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人物-李慈銘，晚清官員，著名文史學家李慈銘

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

每天認識一個曆史人物，歡迎各位路過的朋友，留下你們精彩的評論。

緣起詞彙：

塙核

[ què hé ]

詳細釋義

确切，确鑿。

清 李慈銘 《越缦堂讀書記·曆史·光緒壬午六月初十日》：“閲 荇文 《漢書注校補》本紀一冊，其用力甚精專，自言第十八次寫本矣。引證塙覈，於音訓文義尤詳慎。”

<h1>李慈銘</h1>

李慈銘（1830～1894），晚清官員，著名文史學家。初名模，字式侯，後改今名，字愛伯，号莼客，室名越缦堂，晚年自署“越缦老人”。會稽（今浙江紹興）西郭霞川村人。

光緒六年進士，官至山西道監察禦史。數上封事，不避權要。日記三十餘年不斷，讀書心得無不收錄。學識淵博，承乾嘉漢學之餘緒，治經學、史學，蔚然可觀，被稱為“舊文學的殿軍”。

李慈銘

人物生平

自幼聰穎，勤思好學，博覽群書，為越中俊才。十二三歲即工詩韻，深受漢學大師、學正吳晴舫器重，有“越中俊才”之稱。一生仕途并不得意，11次參加南北鄉試，無不落第而歸。鹹豐九年（1859）北遊京城，将捐資為戶部郎中，不料為人欺哄，喪失攜資，落魄京師，其母是以變賣田産以遂其志，而家道由此中落。同治九年（1870），41歲始中舉。光緒六年（1880），51歲始中進士，補戶部江南司資郎。他為此特地刻了一枚履曆閑章自嘲，曰：“道光庚戌茂才，鹹豐庚申明經，同治庚午舉人，光緒庚辰進士。”光緒十六年（1890）補山西道監察禦史，任内巡視北城，督理街道，均盡其職。遇事敢于發表意見，也不避權勢顯貴，甚至當面折人、議論臧否，是以常常受人嫉恨，遭人诋毀。光緒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戰争戰敗，聞訊憂懼，咯血而卒，時年66歲。袁行雲先生不無感慨地評曰：“其人品、詞章、學問，俱有可稱，是亦未可輕議也。”

人物轶事

考場敗将

李慈銘禀賦優異，又肯刻苦用功，十幾歲時便能與大人們賦詩酬唱，文名享譽鄉裡，名列“越中三少”之一。（其餘兩人為王星誠、陳珊士）。但考運不佳，屢試屢挫，先是經落榜四次後，才于二十二歲時考中秀才。後來曆經二十年，十一次落榜，于四十二歲時始中舉人。最後又經過十年，三次落榜，終于在五十二歲考中進士。

悲喜同日

李慈銘十四歲時，祖母病重，乃奉雙親之命迎娶大他五歲的表姐馬淑人為妻。本意是要“沖喜”，無奈，婚禮剛完成，祖母便于當天去世。這件憾事始終是李慈銘心中難以排除的陰影，使得他與妻子一直維持着如姐弟一般的感情，更影響了李慈銘日後的感情生活。

酷好女色

李慈銘酷好女色。同治五年他就“以四百圓番金購買一歌娘為妾”，光緒初年，他又趁華北大旱，人口價低之際借錢買了兩個妾，其中一個妾就花了白銀一百八十兩。他家裡仆役衆多，最窮的時候，他家也“平均常常雇傭仆人三四人，女傭兩人，更夫一名，廚師一名，車夫一名”。雖然“窮困潦倒”卻行必有車。

清代規定，官員不得嫖妓，但是可以“挾優”，也就是與伶人戲子交往，是以官員交好伶人，成為風習。李慈銘頗好“這一口”，他經常在飲宴時叫伶人來陪，也時到伶人下處去住，梅蘭芳祖父梅蕙仙的入室弟子，人稱“花榜狀元”的京城名伶朱霞芬更是他的至好。

憾無子嗣

李慈銘婚後無子，在傳宗接代的壓力下，曾于三十七歲、四十歲、五十九歲時，先後納妾三名，但還是未能生下一子半息。為此，他一直耿耿于懷。到了後來，竟經常流連于風月場所，據說因為常到妓院天下美女都看盡，是以有了雙性戀的傾向。而且還染上了“好男色”之癖。

嗜書成癖

李慈銘考運不佳，在官場也不甚得意，收入有限，寄居北京城的費用浩繁，經常舉債度日。但據吳振芝從《越缦堂日記》中所見李慈銘先生收支狀況分析，發現他每月開銷金額中最龐大的費用，竟是買書。在他的日記裡，常常記載他到書市瘋狂采購的事迹。買書、讀書、藏書，成為他自幼至老最為自豪快意之事。某年的冬天非常寒冷，李慈銘的錢全部花在古書上。他無錢買煤，他隻好在冰冷中顫栗地熬過一天算一天。他熬夜讀書，為求證一事，翻箱倒箧，辛苦非常。他卻興奮地說，“經義悅人，如是如是！”

耿介直露

李慈銘具有愛憎分明的強烈個性，對于自己看不慣的人或事情，常不假辭色的當面或即時破口大罵，以緻于一些至交好友，如張之洞等，最後都因故宣告決裂。有時他也會在日記中自我檢讨，但由于不喜歡俯仰随人、委曲求全的個性使然，始終不改舊習。不過，他處世雖多有峻厲言行，對于親族，甚至家仆、親友遺孤，則多以溫情相待，可見是一位性情中人。

