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24日，由愛德華•斯諾登主演的紀錄片《第四公民》在美國上映。
該紀錄片完整地還原了“棱鏡門”事件的全過程，也因極具争議性的故事内容和高超的拍攝手法一舉斬獲了第87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紀錄長片，并在國際社會引發了一陣熱談。
從2013年“棱鏡門”事件曝光到2020年俄羅斯給予斯諾登永久居留權，這個“叛國”鬥士跌宕起伏的前半生看似已經塵埃落定，但是圍繞着“棱鏡門”背後的隐秘、圍繞着斯諾登赴俄過程中的權力角逐，卻還有很多的故事可講。
而作為斯諾登赴俄背後最大的推手，“維基解密”的創始人朱利安·阿桑奇卻沒那麼好運。在今年7月被取消厄瓜多國籍之前，美國政府向英國提出了針對阿桑奇的引渡申請，但被英國政府以阿桑奇患有精神疾病拒絕。
在四處逃亡躲藏的十一年時間裡，這位無政府主義者或許已經體會到了權力的殘酷性。
2010年，“維基解密”曝光了美國政府在阿富汗戰争和伊拉克戰争中的許多秘密檔案，這些檔案較長的描述了美軍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戰場上傷害平民的殘暴行為，一時間讓美國政府在國際社會上倍受譴責。
而作為始作俑者，阿桑奇也因違反美國安全法律進入了美國情報系統的監視之下，等待他的将會是美國瘋狂的報複。
同年8月，阿桑奇在瑞典因涉嫌一宗性侵案件被瑞典警方立案，并在倫敦被國際刑警組織逮捕。而在取得保釋後，阿桑奇躲進了厄瓜多的大使館，尋得了厄瓜多的庇護。
在被厄瓜多保護着的七年時間裡，阿桑奇雖然沒有锒铛入獄，但也不能說生活自由，在厄瓜多、英國、美國三方的夾縫中，阿桑奇實則難以尋找到一條出路。
在被英國警方逮捕後，英國内政發言人證明阿桑奇被捕與美國提出的引渡要求有關，而一旦阿桑奇入侵美國政府機密電腦的罪名成立，那等待他的将是為期五年的監禁生活。
時任英國首相特蕾莎·梅對此事件發表聲明，聲稱：“在英國，沒人能淩駕于法律之上！”，但遠在俄羅斯的斯諾登卻直言這是“新聞自由的黑暗時刻”。
在全世界人民聲援阿桑奇的大背景下，各國政府對阿桑奇的圍追堵截，既表明了“維基解密”所揭露檔案的真實性，同時也暗含了言論自由與國家機器之間的對抗。
在阿桑奇高舉言論自由的大旗，向全世界揭開政府僞善的真面目的這些年間，他得罪的已經不僅僅是美國政府，而是名為“國家機器”的權力體系。
當初風度翩翩的阿桑奇變身大腹便便的“聖誕老人”，雖然“圈養”生活摧殘了他的容顔，但卻沒有磨滅掉他骨子裡對自由的瘋狂追求。
從出身就注定不平凡的阿桑奇與斯諾登最根本的差別或許就在于他們對自由的了解不同。
阿桑奇的曝光行動從意義和影響上來說更偏向于對政府的無差别攻擊，他對政府秘密檔案的曝光并不局限于檔案本身，還在于對言論自由的極端追求。
正如阿桑奇所言，他所主張的言論自由追求的是能撼動資本的影響力，是以，他動搖的不僅僅是美國的國家形象，更是資本的醜惡面孔。
而從為阿桑奇提供避難場所的厄瓜多來看，保或者不保阿桑奇的背後也與其國内的政治鬥争有關。
在阿桑奇被英國政府正式批捕後，曾為阿桑奇提供政治庇護的的厄瓜多前總統科雷亞公開發聲，直言厄瓜多停止為阿桑奇提供庇護是為了從國際貨币基金組織獲得上億美元的貸款。言外之意即是厄瓜多為了讨好美國，選擇了交出阿桑奇來擷取更大的利益。
