複旦大學曆史學系 戴海斌
一
周作人（1885-1967）生前檢讨個性，自認為“浙東人的氣質終于沒有脫去”，而頗重視地域民性默化潛移之用，“我們一族住在紹興隻有十四世……這四百年間越中風土的影響大約很深，成就了我的不可拔除的浙東性，這就是世人所通稱的‘師爺氣’。……他那法家的苛刻的态度，并不限于職業，卻彌漫于鄉間，仿佛成為一種潮流，清朝的章實齋、李越缦即是這派的代表，他們都有一種喜罵人的脾氣”（《雨天的書》自序二）。此處舉作“浙東性”代表的章、李二位未必認可自己為“法家”，不過一則“眼高一世，目無餘子”，一則“性狷介，又口多雌黃”，他們持論苛刻、慣于罵人的習氣，确也合乎“滿口柴胡，殊少敦厚溫和之氣”。
周作人（1885-1967）
李慈銘（1830-1894）與章學誠都是紹興會稽人，同府同縣，他很早讀過鄉先生著作的抄本，卻無多少佩服。同治十三年（1874），譚獻（1832-1901）主持浙江書局，補刻印行《章氏遺書》，也贈予李氏一部。《越缦堂日記》中有關的“實齋識有餘而學不足”譏議，多為人知（詳拙文《讀〈張舜徽壯議軒日記〉劄記之二|章學誠何以“弘識孤懷救末流之弊”？》），同一日記尚有另一評論：
大抵浙儒之學，江以東識力高而好自用，往往别立門庭，其失也妄。江以西塗轍正而喜因人，往往掇拾細瑣，其失也陋。（并參《越缦堂讀書記》“實齋雜著”條）
章學誠于乾嘉樸學大盛之日，未甘比附風會，發明“浙東學術”一說，為其特識。李慈銘此處總結“浙儒之學”取徑，歸章氏入“浙東”，以彼之道還施彼身，正将前者譏評他人“村陋無聞，傲狠自是”（《文史通義》内篇三，《朱陸》）這八個字擲了回去，旨在批駁其人之“妄”。雖然同一地所産之人，他顯然并不以鄉前輩為然，也不欲以地域自限。後來錢锺書為《複堂日記》作序，比論李慈銘和譚獻評骘實齋的相異之處，不僅直言李氏“矜心好诋，妄人俗學，橫被先賢”，也注意到“李承浙西鄉先生之緒，嬗崇鄭許”，“以章氏鄉後生，而好言證史之學，鄙夷實齋，謂同宋明腐儒師心自用”。此處“先賢”，指同出“浙東”的章學誠，“浙西鄉先生”，即譚獻。
李慈銘《越缦堂日記》
張舜徽多次讀過《越缦堂日記》。二十歲左右，全書五十一冊（起鹹豐癸亥[1846]，訖光緒戊子[1888]）便已“粗涉一過”；1944年3月26日-4月1日，居甯鄉陶家灣北平民國學院，閱畢《補編》十三冊（起鹹豐四年甲寅[1854]，訖同治二年癸亥[1863]）；1947年1月3-6日重讀之，“因感于近人推崇李氏無所不至，恐未足以副其實，故思于此五十一冊之書再尋溫之”。他說“李氏幼習詩詞，性喜譏彈，觀日記中評骘人物，語多輕率”（《張舜徽壯議軒日記》，440頁）。李慈銘诋章學誠“讀書鹵莽”，張舜徽曲為辯護，而謂“不悟學誠精處，全在識解夐絕時流”，那麼，對于同出浙産的“荀學齋主人”作何觀感呢？
二
