這句話背後的内涵自然是不言而喻。
“這就好像兩個找到新娘的人對着光棍在談洞房花燭夜的得與失，你讓坐在下面的光棍弟兄情何以堪。”
接着他又話鋒一轉：“問題是也許光棍弟兄不覺得這樣的婚姻是他人生最終的目的。”
諾獎雖然誘惑很大，但并不是人人趨之若鹜，對于劉震雲而言，并不願意為了寫作而寫作，相比之下，他更喜歡傾聽作品所傳達的聲音。
衆所周知，劉震雲、王朔、馬未都是“鐵三角”，原本身為文化學者的他，在對收藏産生濃厚的興趣後，便淡出了文壇。他曾經這樣評價兩位好友：“王朔、劉震雲，他倆都不是“正經人”，隻有我自己是好人。”
顯然這句話是對好友的調侃。在《圓桌派》中，馬未都分享了一件劉震雲與王朔之間的趣事：
“劉震雲最會挖坑，挖王朔的坑：王老師，小說寫得非常不錯，王朔說不行，寫不好寫不好，過去了。每天吃中飯，因為吃飯都在，那時候做筆會嘛，都在那個食堂裡吃，那時候食堂也沒說像現在都是擺上席，就是一人一份端在一起。第二天同樣的話還說，王老師确實我覺得你小說寫得好，王朔說真的寫得不好。第三天還這樣誇，王老師我是真心的話，你的小說寫得是真好。然後王朔第三天就說，我是覺得我小說寫得不錯。你瞧，我在桌子上呢，劉震雲當場就把臉翻過來對我說，一般人最多就扛住三天。哈哈，然後王朔就扛到第三天，對吧，讓人恭維的。”
正是這種“恭維”（坑人）的方式，差點讓兩人翻臉，為此，王朔也曾經這樣吐槽過劉震雲：劉震雲比馮小剛還要“狡猾”。
2011年，劉震雲憑借《一句頂一萬句》，獲得了茅盾文學獎。從青年時代創作《塔鋪》、《一地雞毛》等中短篇，到中年開始創作《一句頂一萬句》、《我不是潘金蓮》等長篇小說，劉震雲在寫作這條路上，越寫越能體會出寫作的滋味。
《一句頂一萬句》被稱中國版《百年孤獨》，是劉震雲的一個成熟、大氣之作。
著名評論家 白烨說：
“這是注重人性的細微神經和生活的内在肌理的文學書寫，而語言本身就含帶了意味，言況本身就展現了審美。小說何以是語言的藝術，劉震雲的這部作品既是一個個人化的闡釋，又是一個典型化的示範。”
《一句頂一萬句》洋洋灑灑幾十萬字，生動地刻畫出中國人的生存境遇。與外國人身上背負的十字架不同，中國人身上背負的十字架不是宗教而是語言。這部稍嫌瑣碎的小說，用不斷出場的人物來說明，在中國，語言是一個人氣脈裡最厚重的東西。語言這個東西的順暢流淌很玄妙，不能靠血緣，不能靠愛情，不能靠道德，不能靠等級劃分，甚至連機緣也靠不上。
讀《一句頂一萬句》，常想到《水浒》，千年以來，中國人一直在如此奔走，這種眼光是中國小說的"國風"，"國風"久不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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