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政界要人費行簡曾以沃邱仲子之名寫有《石達開在川陷敵及其被害的事實》，主要記述石達開被俘後的一些經過。
寫這篇文章的初衷，費行簡坦承：“太平天國諸王……政績戰功傳播都極為普遍，不愁文獻無征。惟有翼王遠征川滇，被害成都，道路非常遙遠，他和駱秉章，崇實問答之詞，又經駱幕沈吟删改了大半。咨送軍機處的，已經面目全非。而川籍文人，又絕少注意及此，恐怕年代久了，想追迹一二，也非易事。筆者先世，原居駱幕，目睹事實甚多，項治太平史者，方搜羅轶事，特就我所聞所知而又确有根據者，寫出數則，以供諸君參證。”
費行簡的父親曾為駱秉章幕僚，對擒殺石達開的過程比較了解，而費行簡本人在黎元洪主政時期，曾被四川省推為省代表，參與商讨組閣等事宜，即在四川屬于頭面人物，要搜集前清掌故比較容易。還有，費行簡曾于1897年從軍署印房檔案中分三次抄出當年四川總督駱秉章和成都将軍崇實會訊石達開的四次口供；另外，還翻閱了大量當時的公牍。是以，寫出的這篇文章可信度是比較高的。
文章最引人注目的是駱秉章對石達開的審訊，共有三次。
第一次：
崇實問：是否想步蜀漢後塵，偏安于蜀地？石達開未予理會。
駱秉章問及太平軍情形及對其将來成敗的看法。石達開起初亦未做答，駱秉章再三追問，石達開遂反問道：“譬如今日之局勢，北有撚軍，陝西，甘肅，雲南有回民義軍，别處尚有苗族義師和衆多铤而走險者，諸公自忖能斬盡殺絕嗎？如此興衰大事，成敗自有天理，你我都很難說。”(據載，石達開問其“能斬盡殺絕嗎”時，駱秉章點頭答以“難，難”。)
第二次：
駱秉章對石達開說，如願歸降，不但死罪可免，還可以先授一武職，立功後即可超升。并且說，“你不見唐提督麼？(唐友耕)，他投誠不到六年，已經官至一品，他的部下衆多副将，參将，遊擊，都是當初的盜賊。你的學識及一切都高于唐友耕，本朝深仁厚澤，從不殺降，你切不要自暴自棄，失此機會。”
石達開答：“我舊部将士尚有五百人，均是久共患難，不與他們商議，我不能獨自決定。請先讓唐友耕送他們前來成都相見，再做決議。”
崇實：五百人這麼多，怎麼能都來成都？
石達開：五百人你就嫌多了，然則我所部成千上萬将士，又置他們于何處？
駱秉章這才明白，石達開是故意揶揄，暗含譏諷，見崇實還想與石達開争辯，忙示意他不要再駁了。于是另外說了幾句不相幹的話，便匆匆退堂。
第三次（駱秉章病，劉蓉，楊重雅代訊) ：
當時石達開已經知道兩千餘部在大樹堡被殺之事，是以詞氣極是強硬，說“駱秉章不是說‘本朝從不殺降’的麼？而今又如何？天下有本事推翻滿清的人多得很，不一定非要我石達開不可！”楊重雅欲與之辯，石達開竟拂袖而起，二人隻好命人将石達開送出。
後來得知洩露此事的是按察司司獄張某，此人原是金陵人，曾與原文作者見過面。據他說，太平軍在金陵不事焚掠，遠勝湘軍，極不忍心見翼王之死。
關于駱秉章對石達開的勸降，朱诒孫曾負責對石達開當面開導。事後朱诒孫連稱晦氣，自謂“降未勸成，反大讨沒趣。”人問其故，答說：“石達開對我講，‘昔日曾與你在湖南見過面，但迄今尚不知道你是哪裡人？’我說是揚州人。他就問我，‘你讀過(揚州)《十日記》’嗎？這不是當面罵我嗎？直到他走了，我臉上還覺得發燒。”(注：揚州口音那麼特别，石達開肯定早就聽出他是揚州人了，因為不想就勸降之事與他多費唇舌，才故意拿這話把他堵回去，讓他勸降的話說不出口去。而此人竟慮不及此，挨罵實屬活該！)
必須要注意的是，費行簡在文中還提及石達開寫給駱秉章商議談判事宜的書信，但他強調，他本人沒有看過原件，則“近人天國文稿裁其全文，不知根據所在。”
費行簡的叙述應當是符合客觀史實的，據記載，石達開當時的确曾緻書駱秉章(一說唐友耕)，但絕不是現在流傳的《石達開緻駱秉章書》。費行簡提到，參與對石達開勸降的張仙洲曾讀過原信件，裡面有“宮保生角，石頭開花，童謠已應，其可太平乎！”之語，而如今流傳的《石達開緻駱秉章書》卻沒有，則今版《石達開緻駱秉章書》很可能是後人僞造的。