李慈銘本人撰有《國朝儒林經籍小志》一類有關清學成績的總結叙述，站在“漢學”立場，将乾隆朝開修四庫全書作為一個振興的轉折點，日記中極力表彰清儒，“諸君子抱殘守阙，龂龂缣素，不為利疚，不為勢绌，是真先聖之功臣，晚世之志士”（同治二年正月廿四日記）。張舜徽視此為“不情之言”，并且反唇相稽，直謂乾隆開四庫館，戴震以校書入翰林，史林榮之，乃群趨于貪繁務博，以輯佚考訂為事，所謂“漢學”實始于斯，此為“幹祿弋名”；乾嘉學術極盛時，隘陋自蔽，流毒至今，漢宋門戶終不能除，古今文之争終不能息，此為“操戈樹幟”。
李慈銘承乾嘉漢學之餘緒，博治經、史。鹹豐十一年（1861）告友人書有曰：“近惟日治經史，遍考近儒撰述。蓋考證之學，國朝為最，國朝尤以乾嘉之間為最盛。能讀其書者，庶于經史無誤文别字，缪辭枝說。士生其後，可謂千載一時之幸。”（見鹹豐十一年六月十九日記，其“遍考近儒撰述”，或與次年着手撰寫、至同治三、四年間成書的《國朝儒林經籍小志》有關。）張舜徽讀書至此，有感于乾嘉風氣束縛士林，近世流變，每下愈況，忿然而言：
夫為學奉乾嘉大儒為師法，可也，謹守其書不敢踰尺寸，不可也。使徒奉新疏數部，覽不及數卷，辄欲談經說字，有如無源之水，得盛雨為潢潦，其不可恃甚明。吾平生所識學人不為少，每察其架上圖書，無不庋置清人經疏劄記，号稱博雅。嘗謂清儒之病在于佞漢，近人之病又在于佞清。今觀莼客所記，則知士林斯病自道鹹以來然矣。百年痼疾，其誰起之！
此段議論可與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論時代思潮”一節參觀，雖然兩人對于“漢學”的評價并非一緻，但思潮流轉例分數期，不外生、住、異、滅，學風變遷，多循斯軌。張舜徽論清儒學術，“别為三期”，1942年10月5日記：
自開國迄于乾隆之初，大儒四起，同以緻用為歸，氣象博大，此一期也。自四庫館開，學者競以考訂校雠為事，學尚專精，門庭漸褊，此又一期。自道光迄于末造，塗規分離，互相倚摭，破碎已甚，效用益微，此晚期也。
以其眼光衡之，官修《四庫全書》實為清代學術一大轉捩點。此前諸儒治學“氣象博大”，亦未标榜“漢學”之名，與後來專門名家者異趣。他引章學誠《丙辰劄記》，指出自四庫館開，學問之途一變，“乃出一種貪多務博而胸無倫次者，于一切撰述，不求宗旨，而務為無理之繁富”，“明知其載非倫類，辄以有益後人考訂為辭，真孽海也”。漢學流弊所至，固非始事者能及料，然而李慈銘以近代之人“确守乾嘉諸老家法” （《清儒學案》卷一八五《越缦學案》），罹“佞清”之病而不知，實在大不合時宜。
徐世昌主纂《清儒學案》
李慈銘論國朝“說經之學”，以“桐城姚郎中鼐”“著書滿家而無當古義”，“大興翁學士方綱”“雖名古學，出入無主”，皆在“所屏”之列（《國朝儒林經籍小志序》）。《越缦堂日記》除攻擊章學誠而外，詞連姚鼐、翁方綱，诋為“愚而無用”“往往謬妄”(見《越缦堂讀書記》“惜抱軒文集”“惜抱軒尺牍”“複初齋文集”諸條)。張舜徽盛推姚、翁二氏并章學誠為“乾嘉三通儒”，前說正中其大忌。1944年3月30日記：
（李慈銘）日記中诋斥姚姬傳、翁覃溪過甚，至目為不學妄人，而不知兩家救弊之言深切明要，在乾隆學術極盛時實足為中流之砥柱，不随風氣轉移，且能持正論以轉移風氣，非豪傑之士不逮此。惜莼客未能窺兩家深處，又進而鄙夷之，宜其學不能大也。