科雷亞稱現任總統莫雷諾為“厄瓜多和拉丁美洲史上最大的叛徒”，但是在美國稱霸全球的大環境下，不論是莫雷諾還是厄瓜多都無力與美國抗衡。
保護阿桑奇能得到的隻有世界群眾的聲援和支援，但除此之外，阿桑奇給不了厄瓜多任何實惠。
從某種程度上說，阿桑奇作為一名反戰主義者、作為一名自由派向全世界展示了真正的自由，但可悲的是在他向全世界兜售政府醜聞之時，他已經堵死了自己全部的退路。
斯諾登尚且可以逃亡俄羅斯，但整日叫嚣“自由”、“民主”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卻都和美國是一丘之貉，阿桑奇流亡歐洲不過是從虎穴逃到了狼窩，而在暗處，美國老大哥始終都在注視着他。
與阿桑奇自由的黑客身份不同，斯諾登曾入職美國中央情報局，為美國政府工作。是以，相較于阿桑奇的“勇敢無畏”，斯諾登則兼具政治敏感性。
“棱鏡門”所揭示的也更多的是政府對個體隐私權的侵犯，而并不讨論政客與政府在政治事件上的虛僞與世故。
而從這一層面來說，也正是因為斯諾登以一個美國公民的身份揭示了美國政府對美國公民和各國政要資訊的竊聽，才使得斯諾登在被美國政府通緝時，得到了來自其他國家政府的援助。
從“棱鏡門”事件爆發的全過程看，斯諾登在向《衛報》以及《華盛頓郵報》爆料“棱鏡計劃”之前就對自己未來的道路有了周密的安排。
憑借着高超的網際網路技術，斯諾登在為美國中情局工作期間可以說是備受重用。
但據目前資料顯示，早在2008年美國大選之時，斯諾登就将選票投給了“第三黨”，而非當時的熱門候選人奧巴馬。且在奧巴馬當選一年後，斯諾登就離開了中情局，開始輾轉于私人網絡供應商之間，以擷取更高額的報酬。
從這些事件我們可以推斷，或許早在這個時候，斯諾登的“曝光計劃”就已經初露端倪，而之後的所有工作既是為了之後的流亡生活積攢生活費，同時也是為了繼續監測美國政府的動向。
在搜集到足夠多的證據後，斯諾登選擇在香港曝光了美國的“棱鏡計劃”，原因是香港承諾保障言論自由及政治異見人士。
而此刻美國政府也立即作出反應，向香港發出了引渡申請。
當時作為美國公民，斯諾登的行為毫無疑問已經觸犯了美國法律，但在兩方交接的過程中，香港并沒有限制斯諾登離境，而斯諾登也趁此機會向俄羅斯送出了政治避難申請，就此登上了開往俄羅斯的飛機。
斯諾登以合法的手段得到了俄羅斯的庇護，也就此在俄羅斯定居，直至獲得俄羅斯公民的身份。可以說，在斯諾登與美國政府的這一仗中，美國政府是滿盤皆輸，既丢了面子也丢了裡子。
在斯諾登改名換姓，成為一個“真正的”俄羅斯人後，美國再也無力對斯諾登進行逮捕，而“棱鏡門”事件也注定會将美國政府釘在恥辱柱上，成為美國曆史中翻不過的一頁。
但反過來說，為何斯諾登的逃亡行動能如此順利？為何俄羅斯能為斯諾登提供堅定的政治庇護？
這同樣與大國之間的博弈息息相關。從監聽事件本身來看，斯諾登的爆料損害的是美國的利益和形象，而對于被監聽的國家來說，斯諾登無疑是“英雄”。
與美國關系密切的西歐各國雖然同樣對美國不滿，但也不至于就此和美國翻臉，而對于和美國針鋒相對的俄羅斯來說，這不啻于是攻讦美國的絕佳機會。
依照普京的強硬做派，俄羅斯不會吝啬于為斯諾登提供政治庇護，因為隻要斯諾登還能公開發言，美國政府醜惡的一面就永遠不會被世人忘記。
是以，選擇俄羅斯可以說是斯諾登做出的最佳選擇。有阿桑奇的前車之鑒，斯諾登已經對西方國家的僞善徹底失望，此時，或許隻有選擇美國的“敵人”，才能有活命的機會。
