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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說,石達開遠征軍由米糧壩渡過金沙江,突破了長江防線,電閃雷擊,攻克甯遠所屬的河西重鎮,駐軍樟木箐,準備奔襲成都。
在樟木箐,當地居民賴由誠獻策,說可經冕甯、大橋、拖烏、鐵宰宰,渡大渡河,直襲成都。
但是,天意捉弄,五月并非大渡河汛期,而當石達開到達大渡河邊的當晚,“俄而陰雲四合,日夜滂沱大雨,河水陡漲不得渡”。
此後幾日,河水一直洶湧不退,而清軍不但在對岸布防,還從東、南、西三面對石達開形成合圍之勢。
沒奈何,石達開隻有揮軍強渡。
搶渡的結果是:五千人競渡精銳,全部喪生河底,無一生還。
大渡河既不可渡,石達開轉移進攻方向,向西搶渡松林小河,準備沿大渡河南岸向泸定進軍。
但松林河同樣漲水,水石相激,既不能涉淺,又不能行船。
将士隻好手握長竹竿,聯結在一起,成排涉河。
但行到河心深處,水急如箭,人立足不穩,紛紛被大水沖走,撞上亂石,粉身碎骨。
石達開遂移兵至河口以上十裡的磨坊溝搶渡。
磨坊溝水雖可以泅渡,但河水為高山雪水彙入,冰寒徹骨,士兵遊不多時,便身體凍僵。
更慘的是,在石達開全力搶渡大小兩河時,敵人偷襲擊了其修建在大渡河邊馬鞍山大營,四處放火,營中軍糧辎重被燒成飛灰。
石達開軍從此陷入絕境。
北面的大渡河和西面的松林河既不可渡,而南面又是崇山峻嶺,隻能向東亡命突圍。
經過一番生死血戰,大軍向東殺出一條血路,到達利濟堡,全軍隻剩下六千餘人。
而在達利濟堡,又有一條名叫老鴉漩的大河攔在面前,老鴉漩正在瘋狂漲水。
石達開悲憤莫名,抱定了必死之志。
當日,宰輔曾仕和向石達開提出了一條詐降之策:由利濟堡南行十裡即可到涼橋,過橋便是洗馬姑場,可向該處清兵詐降,伺機搶占洗馬姑,但得洗馬姑存糧,或能重振軍威,如果失敗,也不過一死而已。
石達開接受了該建議,下令全軍折南而行。
清四川總督駱秉章、布政使劉蓉等人也正想通過招降以誘擒石達開,不斷向下級官兵傳達招降石達開的指令。
這樣,石達開很快和清軍達成協定:遣散石達開部下六千人中的四千,留下兩千,不繳軍器,移駐大樹堡,等駱秉章回文再作處理。
為了迎接接下來的惡戰,石達開的幾位王娘馬氏、吳氏、潘氏、胡氏,攜帶着石達開的兩位幼子,還有衆多患病受傷不能力戰的将士,不肯拖累隊伍,紛紛赴水自盡,哭聲響徹山谷。
石達開五歲兒子石定忠本來已被王娘抱住要一起沉河自溺,石達開為能詐降成功、取信于敵,将之救了下來。
次日,石達開攜石定忠和宰輔曾仕和、黃再忠、韋普成等入洗馬姑清營。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
石達開五人才過涼橋,駐守在大渡河北岸的清重慶總兵唐友耕率部殺到,劫持了石達開等人。
石達開詐降計劃由此落空。
被俘後的石達開做了一份供狀,詳細解釋了自己“出降”的緣由:“……達開正欲投河自盡,因想真投誠,或可僥幸免死,達開想救衆人,俱令棄械投誠。達開率領黃再忠等三人并兒子石定忠過河到唐總兵營内,其尚未渡河衆人,不知如何下落。”
這份《石達開自述》其實并非石達開自己所寫,而是清廷官吏根據對石達開的審訊筆錄中的部份内容寫成的供詞,并且做了大量删節、大量篡改。
供狀上雖寫“因想真投誠,或可僥幸免死”,但晚清文豪王闿運的弟子費行簡(費行簡的父親是駱秉章的幕僚,其本人也與唐友耕劉蓉等人的親友多有接觸)在《石達開在川陷敵及其被害的事實》卻記,石達開見了四川總督駱秉章的第一句話就是:“吾來乞死,兼為士卒請命!”