《清人筆記條辨》“越缦堂日記”條亦謂“李氏于乾嘉諸儒，诋斥翁覃溪、姚姬傳、章實齋為最厲”，“此皆評貶太過，不足以服三家也”，進而辯護：“乾嘉士子自髫齡迄于皓首，大率竭精力、困智慮，疲老于補苴襞績之役，其積痼可知矣。此三家之言，實消積之良藥。其補偏救弊之盛心，何可沒也？”
李慈銘的人物月旦評，“論涉并世儒林，輕蔑湘賢至力”，“目王湘绮（闿運）為江湖唇吻之士，又謂何子貞（紹基）久享時名，實無真詣，較王子壽為劣，及讀郭筠仙（嵩焘）《禮記質疑》，則總論之曰：“蓋湖南人總不知學問也。”此句重話，最觸到湘人痛處。為回護鄉曲，張舜徽不吝直斥“此等輕妄之言，适足見其矜倨自高之氣”，複加曲釋：“蓋李氏一生好輕诋人，吹毛所瘢，睥睨當世，加以年逾五十，而猶困于場屋（李氏于光緒六年始成進士，時年已五十二）。以憤懑發為言談，無往而非譏斥矣。”（《清人筆記條辨》，342頁）此說迹近人身攻擊，殊無學理可言，未免已有“誅心”之嫌。最後，仍須說明湖南人“真學問”究竟何在——
考其平生持論，大抵依附乾嘉諸儒，不敢越尺寸，而不知湖湘先正之學，本與江浙異趣，大率以義理植其體，以經濟明其用，使以李氏廁諸其間，隻合為吟詩品古伎倆耳。孰輕孰重，不待智者而自知。乃自困于尋行數墨之役，而不見天地之大，遂謂湖南人不知學問，其偏狹亦已甚矣。
此處發明“湖湘先正之學”，确見其大，不過，品衡李慈銘的學問僅有“吟詩品古伎倆”，未必合乎事實，更有意思的是，張舜徽端視李氏為乾嘉漢學餘緒，似完全忽視了（或也可說接納了）其人尚有表彰“宋儒”、推崇“義理”的另一面。這就仿佛李慈銘責難章學誠，全在“考證粗疏”“讀書鹵莽”處着眼，而對後者《易教》《經解》《原道》《原學》諸篇以及“官師治教合一”之說，乃至批判汪中、袁枚的那一些“衛道”觀點，不置一詞。
我們很容易想到魯迅對《越缦堂日記》的批評，其第一條便是“鈔上谕”，這是“提防有一天要蒙禦覽”，“覺得從中看不見李慈銘的心，卻時時看到一些做作，仿佛受了欺騙” （《三閑集·怎麼寫（夜記之一）》，1927年）。确實，讀李慈銘的東西，不免嗅到一股“道學”氣味。民初學人為作“學案”，已指出“博極群書，勤于考訂，兼尊宋學，謂可以治心” （《清儒學案》卷一八五《越缦學案》）。他的平常言論多肯定宋儒衛道治心的“發明義理之功”，屢謂“漢儒守經之功大，宋儒守道之功大”，“欲學漢儒之治經，當先學宋儒之治心，一生不敢菲薄宋儒，良以此也”（參看盧敦基：《漢學，宋學，抑或漢宋兼采？——試論李慈銘所屬的學術營壘》）惟就“學術”一層而言，謂“兼遵宋學”則可，謂“漢宋兼采”稍過，李慈銘于兩者去取之間終有分際，他說“晚世說經，總以有家法者為貴……後世有述者，或漢或宋，皆所不祧，而與其為宋，不若為漢”（《越缦堂讀書記》“易守”條）。
三
張舜徽看待李慈銘，一面窄化其學問範圍，鉚定在“漢學”門牆内，一面拷問其學問程度，疑其“佞清”近似葉公好龍，無疑有如釜底抽薪。日記一則曰：
莼客持論雖張漢學，亦但追慕時尚，而非真有得于己。究其受病之由，乃以渠所緻力者，終身寄在乾嘉諸儒籬下讨生活，而不能岸然自拔耳。
再則曰：
