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做教師和做家長的，怎麼能不讀陶行知？”今年是陶行知誕辰130周年暨逝世75周年。毛澤東稱其為“偉大的人民教育家”，他提出“生活即教育”“教學做合一”“社會即學校”等教育主張，對中國教育理論和教育實踐意義非凡，影響深遠。
“雙減”政策頒布實施之際，家庭、學校和社會如何攜手提升青少年兒童的生命價值，是擺在教育者面前的重要話題和實踐命題。10月16日，寶山區文旅局聯手朵雲書院，在上海中心52層“上海之巅”的書香裡，以一場“教育即生活——今天我們如何做真教育”主題沙龍紀念陶行知，探讨在今天的時代背景下如何傳承和發揚陶行知的精神和思想。
陶行知和上海寶山有很深的緣分。1914年，陶行知從寶山吳淞碼頭出海，赴美留學。1917年先生回國後在南京高等師範專科學校任教，創辦曉莊師範。1930年4月曉莊師範被蔣介石政府關閉，陶行知避居上海，後從上海逃亡日本，又于1931年春潛回上海，此後在上海開展教育、社會、文化活動，醞釀新的教育改革。
1932年5月至8月，陶行知的教育小說《古廟敲鐘錄》在《申報》連載，講述了敲鐘勞工通過廟産興辦工學團、造福鄉民的故事，闡釋了陶行知生活教育的思想，提出了“社會便是學校，生活便是教育”“教學做合一”等教育觀點，并首次提出創辦工學團的主張。他的設想後來在寶山大場鄉村實作。
創造教育思想是陶行知“生活教育學說”的重要組成部分，所謂創造教育就是要培養創新精神、創造能力。“行知先生認為，‘小孩子有創造力’是‘千千萬萬祖先，至少經過50萬年與環境适應鬥争所獲得而傳下來之才能之精華’，又是需要經過後天的精心培養方能充分發展的。”華中師範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周洪宇說。
“陶行知在基礎教育界的影響比在高等教育界更大，其實先生留學回國最初一段教育經曆是在大學，同樣幹得有聲有色。”華東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授杜成憲舉了兩個鮮為大衆所知的例子：一是1918年陶行知擔任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教務主任期間提出的《改良課程案》，該案計劃實行“選科制”和“學分制”，建議學生所學課程分為必修和任意選修兩類，學生可以選修其他學科的課程（跨學科），學生成績以學分計算等。1920年課程方案獲得通過。這一改革引領了中國大學課程改革的潮流，逐漸為全國所接受，至今都是大學的基本教學管理制度。二是我們常用的“教學”一詞的表達并非從來就有，而是陶行知第一次提出用“教學”表達“教師的教和學生的學的共同活動”。陶行知有感于中國的學校普遍存在“先生隻管教，學生隻管受教”，教師的教和學生的學嚴重脫節，提出将“教授法”改為“教學法”，加強教、學的聯系和突出學生學的地位。“教學”和“教授”一字之改，表達的理念截然不同。
周洪宇強調家校社會協同育人機制的重要性。他認為，學校應認真履行教書育人職責，積極與家長溝通，傳遞科學的教育理念；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監護人是家庭教育的第一責任人，應樹立正确的家庭教育理念，自覺學習家庭教育知識；遏制以助推應試教育為目的的校外教輔機構。
提及陶行知批評的“殺人的會考”，杜成憲提出，先生批評的是不合理的考試，而非考試本身。“今天仍然存在陶行知當年批評的情況，關鍵是要認真思考‘為什麼考’‘考什麼’‘怎麼考’這些問題。”
“陶行知反對‘殺人的會考’，但他倡導‘創造的考程’。創造的考程是什麼呢？打個比方，就是今天我們有一套新的評價方式來評估學校、評估辦學、評估教師、評估校長、評估學生。”周洪宇說。
陶行知認為，兒童的創造力不是教出來的，先要把對兒童的各種束縛解除掉，也就是他說的“解放”。所謂解放，不是讓兒童跟着成人，而是成人加入小孩子的隊伍，“陪着小孩子一起創造”。解放兒童的同時，教育者要提供營養，要培養良好習慣，要因材施教，要精心耕耘。作家吳斌榮講述了自己作為教育觀察員看到的教育者不同态度和言行對兒童發展造成的不同影響，“我聽到一種聲音，說在中國，做教師的怎麼能不讀陶行知？我想補充一點，做家長的也要讀陶行知。”
“陶行知著名的‘六大解放’即，解放小孩子的大腦，使他能想；解放小孩子的雙手，使他能幹；解放小孩子的眼睛使他能看；解放小孩子的嘴，使他能談；解放小孩子的空間，使他能到大自然、大社會去獲得更豐富的學問；解放小孩子的時間，不把課程表填滿，不逼迫他趕考，有一些時間消化所學，并學一點自己渴望要學的學問，幹一點自己高興幹的事情。”杜成憲說，如何做真教育，牽涉到對真教育的了解。“教育像農業，而不是工業，沒有标準化的産品制造流程，而是要營造讓一顆種子發芽、長葉、開花、結果的環境。陶行知曾說，教育不能創造什麼，但教育可以通過啟發、解放，發展兒童的創造力。所謂解放，就是做減法的教育。不要自以為是給孩子添加什麼，而是減去、解除對孩子的種種束縛，這樣的教育是陶行知當時追求的，依然值得今天的教育者追求。”
欄目主編：施晨露 文字編輯：施晨露
來源：作者：施晨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