張仙洲說的“宮保生角，石頭開花，童謠已應，其可太平乎”是有事實依據的，當時，駱秉章就任四川總督，暗中派人在民間散布童謠“若要川國樂，除非石頭開花馬生角”(“角”與“各”諧音，“馬生角”就是“駱”)給自己造勢。石達開說“宮保生角，石頭開花，童謠已應，其可太平乎”那是在反問駱秉章，“你殺了我，四川就能“太平”了嗎？”此語與審訊中所言的“天下有本事推翻滿清的人多得很，不一定非要我石達開不可”的語氣如出一轍。
唐友耕的弟弟唐友忠也是當時閱信人之一，他曾回憶信中内容，說：“他（指石達開）硬氣極了，沒一句軟話，還帶着點譏诮之詞。”
反觀今版《石達開緻駱秉章書》中那種“天耶？人耶？勞終無益；時乎？運乎？窮竟不通”之類唉聲歎氣的句子，十足十的“軟話”，哪兒“硬氣”了？
還有，同為當時閱信人之一、劉蓉的親家翁，回憶石達開在書信中，是要求駱秉章對所部“勿快意殺戮，請遣送回桂，湘，黔諸省”，這今版《石達開緻駱秉章書》中的“量才擢用”的說法大相徑庭。
另外，今版《石達開緻駱秉章書》曾被唐友耕的兒子唐鴻學在給唐友耕編的《唐公年譜》輯錄中出來，改為《石達開緻唐友耕書》，上款為：達開頓首再拜澤波軍門仁兄同志大人閣下”，稱呼不倫不類，與太平天國文書的格式，石達開文書的用語都不符合。信末所署日期為“太平天國癸亥十三年五月初九日”也很有問題。須知，根據太平天國頒布的《欽定敬避字樣》規定，“亥改用開字”。則太平天國的“癸開”紀年絕不應該書寫成“癸亥”。石達開作為金田起義首創者之一，是不可能把紀年寫錯的。在五月初九日的前半個月——四月二十三日，《翼王石達開給松林地總領王千戶訓谕》中，署信日期表得很明白——“太平天國癸開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再有，這一年的“五月初九日”石達開早已被俘，是不可能寫談條件的信的。而信中又寫“閣下如能依書赴奏，請主宏施大度”，這又是一大錯誤，因為石達開是不可能稱清帝為“主”的。而且，果真的“依書赴奏”北京的清朝皇帝，公文往返至少在一個月以上，又豈能解決當時的兩軍軍情？就算石達開的腦袋已經糊塗透頂，也不會說出這種話。
最後一點，信中居然還用了大部分篇幅絮絮不休剖析自己的思想問題，哀傷無限，沮喪無比，彌漫着一股懊惱悔恨之情。這樣一種情緒，分明就浸染着濃重的投降思想。
我們不妨來看看駱秉章在上奏給清帝的《奏為生擒逆首并剿滅發逆巨股疏》中是怎麼樣描述石達開的：“臣會同成都将軍臣崇實督饬在省司道親提該犯鞫訊，石達開自供與洪秀全等自廣西金田村起事即封僞王及鼠擾擾各省情形，曆曆如繪，皆臣所素悉，枭桀之氣，見諸眉宇，絕非尋常賊目。”
曾随四川布政使劉蓉去大渡河前線阻截石達開的黃彭年寫有《黎雅紀行》一文，其中提到，五月初五日，石達開被唐友耕解送到雅郡榮經，“劉公傳迅，枭傑之氣，見于詞色”。
黃彭年還代劉蓉之手寫《代劉蓉緻駱秉章禀稿》，裡面提到：“據供自金田起事之後，與洪逆分合及共事僞黨，擾竄各省情形，曆曆如繪，其枭傑堅強之氣，見于詞色，決非他賊所能假冒。”
稍後，劉蓉本人曾作《複曾沅浦中丞書》緻信曾國荃，信中也說“（石達開）供自金田發難之後，一切悖逆情狀曆曆如繪，其枭桀堅強之氣溢于顔面，而詞氣不亢不卑，不作搖尾乞憐之語。自言南面稱王十餘年，所屠戮官民以千萬計，今天亡我，我複何惜一死！臨刑之際，神色怡然，實‘醜’類之最悍者”。
看看，“詞氣不亢不卑，不作搖尾乞憐之語”，哪有半分乞降之态？！而且，“臨刑之際，神色怡然”，又哪像貪生怕死之輩？
即如今流傳下來的那封充斥着投降思想的《石達開緻駱秉章書》屬于後人僞造，石達開，實為世間罕見之奇男子、偉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