李莼客于經學、國小所造甚淺，而極力表揚漢學。
按李慈銘早年鄉居，“喜為歌詩、骈文”，三十五歲時自撰卧室春聯：“餘事隻修文苑傳，閑身且置戶曹郎。”鹹豐九年（1859），入都門後，“反而為考訂章句之學”，及至晚年，經史研究漸有規模，世人亦以考據家目之，光緒十五年（1889）作《六十一歲小像自贊》，有曰：“是儒林邪？文苑邪？聽後世之我同。獨行邪？隐佚邪？止足邪？是三者吾能信之于我躬。”文中“儒林邪？文苑邪？”之反問，實則自問自答，因為他自負“所學于史為稍通，所得意莫如詩”（《白華绛跗閣詩初集自序》，《越缦堂文集》卷二），足以儒林、文苑兩兼。
對于上述認知，作為後世讀者的張舜徽并不謂然。1944年3月29日記：“李莼客自道所學，謂生平所不忍自棄者有二：一則幼喜觀史，一則性不喜說部。（鹹豐六年四月十五日記）烏呼！此自文之辭也。”李欲兼長并美，張則抑此揚彼：
餘觀其平日涉覽，全在宋元明人說部書，經史俱非所長，于經學尤荒蕪。至于究心乙部，亦特常窺錢（大昕）、王（鳴盛）、趙（翼）三家劄記，以資口給，而未見有讀史日程也。彼雖自雲欲取說部以考訂正史，撰為《史剩》，又嘗欲續邵南江（晉涵）之志，從事南宋九朝以成一書，皆徒托空言，非彼所能任也。
其實，李慈銘本人也承認，早年問學，耽于辭章，尚未得窺經史堂奧。同治二年（1863）緻友人書有雲：
弟之于學，少無所師。阙帻早孤，又生稍晚，吳越間經師已皆奄化，時時擁比設帳者，蓋多不讀注疏，梼昧之質，遂無自啟。十五六後，喜為歌詩、骈文，晝夜殚精，以為至業。既漸漸得名，益複愛好，迨得讀《學海堂經解》，始知經義中有宏深美奧、探索不窮如此者，遂稍稍讀甲部書。自漢及明，粗得厓略，而年亦既二十四五矣。（《複桂浩亭書》，《越缦堂文集》卷四）
張舜徽指出“此雖追述年少讀書時事，然其一生趨向，不能越斯範圍也。故自少至老，仍是文苑中人”（《張舜徽壯議軒日記》，739頁）。汪辟疆（1887-1967）也認為其學問所長在彼而不在此，“越缦喜談經學，實非所長，一生學術，乃在乙部，披閱諸史，丹黃滿帙，其博聞強記為時流所歎服，詩文尤負重名”（《近代詩人小傳稿·李慈銘》）。當代學者頗重視李氏之“詩學”，複加以系統整理，而認定：“李越缦一生學術荟萃于《日記》，其學貫通四部，大抵以能守傳統學術之正宗為其根本性質。四部之中，略以史部為較長，而其心得之有系統者，則斷然當在集部之學。”（《越缦堂日記說詩全編·前言》）
《汪辟疆說近代詩》
當然，以現代學術眼光，衡量清人治學次第，難免帶有當下學科或專業本位的“濾鏡”。欲知其人，常可觀其所讀之書。《越缦堂日記補編》十三冊收錄了李慈銘早年日記，張舜徽讀畢後，印象是“鹹同間李氏年猶少，學猶淺，故此十三冊中所記，率詩詞及時政，偶涉學問，可采者極少”（楊樹達1937年1月26日記：“閱李愛伯《越缦堂日記補》訖。越缦于宋人說部浏覽殆遍，可謂勤矣。然考訂亦頗有差失。”見《積微翁回憶錄》）。又舉出若幹執行個體，鹹豐十年（1860），三十二歲，始在京城買得段玉裁（1735-1815）《說文解字注》；同治元年（1862），始聽說桂文燦（1823-1884）進呈《孝經集證》《群經補證》諸書，“辄謂閱其書名，已為神往，不謂斯世尚有此人”；同治二年（1863），自述“昕夕置案之書”數十種，皆清儒诂經說字之作。據此，張氏認為李慈銘接觸經學很晚，平日所涉又“皆非學者根原之地”，“徒記醜而博，何能窺尋學問深處？”