被審訊之日,石達開尚牽挂“尚未渡河衆人,不知如何下落”,殊不知,他甫落清軍之手,雅州知府蔡步鐘則按照唐友耕的布置,伏兵于大樹堡,将那二千太平軍斬殺殆盡。
駱秉章等人不遺餘力地對石達開進行了長時間的說勸降工作。
石達開始終“詞氣不亢不卑,不作搖尾乞憐之語”。
1863年6月27日,駱秉章等人看石達開意志堅定,又生怕節外生枝、夜長夢多,會同成都将軍崇實的“六百裡馳奏”說,“謹援陳玉成之例,當即恭請王命,将石達開極刑處死。其子石定忠,現年五歲,例應監禁,俟及歲時照例辦理。”
時任四川省城成都保甲總局提調的周之翰目睹了石達開一行的受刑全部過程,将該過程詳詳細細地描述給了兒子周詢,周詢是以在《蜀海叢談》一書中記錄下了翼王石達開波瀾壯闊一生中的最後一段時光:“石之死處,在成都城内上蓮花街督标箭道。三人自就綁至刑場,均神氣湛然,無一毫畏縮态。且系以淩遲極性處死,至死均默默無聲,真奇男子也。”
曆史學家任乃強先生則在《記石達開被擒就死記》中記:“石王與曾仕和對縛于十字樁上。行刑人分持利刃,先剜額頭皮,上掩雙目,次剜雙腕。曾文弱,不勝其楚,慘呼。石徐止之曰:‘何遂不能忍此須臾?當念我輩得彼,亦巳如此,可耳。’曾遂切唇無聲。凡百餘刀,剜全體殆遍。初流血,嗣僅淡血,最後僅滴黃水。刑終,氣早絕矣。”
石達開攜石定忠入清營,石達開慘遭淩遲處死,關于石定忠的下落,費行簡在《石達開在川陷敵及其被害的事實》一文裡寫:駱秉章在審問石達開時,曾提及石達開五歲的兒子石定忠:“現你帶來之幼子,聽說很聰明,你盡管放心,我決不準誰加害。”
這一段記載,再結合駱秉章會同成都将軍崇實“六百裡馳奏”上面說的,“其子石定忠,現年五歲,例應監禁,俟及歲時照例辦理”一句,可以推知,跟随石達開一同入清營的兒子石定忠暫時躲過了一劫,大難不死。
的确,《大清律》有規定:“如年在十歲以下者,牢固監禁。僅年屆十一歲時,再行解交内務府,照例辦理。”
通常,由内務府“照例辦理”的下場有兩個:或閹割後送交皇宮服役,或發送新疆等地軍營為奴。
不過,從1863年到1869年,過了六年,五歲的石定忠到了十一歲法定年齡時,清方相關檔案資料并未記載其下落。
那麼,石定忠到哪裡去了呢?
一代史家任乃強在《紀石達開被擒就死事》中有說:“石王子定忠,以齒稚免役,不知何故,其人竟未死,改姓名曰時雨化,入綿州州學。光緒丁酉,與工州龔秉衡玉帛同拔,又同分發貴州作知縣,甚相得,嘗密告龔,實翼王子也”。
即石定忠大難不死,後來改名換姓為時雨化,在綿州入學,于光緒丁酉年科考中舉,任貴州知縣。
任乃強信誓旦旦地說,這個秘密是西康省政府民政督察員樂風鳴對自己親口說的,而樂風鳴乃石定忠晚年好友。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另一史學大師簡又文即采此說,刊記于《太平天國全史》。
不過,早在1905年4月,香港《華字日報》附刊《廣智錄》在《駱文忠》條稱:“駱文忠公秉章,粵之花縣人。石達開就戮時,殷以幼子相托,文忠以與同鄉許之,養其幼子于署,将冠矣,文忠一日試之曰:汝已成人矣,将以何者為自立計耶?石子大言曰:我惟有為父報仇耳。文忠大駭,陰使人鸩之。嗚呼!戾氣所鐘,一至于此哉。”
該種說法,與清末人李寶嘉在《南亭筆記》中的記錄相同,應該就是引自《南亭筆記》。
辛亥革命前夕,上海《神州日報》連刊柴萼《焚天廬叢錄》也出現了石定忠事之記錄:“翼王之就擒于四川也,有子僅三歲,并受缧绁,下之狴犴,使兩婦撫育之、俟成年然後就戮。兒在獄,日思其父母,啼不讓;兩婦噢咻之,無效,則反惱曰:乳臭子,将撻而殺之。兒齧婦,複狂啼。如是者數月,兩目敢赤瞳;審其非凡兒。後數年.善乞語,而報仇二字不絕其口。官 恐贻後日患,乃就獄缢殺之。”
不過,前文提到的費行簡卻專門撰文《關于石達開幼子石定忠的下落》對石守忠的下落作了詳細記錄:石定忠僅死于其父後數日。謂稱石達開被送上刑場前,石達開對唐友耕說:“我盼望的就是這一天,而今如願了。論打仗你我是仇敵,論朋友則不異于兄弟。前回你們收去的檔案,要毀則毀,可留者留,留着後人當《列國》、《三國》看,也可以知道我多少事迹。定忠自然沒有活路,望你将他與我葬于一處。”又稱“定忠不見其父,日夜啼哭,楊重雅建議,以布包石灰堵口鼻壓斃之,未斃前禁卒謝福以實告之。他問:‘我死可見父乎?’謝說,‘正好見于天上。’他遂破啼為,笑指所佩玉牌高謝曰:“此我生日天王送的,你們不要拿去。”被害時頃刻即死,死後聞葬于慶雲庵旁,但亦不能确指其處。”
費行簡此文寫石定忠之死活靈活現,而且可見證于楊重雅(四川代理按察使)。石定忠死後,曾多有人責問,“歸安孫古春丈曾贻書重雅曰:此稚子無辜,亦罹慘死,君誠儒者,奈何慕屠伯聽為耶!楊則诿為唐友耕向駱秉章獻策,後為唐所知,兩人在官廳大罵,幾乎動武。”
可見,石定忠被殺,在當時是公開的秘密;即石定忠長大成人後出任清廷官職之說是不成立的。
台灣學者黃嘉漠作了考證,所謂時雨化者,乃是“從《綿州縣志》找到一個時守忠,有意影射為時雨化,以時守忠事迹為其藍本,牽強附會,進而虛構所謂時雨化其人其事。”
清廷對叛逆者向來心狠手辣,講求斬草除根,這一點,石達開是相當清楚的,是以才會坦然對唐友耕說“定忠自然沒有活路,望你将他與我葬于一處”。後來傳出石定忠幸存的傳聞,其實就是官府支援下的一種障眼法,假裝遵奉《大清律》而欺騙天下人,暗地裡卻幹盡滅絕人性的勾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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