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借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而一炮而红的除了“京圈朔爷”王朔，还有刘震云。1993年，刘震云创作的《一地鸡毛》被冯小刚拍成了电视剧，刘震云拿到了8万块的报酬，虽然没获得大奖，但让刘震云名声大噪。
但谁能想到，原本普普通通的农家小子，今后会成为文坛大咖，刘震云的前半生，一直在不同的身份之间转换：从最开始普普通通的农村小子，到后来参军成为军人，复员后当过教师，紧接着参加高考成为河南高考状元，被北京大学录取，一路开挂，升级为文坛大拿。
刘震云，1958年5月生于河南新乡延津县，普普通通的农家小子，家境清贫。1973年，15岁的刘震云产生了离开家乡的想法，不久后，他报名参军来到了甘肃酒泉。
在他后来的小说《新兵连》里，他写道，茫茫戈壁滩上，四年军旅生涯的痕迹是如此的清晰可见。后来刘震云慢慢发现，军队生活并不是最终归宿，只有考上大学才能出人头地。于是，1978年的5月，20岁的刘震云回到了老家河南。在塔铺中学一边做民办教师，一边复习功课，准备参加刚刚恢复的高考。
1978年，刘震云成为整个河南省的高考状元，在北大四年的时间里，刘震云更加坚定了自己从事文学创作的理想，在北大校刊上他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瓜地一夜》。
北大毕业后，1982年24岁的刘震云一边在报社上班，一边继续摆弄自己喜欢的文字，潜心于文学创作。五年后，1987年，刘震云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短篇小说《塔铺》，遂引起文坛瞩目。
1990年时，刘震云发表了他的中篇小说《一地鸡毛》。同行知名作家曾经评价说，这是一部琐碎人生的范本。将小市民鸡毛蒜皮的生活展示无疑，随即在文坛上，在读者中这部小说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在北大时期，刘震云最大的梦想是做“现代的鲁迅”，在毕业后，他成为了一名作家，后来结识了冯小刚，他又成了一名编剧，好友王朔曾经这样评价刘震云：“我很善于自省，所以活得比较辛苦。我不像刘震云老师，他总是让别人辛苦。”
在好友冯小刚的鬼斧神工下，刘震云多部作品被改编成电影，其中《一地鸡毛》、《手机》、《一九四二》最为成功，刘震云身价也水涨船高，如今的刘震云，已经是上市公司的股东，可谓是文商“两开花”。
自 2012年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来，关于他的言论从未停止过，瑞典著名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终审评委马悦然评点莫言说：“莫言非常会讲故事，太会讲故事了。他的小说都是很长的，除了在《上海文学》发表的《莫言小说九段》。”，“我感觉他写得太多了，他的书有现在的一半厚就更好了。”他还曾亲自对莫言说：“你的小说太长了，你写得太多了。”
有褒就有贬 ，在一次采访中，记者问刘震云如何看待当今文坛现状，他直言不讳回答道：“莫言能获奖，表明中国至少有十个人，也可以获奖。”
巧合的是，2011年刘震云与莫言等共4人都同时获得国内文学奖的最高奖项茅盾奖，这句话背后的内涵自然是不言而喻。
“这就好像两个找到新娘的人对着光棍在谈洞房花烛夜的得与失，你让坐在下面的光棍弟兄情何以堪。”
接着他又话锋一转：“问题是也许光棍弟兄不觉得这样的婚姻是他人生最终的目的。”
诺奖虽然诱惑很大，但并不是人人趋之若鹜，对于刘震云而言，并不愿意为了写作而写作，相比之下，他更喜欢倾听作品所传达的声音。
众所周知，刘震云、王朔、马未都是“铁三角”，原本身为文化学者的他，在对收藏产生浓厚的兴趣后，便淡出了文坛。他曾经这样评价两位好友：“王朔、刘震云，他俩都不是“正经人”，只有我自己是好人。”
显然这句话是对好友的调侃。在《圆桌派》中，马未都分享了一件刘震云与王朔之间的趣事：
“刘震云最会挖坑，挖王朔的坑：王老师，小说写得非常不错，王朔说不行，写不好写不好，过去了。每天吃中饭，因为吃饭都在，那时候做笔会嘛，都在那个食堂里吃，那时候食堂也没说像现在都是摆上席，就是一人一份端在一起。第二天同样的话还说，王老师确实我觉得你小说写得好，王朔说真的写得不好。第三天还这样夸，王老师我是真心的话，你的小说写得是真好。然后王朔第三天就说，我是觉得我小说写得不错。你瞧，我在桌子上呢，刘震云当场就把脸翻过来对我说，一般人最多就扛住三天。哈哈，然后王朔就扛到第三天，对吧，让人恭维的。”
正是这种“恭维”（坑人）的方式，差点让两人翻脸，为此，王朔也曾经这样吐槽过刘震云：刘震云比冯小刚还要“狡猾”。
2011年，刘震云凭借《一句顶一万句》，获得了茅盾文学奖。从青年时代创作《塔铺》、《一地鸡毛》等中短篇，到中年开始创作《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等长篇小说，刘震云在写作这条路上，越写越能体会出写作的滋味。
《一句顶一万句》被称中国版《百年孤独》，是刘震云的一个成熟、大气之作。
著名评论家 白烨说：
“这是注重人性的细微神经和生活的内在肌理的文学书写，而语言本身就含带了意味，言况本身就体现了审美。小说何以是语言的艺术，刘震云的这部作品既是一个个人化的阐释，又是一个典型化的示范。”
《一句顶一万句》洋洋洒洒几十万字，生动地刻画出中国人的生存境遇。与外国人身上背负的十字架不同，中国人身上背负的十字架不是宗教而是语言。这部稍嫌琐碎的小说，用不断出场的人物来说明，在中国，语言是一个人气脉里最厚重的东西。语言这个东西的顺畅流淌很玄妙，不能靠血缘，不能靠爱情，不能靠道德，不能靠等级划分，甚至连机缘也靠不上。
读《一句顶一万句》，常想到《水浒》，千年以来，中国人一直在如此奔走，这种眼光是中国小说的"国风"，"国风"久不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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