至于李慈銘最為自負的史學，張舜徽也同樣看低，認為實多藉力于錢大昕、王鳴盛、趙翼三大家之史考著述，所撰劄記駁雜不純，缺少發明，所欲寫就的著作，徒托空言，多未成書。同一觀察，也移用于與李慈銘同時代的浙籍學人譚獻，在張舜徽看來，文人治學，浮光掠影，“雖有涉獵之功，而無專精之業，故于經史大書，無能為役”，終究沒有足夠分量的著作，亦無從證明具有“專為表微之學”的能力：
乾嘉諸儒，專心力以治經訓國小，鮮能究心乙部。故其時通讀全史者，殆無幾人。以錢氏之為《廿二史考異》，王氏之為《十七史商榷》，趙氏之為《廿二史劄記》，貫通諸史，博考詳稽，已如祥麟威鳳，不可數睹。然揚搉言之，有史學，有史考。若此二家所從事者，乃史考耳。而亦各有偏重：錢氏重在校勘文字，王氏重在稽核典制，趙氏重在綜比史實。用力不同，俱歸有用。故後之治史者，俱奉為枕中之秘，而不複措意于根原之地。但守此三數種書資口給，炫博雅而已。
對于李慈銘和譚獻，張舜徽特别強調其“文士”性質，沒有耐心和毅力，“故于樸學家艱苦寂寞之功，無能為役”。巧合的是，兩君“同産越中”，豈地氣邪？關于兩種志業之别，他又說了一段很有名的話：
蓋著述之業，談何容易？必須刊落聲華，專一神智，先之以十年廿載伏案之功，再益以旁推廣攬披檢之學，反諸己而有得，然後敢著紙筆，艱難寂寞，非文士所能堪。莼客少時偃蹇鄉裡，徒聘詞華，及至京師，益徇聲色（日記中所載狎遊事甚多），以羸弱之軀，逐歌舞之地，親迩書卷，為日無多，況彼為學未窮根株，而可輕言述造乎？（《張舜徽壯議軒日記》，441-442頁；相似表述複見于《清人筆記條辨》，338頁；《清人文集别錄》，507頁）
譚獻（1832-1901）
四
李慈銘窮經研史，治學駁雜。當代學者發現《國朝儒林經籍小志》稿本，收近二百年間經學名儒百六十餘人，注重“經籍目錄”，意在以書存人，故可視為一部清代經學經典著作目錄，也反映李氏基于“漢學”立場對于清代前中期學術史的總結和思考（參看張桂麗《李慈銘的清學史觀——以〈國朝儒林經籍小志〉為中心》）。目前存世的李慈銘讀書劄記，總括論之：以部類言，以史部為主，以内容言，則以名物考訂為主，史部中又以正史為大宗（參看盧敦基：《彷徨歧路——晚清名士李慈銘》，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103-112頁）。除日記中所錄外，多批注于史籍之眉端，内容多為校勘與注史（包括補充與駁正舊注）。數十年間“丹黃手校，必嚴必精”（《城西老屋賦》），固不乏“伏案之功”，對于“漢學”利弊，也未必全無心得，以為“漢學固不能無蔽也，而其為之甚難，其蔽亦非力學不能緻也，特未深思而辨之耳。予亦非能為漢學者也，惟深知其難，而又喜其密實可貴耳”（同治二年正月二十一日記）。
