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但要記住——看鄧一光長篇新作《人，或所有的士兵》
終于斷斷續續地讀完了鄧一光這部長達77萬字的長篇小說新作《人，或所有的士兵》，心情恰如這部新作的物質外觀：厚厚的、沉沉的、還有那麼點悶悶的……
《人，或所有的士兵》鄧一光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作為作家的鄧一光有一個為人所熟知的辨別便是“最會寫軍人”，他的《我是太陽》《父親是個兵》《我是我的神》等作品就是這種辨別的佐證，在他筆下，其軍人無不充滿英雄豪氣陽剛之美。這次的新作《人，或所有的士兵》甫一面世，媒體同樣将其定義為“戰争小說”，僅就題材而言，這樣定義亦無不可。有戰争自然就免不了會有軍人，但這部《人，或所有的士兵》與鄧一光以往小說中的軍人形象相比則頗多颠覆。當然遠不僅是人物，在選材、結構和思想深度等多個次元這部新作都對中國當代文學作出了全新的奉獻。
《人，或所有的士兵》講述的是“二戰”時期一段鮮為人知的往事。1941年12月8日，就在日軍偷襲珍珠港幾個小時後又對香港發動了突襲。由多國部隊組成的香港守軍經過18天的抵抗，在付出了慘重的傷亡代價後宣布投降。當時國民黨第七戰區兵站總監部中尉軍需官郁漱石不幸被日軍俘虜，在位于燊島叢林中的d戰俘營度過三年零八個月非人的生活。作品沒有正面表現這場戰争，而是以戰後國民政府軍事法庭庭審郁漱石為軸線，從多人多視角的叙事展開。圍繞着被告郁漱石、審判官封侯尉、律師冼宗白、郁漱石的養母尹雲英、上司梅長治、李明淵、戰俘營次官矢尺大介、戰俘營的戰友亞倫等人的供詞、陳述和證言等不同視角的陳述與筆錄，逐漸呈現出兩條清晰的線索：一為郁漱石日本留學，美國工作及回國參軍卷入香港戰役并最終被俘的人生曆程；一為d戰俘營三年八個月的囚徒生活。書中有曆史人物，諸如郁漱石與蕭紅、張愛玲等曆史名流的交集，也有虛構的人物；有曆史事件，是許多重大事件的見證者，也有虛構的情節；細到每一天的氣候變化，每一顆子彈的軌迹呈現，廣及對國家、時局、戰争與人類命運的思考。為了這部作品的寫作，鄧一光多次進出香港，爬梳各種圖文史料上千萬字，并從各國圖書館收集整理了上百g的視訊素材。面對這樣一部厚重之作，可以解讀的角度自然不會少，但尤以如下兩個特色格外突出。
《人，或所有的士兵》雖以為期18天的香港保衛戰為故事的整體背景，但這場戰争在鄧一光的筆下被處理成既不局限于中日兩國也不受制于英日雙邊，而是将其作為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部分，與其說這部作品就是“二戰”的濃縮版，不如說作品具有一種國際視野更為确切。而這樣一種主觀設計極強的國際視野在我國的當代文學中是十分有意義的。衆所周知，八年浴血抗戰是我國當代文學創作中的一個熱門題材，但我們過往以此為題材的小說雖也有少量涉及域外者，諸如滇緬遠征軍、陳納德将軍的“飛虎隊”等，但更多的則是孤立地表現本土戰場，無論是正面戰場還是敵後遊擊莫不如是。不是說這樣的選材處理有多大的問題，但如果一概如此也的确會帶來一些局限。從知識層面而言，仿佛我國八年的抗日戰争僅僅隻是中日兩國間的孤立事件而與整個世界的反法西斯戰争沒什麼關系；從認識論的角度而言，如此孤立地處理抗戰題材既不能完整還原日本侵略中國的戰略意圖也無法充分認識我國八年抗戰的國際貢獻與世界價值。俗話說，視野決定格局、格局影響深度。如果說我國當代文學中的抗戰小說還未出現“高峰”之作，其視野與格局的局限就不能不說是其重要原因之一，而從這個次元再來審視《人，或所有的士兵》便不難見出這部作品的與衆不同。作品看上去隻是取材于那場隻有18天的香港保衛戰，但作品中對美國在日本侵華戰争開始時的騎牆态度、國民黨上下得知日本發動珍珠港偷襲後的竊喜以及丘吉爾甯願将香港拱手讓于日軍之手也不同意中國軍隊進入等細節的狀寫，莫不大大加深了這部作品的厚度，它厚就厚在作者對戰争的認識進入到哲學的高度，站在整個人類的角度來反思戰争、祈禱和平，進而使讀者對曆史、對未來與責任有了新的思考，收獲新的啟迪。
與鄧一光以往長篇戰争小說中出現的那種陽剛威武的軍人形象不同，《人，或所有的士兵》的主角兒郁漱石雖是軍人但也是軍人中的戰俘，在他身上表現出更多的是軟弱---對父親訓導的百般恭順、對長官訓斥的唯唯諾諾、對日軍看護的噤若寒蟬；而且作品中不僅隻有郁漱石這樣一個戰俘，還有在燊島上那一群各種膚色戰俘的沉重步履和失去希望如死灰般的木讷表情。說起來，在世界文學譜系中，戰俘以及戰俘營的生活本就是許多作家們創作取材的一座富礦，也出現了諸如《黑獄枭雄》《大偷襲》《第五屠宰場》《極地重生》《一個被追捕了四十年的戰俘》等許許多多脍炙人口的作品。但在中國當代文學的曆史上集中狀寫戰俘營的小說則甚少。這是因為長期以來在我們的觀念中，軍人的形象更多地被固化：要麼上陣殺敵要麼血灑疆場，甯願站着死絕不跪着生，被俘就是一種恥辱。而這樣一種觀念固化的結果必然導緻本該注重個性的軍人形象塑造變成了一種工業化的制式生産。于是，形象的臉譜化乃至神劇化也就成為司空見慣的寫作習俗。與此形成鮮明對照：鄧一光的這部《人，或所有的士兵》以一座戰俘營為“二戰”的一個縮影，在漢語寫作的戰争小說中這當然富于創造性，這不僅是作者勇氣的一種展現，更是為鄧一光對戰争與人關系思考的深度所決定。
在鄧一光筆下：郁漱石固然是俘虜，但還談不上背叛；他時有苟且，但從不出賣同伴；看上去軟弱，但又常以一種“自虐”的方式為難友争取着微薄的權益……在作品中，鄧一光絲毫沒有在精神層面主觀肆意地拔高戰俘的精神意志，而隻是合符邏輯地去想象處于長期極度饑餓和高度恐懼環境中的不同個體會何所思何所為？于是，在郁漱石身上，我們更多地看到的是恐懼，從一種恐懼到另一種恐懼，他作為正常人的生活感官已被戰争切割得體無完膚，就像是戰争機器制造的一個社會殘次品。
行文至此，似乎可以為《人，或所有的士兵》寫下一段概括性的文字了：這部作品與其說是一部戰俘題材的小說，不如說是一部在殘酷而真實的極端環境中直面人性深處的沉思錄。作者通過香港保衛戰營造了一種極端環境，進而由此充分挖掘“人”、解剖人性。小說顯然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戰争題材，超越了習見的家國天下和道德思維，其通過戰争來解剖人性、思考人類文明的深度難能可貴，無疑是中國當代戰争文學的新收獲。如果硬要說還有什麼不盡如人意的話，那就是作品的确還存有進一步凝練的空間。（潘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