幸運的是，按照目前國際局勢的發展，斯諾登在俄羅斯的生活可以預見會越來越順利。
在未來的很長一段時間裡，美俄關系都難以緩和，而這也給斯諾登提供了充足的生存空間，使得其可以自由的生活。
可以說，斯諾登對自己計劃的周密布局為他赢得了生存下來的機會，但與“理想主義者”阿桑奇骨子裡的極端與瘋狂不同，斯諾登所追求的“消極自由”或許才是我們現階段所能獲得的真正自由。
正如上文所言，阿桑奇和斯諾登對于政治避難國的選擇決定了他們如今不同的生存境況。
俄羅斯可以抵抗美國的制裁和威脅，但厄瓜多對于美國的脅迫卻無能為力。
而對于曝光了俄羅斯機密檔案的阿桑奇來說，莫斯科再也不能為其提供任何庇護。正如當初俄羅斯情報局官員所言：“維基解密網站如果披露俄羅斯機密，那将會永遠消失”。
是以，在美國掌握全球大多數話語權的情況下，如果要反抗美國的統治，那一定程度上就必須站到美國的對立面。
阿桑奇和斯諾登為了公民的言論自由與個人隐私權不受侵犯站到了美國的對立面，那他們就必須選擇在政見等方面與美國相對立的國家。
美國的盟友們同樣不會為了公權力發聲，而即使強悍如俄羅斯，也不過是在利用斯諾登要挾美國，而并非為群眾追求真正的自由。
從這個角度來看，阿桑奇、斯諾登也同樣是權力鬥争的犧牲品，但他們的犧牲并不是沒有結果，相反，他們的鬥争能換來更多的覺醒。因為，當真相真正地展現于人前時，各方互相制衡的格局也會在短時間内處于一種微妙的平衡之中。
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比如阿桑奇與斯諾登，斯諾登作為曝光者，尚且可以說是“解密者”，但阿桑奇的許多行為卻可以稱之為“竊密者”。
我們反對公權力的濫用，反對對個人隐私的竊取，但并不意味着我們要以同樣的方式來對其還以顔色。
阿桑奇無差别的攻擊可以說是對“國家機器”的失望，對世界政壇的失望，但老實講，他所追求的“積極自由”在當下确實是遙不可及。阿桑奇代表了弱者的利益，他站出來為弱者發聲，但若是人人相仿這種無政府的狂歡，那被濫用的公權力則勢必會走向另一個極端，緻使整個社會陷入一種無序的狀态。
而對于斯諾登來說，雖然美國政府給他扣上了“叛國者”的帽子，但從他所做的事情來看，他甚至可以稱得上是一個“愛國者”。
他從始至終所堅持的無非是憲法保障下公民合理的隐私權，而他揭露竊聽事件的真正目的也不過是想敦促美國國會完善相關法律，以此來限制政府權利、保障個體的隐私。
而以法律這種高度秩序化、程式化的方式來追求自由，或許已經是我們現階段能夠達到的最高水準。
但是，如果僅僅将阿桑奇和斯諾登定義為美國的洩密者，這在一定程度上算是貶低了二人做出的功績。從更宏大的次元上講，阿桑奇和斯諾登甚至可以算是人類邁入資訊世界以來的先覺者。
他們敏銳地發現了政府正借由網絡和資訊侵蝕着人們的生存空間，在看不見的地方，總有一雙眼睛在監視着我們的一舉一動。是以，我們對阿桑奇、斯諾登的聲援或許不應該局限于國家與國家的次元，而應該深入到公民與政府的對立、個體與國家機器的對抗。
當然，兩人都選擇了洩露美國機密一定程度上也能說明許多問題。上世紀末“自由民主”的燈塔——美國，其僞善的面紗已經被一層層剝離。
在一片繁華之下，美國社會的膿瘡和毒瘤從未被治愈。而這是否說明美式的自由、民主不過是其争權奪利的工具？在未來，究竟什麼才能真正地保障人權、保證自由，或許我們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