在李慈銘身後，弟子樊增祥（1846-1931）評價乃師：“伏念莼翁之在今日，論其所學，可雲卓絕。然猶杜門窮經，不廢鉛椠，可謂能自豎立者矣。”（《藝風堂友朋書劄》上冊，132頁）後人讀其書，也不能不承認李氏于學“用力勤至”。1919年，蔡元培（1868-1940）在杭州整理李慈銘日記，作《讀〈越缦堂日記〉感賦》，有句雲“卌年心力此中殚，等子稱來字字安。史評經證翻新意，國故鄉聞荟大觀”。1922年，胡适讀《越缦堂日記》，覺得“很有趣味”，“這部書也是使我重提起做日記的重要原因”，他作《病中讀〈越缦堂日記〉戲題》，以六言詩為之寫照：“甯可少睡幾覺，不可一日無書。能讀能校能注，先生不是蠹魚。”（見《胡适的日記》）
《越缦堂讀史劄記全編》
1930年代初，王重民（1903-1975）撮錄諸史批校，兼采日記中之少部，彙輯《越缦堂讀史劄記》三十卷，又論其學，“宗許鄭之家法，有徐庚之藻翰，文苑儒林兼而有之，在清代學者中，可稱後勁”（《李越缦先生著述考》）。楊樹達為《越缦堂讀史劄記》作序，将古代治史分為四派四枝，并論越缦史學之定位：
往者我國學者之治史籍也，有二派焉：其一曰批評，其二曰考證。而二派中又各有二枝：批評之第一枝曰批評史籍，如劉子玄（知幾）、鄭漁仲（樵）、章實齋（學誠）之流是也；第二枝曰批評史實，如胡緻堂（寅）、張天如（溥）、王船山（夫之）之流是也。考證之第一枝曰考證史實，如錢竹汀（大昕）、洪筠軒（頤煊）之所為是也；其第二枝曰鈎稽史實，如趙瓯北（翼）、王西莊（鳴盛）之所為是也。批評史籍，其途差狹，自劉（知幾）、鄭（樵）、章（學誠）外，殆不數見，自宋至清初，則批評史實最盛之時期也。清儒治學，惡蹈空，喜征實，彼懲于批評史實之虛而無當也，故變其道而趨于考證。于是，考證派之兩枝，于乾嘉之際同時并起，而繼其後者第一枝為盛。越缦先生者，乃承錢、洪之流而為有清一代之後殿者也。（《〈越缦堂讀史劄記〉序》）
李慈銘平生精力所萃，尤在治史，然其讀史雜鈔、劄記，多為片言短章，研究成果零散，亦未有理論總結，此乾嘉漢學家之遺風。楊樹達總結說：“考證史實，為事較難而所得反小；鈎稽史實，為之者較易而收獲反豐。要之，非心思缜密、用力勤至者不能為，二者固無異也。”按上述派分，越缦史學主要承繼錢大昕（1728-1804）、洪頤煊（1765-1833）一流，屬“考證史實”一派。考證文字集腋成裘，蔚然可觀，多文為富，結果“所得反小”，此種吊詭，頗合張舜徽所謂“博雜之辨”——
蓋多之中又有博與雜之辨。學貴博，不貴雜。博者以一為主，凡與此相關聯者，皆遍習之也。雜者中無所主，濫觀廣取而無歸宿也。學不博則陋。然博之中必有别擇去取，故博觀貴能約取焉。至于雜之為害，人盡知之，固治學之士，所當痛絕也。