官場生涯

李慈銘的京官生活，呈現一種極為沖突的狀态：一方面，李慈銘正式收入極低，其他收入來源也不多，是以經常債務纏身，哭窮叫苦。我們看他的日記，其中經常哭窮，什麼“比日窮困不堪”，什麼“比日窘甚，負債有如牛毛矣”。另一方面，他卻一直追求着與自己的收入水準不相稱的生活方式：住大宅子，用許多仆人，出門必有車馬。

從同治十三年起，李慈銘租了一套豪宅，原閩浙總督季文昌的舊邸，這個房子可不一般：“有屋二十餘楹，有軒有圃，廣植花木，氣派宏闊。”花園裡内有軒翠舫、碧交館、花影廊、小東圃等名勝，湖光山色，美不勝收。

更為引人注目的，是他長年沉醉于宴飲、歌郎、冶遊的“上流社會生活”。我們看他的日記，他每個月有一半時間，是在外面大飯店吃飯，“每月有一半以上都有飲宴”，在聲色上更經常大為破費。“光緒三年，他的仲弟在鄉饑餓而死，而他在北京一年之中卻花一百多兩于酒食聲色之征逐。‘餘雖窮，酒食聲色之費亦不下百金。通計出門七年以來，寄弟者不過十金耳。”

是以李慈銘的生活屬低收入高消費類型。李慈銘的這種沖突生活狀态，第一個原因當然是他收入低微而生性又貪圖享受所緻。

李慈銘官位一直不高，是以收入很低。捐官又掏空了家底，是以家中也無法接濟。但李慈銘的生活品味卻相當高。李慈銘出身地主家庭，早年家中還頗有些田産，從小沒吃過苦，生活相當優裕。是以他一生講究享受，“食不厭精，脍不厭細”。他對衣服的講究和在乎遠超過曾國藩，比如這一年閏四月二十五日記：“四月間制珠毛皮小貂袖銀紅江紬袍一領。平生衣服，無此都麗也。以袖甚佳，有承平密緻之風，團花繡球，俨然宮體。”此袍雖花去他20兩銀子，但他沒有心疼，反而頗為得意。徐一士說：“慈銘嗟貧，時見于《日記》，而頗講甘美享用。”确實不假。

李慈銘不但不耐清貧，還看不起那些“不懂享受”的同僚。比如他的同時代人李用清是同治四年翰林。《清史稿》稱此人“安貧厲節”，不收陋規，每出門則徒步奔走，不乘車。衆人皆稱其儉德，李慈銘卻在日記中嘲諷他“一無才能，惟耐苦惡衣食，捷足善走，蓋生長僻縣，世為農氓，本不知人世甘美享用也”。他的價值取向可見一斑。

第二個原因是李慈銘心态的消沉。李慈銘成名既早，自視極高，以為憑自己的才華，搏取“黃金屋顔如玉”當如探囊取物，不料一生困頓，仕途潦倒，沉浮冷署，對此一直深以為愧。是以李慈銘任戶部司官期多年間，他對職事表現得相當厭倦，甚至“經年不一詣署”，原因是他“羞與少年為伍”，“與俗吏随波”。他的二十多年京官生涯，基本上是在失望、懶散、憤世嫉俗、牢騷滿腹中度過的。是以幹脆就縱情詩酒，以消塊磊。李慈銘因境遇不順，“口多雌黃”，“性善罵”，“持論苛刻”，愛批評當時官場種種醜态，對“同時名流，無不極口謾罵，不留餘地”。 是以獲得了“敢言”的稱号，被人目為清流。史稱他“不避權要，當面折人、議論臧否”。然而雖然痛恨官場腐敗，李慈銘對升官其實一樣熱衷。光緒十四年（1888）簡放各省學政，他事先也四處活動，做了許多工作，結果沒有成功。光緒十六年終于補授山西道監察禦史後，他“敢言”的鋒芒就大為收斂。門生攀增祥說“牢騷漸平，欲有所陳，尚未封上，但談時政，不事搏擊”。

李慈銘為官之初，也曾矜尚名節，“嘗自訂七例自勉：一不答外官，二不交翰林，三不禮名士，四不齒富人，五不認天下同年，六不拜房薦科舉之師，七不婚壽慶賀”。但他遠未能踐行自己的諾言。李慈銘一方面在日記中深刻嘲諷那些“曲計攀援”以求外官饋贈之人。另一方面，他自己就是一個“曲計攀援”的高手。光緒七年春，他就曾至賢良寺投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以近日窘甚，冀其随例有酬應也。”這次李“饋别，敬十二金，犒使二千”。

李慈銘一生謀得的最大一筆“饋贈”，是生涯最後幾年擔任“天津問津書院北學海堂山長”所獲的每年一千一百餘兩束修，這是他京官生涯後幾年生活水準越來越高的基本保障。“天津問津書院北學海堂山長”其實隻是一個挂名，一年不需要到天津跑幾次，束修卻如此豐厚，原因很簡單：這其實是李鴻章送給他的“封口費”。蓋李鴻章深知李慈銘之善罵，更自知自己身處高層政治沖突的中心，很容易被清流們抓住小辮子不放，是以他傾力結好李氏。這筆封口費效果不錯，雖然李慈銘雖恣睢放縱，“任情善罵”，但在晚清清流皆競相痛罵李鴻章之時，他卻從來不開口，“慈銘在言路，不劾李鴻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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