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袁世凱的“帝師”楊度住在上海。
青幫大佬杜月笙很賞識他，把租界薛華立路的一座洋房送給他住，每月給500元咨詢費，上海的小報都說他是杜月笙的徒弟。
楊度不承認，說我一沒有遞過文章，二沒有點過香燭。我稱他杜先生，他叫我皙子兄。老實說，我不是青幫，而是“清客”。
這當然是自嘲之詞，但清客的定位很準确。杜月笙要的是他的名，他要的是杜月笙的利，互相需要而已。
1927年，楊度去北京太平湖飯店參加熊希齡女兒婚禮。從外交部汪大燮口中得到一個緊急消息：張作霖要向共産黨開刀。
當時，李大钊等共産黨員借俄國兵營主持黨務。根據《辛醜條約》的規定，中國軍警不能進入使館界，是以在這裡是非常安全的。
張作霖秘密接洽英美日三國公使，商讨派兵進入使館區，搜查俄國兵營事宜。他秘密訓練了一批軍警，準備執行特别任務。
汪大燮把楊度看作同志，這才把這秘聞透露出來。楊度與李大钊是老相識，趕緊退席回到家裡，悄悄轉告胡鄂公，讓他通過内線通知李大钊。
李大钊接到資訊，半信半疑。北洋政府曆來都懼怕外國使團，張作林哪有膽量到俄國兵營搜查。最後隻有4人轉移到别處隐蔽，而李大钊卻堅持留下來。
張作霖派兵包圍東交民巷俄國兵營。便衣特務化裝成黃包車夫，把黃包車沿圍牆排了一圈，封鎖翻牆逃走之路。李大钊等30餘個共産黨員被捕。
楊度聽聞消息，立即前去安國軍司令部面見張作霖，提出應将李大钊等人移交地方法院審理。隻要走正常的法律程式，就還有營救的可能性。
楊度賣掉北京住所“悅廬”公館，換得4500大洋，全部用來賄賂買通審案官員，全力營救李大钊出獄。張作霖不顧輿論反對，在1927年4月28日把李大钊等人處死。
楊度墨寶
幾個月後，楊度離開北京，寓居上海，以賣字畫為生。
他的潤筆費很高，少則數十元，多則數百元。盡管如此，登門求墨寶者依然絡繹不絕。
通過章士钊引薦，楊度結識了青幫頭子杜月笙。杜月笙在上海灘權勢極大，跟租界的巡捕房很有交情，又是蔣介石的秘密高參。他如古代的孟嘗君一樣，網羅了一大批清客為自己服務。
楊度的名聲早已響遍全國，文采學問更是當時少有。兩人一見如故，杜月笙給他房子票子，楊度給他寫幾幅字，做點文章。
這時，有個湖南老鄉王紹先成為楊家的常客。他本是個富家子弟，平常閑的沒事，常來找楊度聊天。王紹先有個親戚叫陳赓，在中共中央特科從事情報工作。
有一天，陳赓跟着王紹先來到楊度家。楊度秘密向陳赓表示：“願以自己的身份和社會地位，為共産黨出力。”楊度是極端的君主立憲派，突然轉向共産主義，惹得黨内一些人懷疑。
楊度
1929年，經過一年的考察，周恩來親自準許楊度入黨，由潘漢年與他單線聯系，後來又改為夏衍聯系。楊度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提供了很多情報，捐獻了不少财物。
夏衍每月跟楊度聯系一次，送給他一些黨内刊物和“禁書”，交流中央蘇區的戰争情況。
楊度暢談國内局勢，把北方軍閥、國民黨内部的派系鬥争，講得生動有趣，并且多次親筆書寫國民黨内部情況，裝在用火漆封印的大信封内，要求夏衍轉給上級組織。
兩人熟識後，楊度曾向夏衍表白心迹，說：“我平生做過兩件大錯事。一是辛亥革命前，我拒絕和孫中山先生合作，說黃興可以和你共事，我可不能和你合作，對這件事，我後來曾向孫中山先生認過錯；二是我一貫排滿，但我不相信中國能實行共和，主張中國要有一個皇帝來統治，這件事直到張勳複辟後，我才認了錯。”
在夏衍看來，楊度雖然入了黨，但在行為舉止方面依然像個書生。他相信佛教，寫過一部篇幅很大的研究佛理的書。他在同志間從不互稱同志，就算是談起十分敬佩的周恩來同志，也是開口翔宇兄，閉口伍豪先生。
解放後，周總理多次提到楊度，十分關心他的後代情況。有一次夏衍告訴他，楊度的女兒楊雲慧回國後，已在電影廠工作，周總理很高興，說：“她有困難可以直接找我。”
周總理去世前，吩咐秘書轉告王冶秋：“他晚年參加了黨，是我上司的，直到他死。”要求王冶秋轉告上海《辭海》編輯部，若是有楊度的辭目時，一定要把這件事加上。
楊度可以算是中國近代史上的奇人。他青年跟随大儒王闿運學習帝王之學，一心想成為帝師。中年輔佐袁世凱稱帝，受盡世人辱罵，隻得一心向佛。晚年卻由周恩來特批，悄悄加入中國共産黨。
他的一生，從古老的帝王學，轉到資産階級憲政，最後轉到共産主義。這條艱辛探索的路，正是中國千百萬知識分子走過的路。
楊度辭世前，自寫了一副挽聯：帝道真如，如今都成過去事；醫民救國，繼起自有後來人。
他真正認清了群眾的力量，相信在無數後來人的努力下，中國必将有美好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