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新華每日電訊
曹禺 新華社資料片
1910年，一個名叫萬家寶的孩子誕生于天津。1934年，他以曹禺的筆名發表了劇作《雷雨》（此前曾以此名發表小說），此後又創作或改編了《日出》（1936年）、《原野》（1937年）、《北京人》（1941年）、《家》（1942年）等優秀劇作，這些劇作脍炙人口，成為經典，具有經久不衰的藝術魅力，不僅被譯成英、法、俄、德、意、日、韓、蒙古、西班牙、阿拉伯等多種語言，而且在各個劇院和中外舞台常演常新。其戲劇還被改編為電影、電視劇、舞劇、歌劇、平劇、地方曲藝等多種藝術形式。僅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就先後15次創演、複排曹禺的8部話劇。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些名噪一時的作品逐漸歸于沉寂，而曹禺的戲劇卻越來越凸顯其文化傳播力和影響力。
“寫《雷雨》是一種情感的迫切需要”
曹禺是誰？以他23歲創作傑作《雷雨》的經曆，他簡直是藝術史上的奇迹；而以他35歲之前才華橫溢、此後便一直處于“正在寫”而寫不出的狀态，他又是特别值得研究的案例。曹禺曾經對給他寫傳記的田本相說，你要寫我，先要寫出我的苦悶來。
曹禺的苦悶首先來自家庭的氛圍：他的父親萬德尊曾經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留學，這個學校出過很多中國軍事名人，如蔡锷、蔣百裡、閻錫山等，萬德尊歸國後曾任民國總統黎元洪的秘書，無奈政治局勢波谲雲詭，黎元洪倒台，不足40歲的萬德尊賦閑歸家，在天津海河邊上購置了一座西式洋樓，過起了寓公生活。
萬德尊的第一位夫人年紀輕輕去世，曹禺的母親嫁入萬家，卻在生下曹禺三天後因産褥熱逝世。事業家庭皆不如意，萬德尊便在家中聚集一幫落魄文人，人前他排遣抑郁，縱情詩酒；人後他歇斯底裡，亂發脾氣。曹禺的父親、兄長都吸食鴉片，常常是在曹禺放學回家時，他們還沉睡未起，家中如墳墓般蕭索、冷寂。
曹禺的繼母是他生母的孿生妹妹，對待曹禺視若己出，曹禺一直認為繼母就是生母。可是刁鑽的女仆劉媽在與繼母有了嫌隙之後，就故意告訴曹禺：她不是你的親媽。童年的曹禺在知道生母已逝的那一刻，便内心悲戚，頓覺無所歸依，從此那種孤獨飄零的情愫萦繞他一生。在他18歲的舊曆新年，家道敗落後父親突然病逝，除夕夜家家都在迎新納福，曹禺卻不得不向親友報喪求助，當那些院落的大門被敲開時，迎接他的是驚詫、厭惡，那種寒冷令他發怵。
曹禺說“我素來有些憂郁而暗澀”，“心裡永感着亂雲似的倉促、切迫”，他的家庭和周遭發生的事情，都刻印在他的心裡，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他說，“寫《雷雨》是一種情感的迫切需要”“一種無名恐懼的表征”“《雷雨》的降生，是一種心情在作祟，一種感情的發酵”。曹禺的寫作來源于自我抒發的生命表達。
歌德說過，藝術是人類精神灌注其中的産物，對于創作者而言，不僅耗其神思，而且勞其筋骨。抗戰時期，曹禺在四川江安的國立劇專做教授，戰火中的輾轉奔波、教學中的勞心費神，讓他的創作受到影響，他那如江水般奔湧的創作才思受到阻礙。
