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袁世凯的“帝师”杨度住在上海。
青帮大佬杜月笙很赏识他，把租界薛华立路的一座洋房送给他住，每月给500元咨询费，上海的小报都说他是杜月笙的徒弟。
杨度不承认，说我一没有递过帖子，二没有点过香烛。我称他杜先生，他叫我皙子兄。老实说，我不是青帮，而是“清客”。
这当然是自嘲之词，但清客的定位很准确。杜月笙要的是他的名，他要的是杜月笙的利，相互需要而已。
1927年，杨度去北京太平湖饭店参加熊希龄女儿婚礼。从外交部汪大燮口中得到一个紧急消息：张作霖要向共产党开刀。
当时，李大钊等共产党员借俄国兵营主持党务。根据《辛丑条约》的规定，中国军警不能进入使馆界，所以在这里是非常安全的。
张作霖秘密接洽英美日三国公使，商讨派兵进入使馆区，搜查俄国兵营事宜。他秘密训练了一批军警，准备执行特别任务。
汪大燮把杨度看作同志，这才把这秘闻透露出来。杨度与李大钊是老相识，赶紧退席回到家里，悄悄转告胡鄂公，让他通过内线通知李大钊。
李大钊接到信息，半信半疑。北洋政府历来都惧怕外国使团，张作林哪有胆量到俄国兵营搜查。最后只有4人转移到别处隐蔽，而李大钊却坚持留下来。
张作霖派兵包围东交民巷俄国兵营。便衣特务化装成黄包车夫，把黄包车沿围墙排了一圈，封锁翻墙逃走之路。李大钊等30余个共产党员被捕。
杨度听闻消息，立即前去安国军司令部面见张作霖，提出应将李大钊等人移交地方法院审理。只要走正常的法律程序，就还有营救的可能性。
杨度卖掉北京住所“悦庐”公馆，换得4500大洋，全部用来贿赂买通审案官员，全力营救李大钊出狱。张作霖不顾舆论反对，在1927年4月28日把李大钊等人处死。
杨度墨宝
几个月后，杨度离开北京，寓居上海，以卖字画为生。
他的润笔费很高，少则数十元，多则数百元。尽管如此，登门求墨宝者依然络绎不绝。
通过章士钊引荐，杨度结识了青帮头子杜月笙。杜月笙在上海滩权势极大，跟租界的巡捕房很有交情，又是蒋介石的秘密高参。他如古代的孟尝君一样，网罗了一大批清客为自己服务。
杨度的名声早已响遍全国，文采学问更是当时少有。两人一见如故，杜月笙给他房子票子，杨度给他写几幅字，做点文章。
这时，有个湖南老乡王绍先成为杨家的常客。他本是个富家子弟，平常闲的没事，常来找杨度聊天。王绍先有个亲戚叫陈赓，在中共中央特科从事情报工作。
有一天，陈赓跟着王绍先来到杨度家。杨度秘密向陈赓表示：“愿以自己的身份和社会地位，为共产党出力。”杨度是极端的君主立宪派，突然转向共产主义，惹得党内一些人怀疑。
杨度
1929年，经过一年的考察，周恩来亲自批准杨度入党，由潘汉年与他单线联系，后来又改为夏衍联系。杨度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提供了很多情报，捐献了不少财物。
夏衍每月跟杨度联系一次，送给他一些党内刊物和“禁书”，交流中央苏区的战争情况。
杨度畅谈国内局势，把北方军阀、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讲得生动有趣，并且多次亲笔书写国民党内部情况，装在用火漆封印的大信封内，要求夏衍转给上级组织。
两人熟识后，杨度曾向夏衍表白心迹，说：“我平生做过两件大错事。一是辛亥革命前，我拒绝和孙中山先生合作，说黄兴可以和你共事，我可不能和你合作，对这件事，我后来曾向孙中山先生认过错；二是我一贯排满，但我不相信中国能实行共和，主张中国要有一个皇帝来统治，这件事直到张勋复辟后，我才认了错。”
在夏衍看来，杨度虽然入了党，但在行为举止方面依然像个书生。他相信佛教，写过一部篇幅很大的研究佛理的书。他在同志间从不互称同志，就算是谈起十分敬佩的周恩来同志，也是开口翔宇兄，闭口伍豪先生。
解放后，周总理多次提到杨度，十分关心他的后代情况。有一次夏衍告诉他，杨度的女儿杨云慧回国后，已在电影厂工作，周总理很高兴，说：“她有困难可以直接找我。”
周总理去世前，吩咐秘书转告王冶秋：“他晚年参加了党，是我领导的，直到他死。”要求王冶秋转告上海《辞海》编辑部，若是有杨度的辞目时，一定要把这件事加上。
杨度可以算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奇人。他青年跟随大儒王闿运学习帝王之学，一心想成为帝师。中年辅佐袁世凯称帝，受尽世人辱骂，只得一心向佛。晚年却由周恩来特批，悄悄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的一生，从古老的帝王学，转到资产阶级宪政，最后转到共产主义。这条艰辛探索的路，正是中国千百万知识分子走过的路。
杨度辞世前，自写了一副挽联：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他真正认清了民众的力量，相信在无数后来人的努力下，中国必将有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