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論斷的局限性

士人在中國古代社會中屬于最基層的貴族最高層的庶民，是上層與下層之間的交會層。這一階層中盡管有些人以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信條，恪守封建綱常名教，但更多人或浮華交遊、廣結朋黨，或互相吹噓、沽名釣譽，是以，中國曆朝曆代對士人總體評價并不高，他們的命運相對說來也比較凄慘和悲催。

批評士人的正史野史稗史雖然汗牛充棟，而真正用來可誦讀的文章并不多見。自号倉山居士的清朝乾嘉時期的著名文學家袁枚，在《原士》一文中寫道“士少則天下治”，繼而又說“士既少，故教之易成，祿之易厚，而用之亦易當也”。袁枚的這番話的證據何在？他說自古以來舉凡朝代開局之時大都士人不多，而到了各朝晚期，士人數量增多，綱紀紊亂政局不穩，如“周末士多，故秦散三千金而天下之士相與鬥。漢末士多，故頌王莽功德者四十二萬人。宋末士多，故淳熙、景德間三學之權與宰相抗，史嵩之、丁大全等皆畏之；及賈似道作相，加以餐錢，而上書者即稱賈為周公、召公。”據此随園主人得出如下結論：“士習之陋，一至于此，皆多之故也”。

随園先生所言差矣！士人固然與百姓有别，但飽讀詩書為其要者。既然讀書，便不免潛移默化耳濡目染，潛意識中就會把詩書典籍之教誨奉為圭臬；既然讀書，也不免拿先哲與今人進行比照，針砭時弊抨擊時政遂成士人的習性。但士人内心比較孱弱，若以利益相誘惑，就會趨之若鹜，至少絕大多數士人在功名利祿面前不會拒絕，此乃人之本性，原本無可厚非。問題主要在于我國封建社會的政治制度有其特殊性，中國古代本沒有固定的貴族階層，而“公卿大夫，非士莫為”，士人又來自普通百姓，普通百姓則寄望并得益于中國“有教無類”的傳統，渴盼通過讀書參加科舉考試而出将入相。中國傳統政治又“重農抑商”，其最終結果實為重官抑民，士人隻有作官才不罔半生寒窗苦讀。這個傳統不啻對中國社會進步是一種阻遏和抑制，對中國士人也是一種悲劇甚至是災難，因為士人們無法為自己建構一個保持獨立人格的經濟基礎，隻能隻好依附于官僚政治體制。

仕途不順、無意吏祿的袁枚似乎混淆了一個基本曆史事實：中國曆朝曆代的末期，首先是官吏比前期大大增加。據著名曆史學家葛劍雄先生的考證，中國封建社會的人口年增長率平均為千分之七，而官員和富人的增長率一般在千分之三十以上。這種不協調不均衡增長勢必伴随着農民稅賦負擔的不斷加重，久之農民自然無力承付，于是一場農民起義就會爆發。是以，科學的結論應該是“官多則天下亂，官少則天下治”。不可否認，士人在王朝末年的确也大幅增加，但這是由于官僚多了，要求更多的士人為其服務，而士人的來源大多是增加了的達官顯貴的後人們，這是無法改變的客觀事實。

士人們進了官僚隊伍之後，便不大待見那些未作官的士人。假若士人除了作官無路可走，一俟仕途蹇澀不順，遂“轉生嫉妒，造诽謗，而怨上之不我。上之人見其然也，又以為天下本無士，而視士愈輕，士乃愈困”（袁枚語），這樣的士人當然不讨官員喜歡。更有甚者，“士無思慮之事則不樂”，于是，士人的頭腦對于朝廷來說便構成了威脅，官家隻能摘除而後快。但是，縱觀中國曆史不難發現，幾乎沒有一個王朝是士人推翻的；如果沒有饑腸辘辘的老百姓揭竿而起，士人又能把封建朝廷怎樣？當然，假如沒有士人們充當謀士、建言獻策，任何一個王朝也建立不起來，士人們能降低農民軍領袖犯錯誤幾率。

曾做過翰林院庶吉士的袁枚的上述論述盡管不完全正确，盡管流之于表象，畢竟還進行了思考和表述，而當今一些人對知識分子的責難不僅膚淺之極，更有将其作為禍端之嫌。前些年改革不順利，經常看到聽到有人指責是學者們瞎參謀亂出主意。在社會轉軌變型特殊曆史時期，道德限制力下降本是一切民族在一切時代的必然現象，而有人卻歸咎于一部分學者。按照這一邏輯，改革開放前學者們緘口不言，卻災禍不斷、浩劫不已，不知該做如何解釋？當今某些人對知識分子的籠統責難與以往對士人的诟病一脈相承，是一種腐臭之論。士人或知識分子從來不是鐵闆一塊。曆史上不乏高風亮節的士人，當今也有許多仗義執言的知識分子。當今社會結構日趨多元化，頂層設計要求要實事求是，在這種情況下，知識分子無疑是多多益善。中西方曆史發展規律表明，一個真正良性運轉的社會，基本是官少士多的社會。過去的士人現在的知識分子，在不同行業不同領域各施其才、各展所長，而不被官僚制度所同化所淹沒，此乃百姓之幸、國家之幸、民族之幸。

作者系哈爾濱工業大學兼職教授，黑龍江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