抗戰戲劇風湧之時，各處都需要劇本，很多人向他催稿子，可是他一時半會寫不出來，就對人家說，正在想，正在想。以緻後來他有一個劇本的名字，真的就叫《正在想》。
他的創作起點很高，一直都在想着出大作品，出好作品。他在寫作劇本《北京人》時，想着要突破自己，達到一個新的更高的藝術目标。為了找個安靜的地方，全力以赴，他居然躲到長江邊上一條抛錨的江輪上去寫作。三伏天的甲闆上依然悶熱，曹禺就打着赤膊，日複一日，揮汗如雨的地寫作。江岸邊上的纖夫們看到他如此辛苦，問他在幹什麼？他說在寫劇本。纖夫們感慨，總以為自己是苦人，原來寫個劇本也是這麼苦。
這一時期曹禺結識了一位美麗善良的大家閨秀鄧譯生，鄧譯生後來改名方瑞，曹禺每寫完一部分劇稿，就交給方瑞謄抄。方瑞以一手秀雅端莊的蠅頭小楷，把稿子抄寫出來，其中一部分手稿在北京人藝的戲劇博物館裡還能看到。這既是珍貴的戲劇文物，也是艱苦歲月裡他們用心血淬煉的藝術結晶。
曹禺渴望靈魂的自由，他筆下的人物是他靈魂的表征。繁漪“最雷雨的性格”裡有對愛情的渴求、對自由的向往，她想沖破壓抑沉悶的周公館，擺脫“最有秩序的家庭”當中最難忍受的被動服從，找到一片能夠暢快呼吸的自在天空。
《日出》中的陳白露家道中落之後，成了大飯店的交際花，靠着出賣年輕漂亮的身體，過着醉生夢死的日子。直到曾經的同學、她的癡戀者方達生到來，叫起她從前的名字，直到她感覺了被侮辱與損害的小東西的悲慘結局，她才終于明白，在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的資本世界裡，她想在大飯店裡找到苟且偷安的一隅是多麼的可笑幼稚。她在肉體已經深陷泥淖之時，依然保持着靈魂自由的渴望，她用安眠藥葬送了自己的人生，卻把自由的靈魂安放到陽光下的青草地上。
《原野》中的仇虎被複仇的意念所控制，然而複仇之後的歸宿卻是他向往的“金子鋪地的地方”，盡管他也說不清那個地方在哪裡，怎樣才能到達。但是，在他的夢想之中，那裡至少不會有焦閻王那樣的惡霸，不會有人與人爾虞我詐、互相欺壓造成的仇恨的毒芽。那裡應該有一個像原始的“北京人”那樣的生命，他不管制造了“死活人”“活死人”“活人死”的社會規約，他有足夠的力量打碎一切桎梏，想愛就愛，想恨就恨，是一個充滿了生命創造力、符合人類存在的本質意義的人。哪怕曆經苦難，到了生命盡頭，也像《家》裡的瑞珏一樣，望着漫天的飛雪，依然相信“冬天也有盡了的時候”。
“繼魯迅之後，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能塑造人的靈魂的作家”
曹禺說：“我喜歡寫人，我夫妻，我寫出我認為是英雄的可喜的人物；我也恨人，我寫過卑微、瑣碎的小人。我感到人是多麼需要了解，又是多麼難以了解。沒有一個文學家敢講這句話——‘我把人說清楚了’。”田本相在《曹禺傳》中寫道：“他是繼魯迅之後，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能塑造人的靈魂的作家。”
《雷雨》中曾經在德國留學、成為礦業董事長的周樸園，在他認為最有秩序的家庭裡卻制造了一系列的家庭悲劇。《日出》中的黑社會頭子金八從未出場，但是在他的打手黑三的蠻橫中足見其勢力強大，他要強暴一個孤苦無依的小女孩，一衆惡人助纣為虐。逃跑的小女孩躲入陳白露的房間，陳白露看着她的滿身傷痕，将心比心，軟硬兼施，逼着銀行家潘月亭搭救。可是金八略施小計，就讓銀行家垮台，讓陳白露自殺。
《原野》中的複仇者仇虎，他家的土地被地主焦閻王霸占，他的父親被活埋，妹妹被賣進妓院，他自己被污蔑為土匪關進監獄，他僥幸從轉運犯人的火車上逃脫，生命的支點被複仇的情緒支撐着。殘酷的迫害制造了他的悲劇，而他也成為新的悲劇的制造者。《北京人》裡的曾老太爺，《家》裡的高老太爺、馮老太爺，他們也許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惡人，但是他們的封建家長制的道德倫理、男尊女卑的偏狹意識、霸道而虛僞、自私又矜持的行為，對于年輕的生命、尊嚴、向往仍然具有禁锢性和殺傷力。
從現實存在出發，曹禺對人類的弱點和宿命感到無奈、悲哀，但是他又不自覺地運用辯證的思維方法，看到人的存在和人性内涵的豐富、複雜，對不幸的人們流露出深深的悲憫。是以，他筆下的一系列人物，形成了那個時代、那個社會的鮮明群像，他們不僅有生命的質感、人性的内涵，更有時代的烙印、哲思的韻味。
如果在社會中發現一個問題，就寫一部戲劇，那麼戲劇除了承載問題之外，便沒有了藝術的旨趣。曹禺講究的不是戲劇合不合局部的、暫時的意念之“槽兒”，而是講究戲劇夠不夠人性的、美學的“味兒”。曹禺說：“現實主義的東西，不可能那麼現實。”曹禺的戲幾乎都沒有确切的背景，要有也是十分模糊的。曹禺曾說，他不會像茅盾的小說《子夜》那樣，在明确的曆史時間概念中對現實生活的内容做出逼真的再現。
他說寫《雷雨》是在寫一首叙事詩，既然是詩，就要有詩的韻律、意境、風骨、神韻，要有溫柔敦厚的中國詩學之道，“人畢竟是要活着的，并且應該幸福地活着，腐肉挖去，新的細胞會生出來”。是以他描寫現實卻不拘泥于寫實，他能在污穢中看到聖潔，在黑暗中看到光明，表現對發展趨向的理想主義的憧憬。《日出》中漫天紅霞裡回響的雄壯的夯歌，《北京人》中愫方、瑞貞奔向自由的步伐，都是沉郁、幽暗背景中絢麗的曙光，是對現實生活的詩意化、寓言化的表達。
中國優秀的劇作家都表現出這樣一個特點，即他們對中外戲劇廣博的涉獵和高深的素養，如田漢、郭沫若、洪深、李健吾、楊绛，等等。曹禺的閱讀興趣很廣，從戲曲劇本、古典詩詞、小說，到外國哲學、美學等，再到古希臘戲劇、古羅馬戲劇以及莎士比亞、易蔔生、奧尼爾、契诃夫等，他都頗感興趣。他的戲劇裡常常涉及神秘、原始、恐懼、夢魇，這些幾乎是表現主義戲劇的典型意象。但是，他的戲劇叙事方式卻是中國觀衆所喜聞樂見的。他的戲劇結構很講究，善于講述一個有頭有尾、有懸念、有張力的戲劇故事，而故事當中，充滿了中華文化的道德倫理和詩學正義，這也是他的戲劇被中國觀衆廣泛接受的原因之一。
戲劇與文學不同，僅有文本，它的存在形态隻完成了一半，隻有立在舞台上，才能煥發藝術的光彩。曹禺的戲劇培養了多位導演藝術家，他們在各自的藝術追求的向度裡，展示出各自不同的藝術造詣。曹禺的戲劇培養了一代又一代的演員，劇中那“金剛石般”擲地有聲的藝術語言，渾茫繁複的人性内涵，愛到極緻、恨到殘酷的情感糾纏，還有戲劇情境所顯現的哲學意味，讓演員們在藝術創造中磨煉心性，提升水準。曹禺的戲劇也培養了一代又一代的觀衆，人們走進劇場與偉大的劇作家靈魂對話，與戲劇情境融通，除了感受曹禺戲劇的經典性，也間離了現代背景下庸常、匆促的人生。 （宋寶珍）
責任編輯： 邱麗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