錢穆評論晚清學人陳澧（1810-1882）、朱一新（1846-1894），連及與後者同一鄉貫的李慈銘、譚獻，宣示“蘭甫治學，仍循乾嘉以來經學塗轍，而稍變其體，前有所承，易于為力；鼎甫欲移治經為治史，蹊徑别辟，事待創探，難于為功”，故《無邪堂答問》一書“博而無統，雜而寡要”，“舊轍已迷，新轸尚遠，終于為一過渡之學者，同時兩浙學人如李慈銘炁伯、譚獻複堂之流，皆不免也”（《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陳蘭甫》）。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李慈銘一生治學，出入經史，徘徊漢宋，不越乾嘉諸儒藩籬，亦步亦趨，其文“故實紛羅，文辭耀豔”（錢锺書《複堂日記序》），其學也難逃“博而無統、雜而寡要”之譏。其生前對沈曾植說：“處今世而治經，但當守孟子‘博學詳說’四字，不必要求新異也。”（光緒十七年十月二十九日記）而移治經為治史，仍舊墨守成規。已受民國學風熏染的楊樹達，論其理想中的“史學”，“必先取吾最豐富之史料之正史，審别之，鈎稽之；又取前哲之所辛勤積貯如考證派之所為者，利用之，整比之；又益以金石考古之所得及外史之所具，然後，精密正确之史漸可冀也”。作為“考證史實”一派之“後殿者”的李慈銘，于此已然無能為力了。光緒二十年（1894），甲午戰敗後數月，他于北京棄世。以後見之明，随後的中國即将開啟一個偉大而動蕩的“轉型時代”（按張灏的解說，所謂“轉型時代”，是指1895-1920年初，前後大約二十五年的時間,這是中國思想文化由傳統過渡到現代、承先啟後的關鍵時代，參其《轉型時代在中國近代思想史與文化史上的重要性》）。近世以降，西學東漸，李慈銘因循守舊，無所改作，終為清學之收尾者亦宜矣。
五
《越缦堂日記》而外，張舜徽通覽《文集》十二卷，最終給出定評：
此雖名目繁多，大半皆平日讀書雜鈔筆記之屬，本不足以言著述也。要其一生所學，悉荟萃于《越缦堂日記》中。餘嘗反複究覽，知慈銘于經史國小，皆無專長。一生又好雌黃，不輕許可，終不免文士陋習。《清史稿》列之《文苑傳》末，實為平允。（《清人文集别錄》，506頁）
民初開清史館，纂修《清史稿》之際，總纂缪荃孫（1844-1919）拟有《儒學傳目》，李慈銘初在列，同僚吳士鑒（1868-1934）對其入“儒林傳”提出異議：
越缦于經、國小未有著述，似難列于儒林。曾憶癸巳秋闱，此老監試，侄與閑談，叩以生平著作，自言于經、國小毫無心得，即有一二說經之文，亦蹈襲前人，不足自立。故葵園（王先謙）刻《續經解》時來征所著，婉言謝之。此老自言如是，可見得失甘苦，非親曆者不知之。今陶仲彜（在銘）欲争入儒林，直是不知越缦也。若列入文苑，尚可為同光後勁；廁之儒林，黯然無色矣。（《藝風堂友朋書劄》上冊，452頁）
照此，則李慈銘生前對經學、國小造詣，尚有自知之明。在傳統士人心目中，“儒林傳”遠重于“文苑傳”。按清代國史修傳标準，《儒林傳》“須著作有關于經學，或述程朱奧義，或闡鄭孔傳箋者，方行采錄”，至《文苑傳》，則“博洽多聞，淹通史學者為上，而工詩古文詞者次之”（譚宗浚《拟續修儒林文苑傳條例》）。基于此類“史例”，主持纂修《清史稿·列傳》的缪荃孫相應定有“《儒林》稍嚴，《文苑》宜寬收”的擇人口徑，故而李慈銘之子李承侯及其同鄉陶在銘為之“力争儒林”。
按缪荃孫與李慈銘有私誼，李生前為校《雲自在龛叢書》（薛英《李慈銘校缪荃孫所刻書》），李去世後，缪也曾為《越缦堂日記》出版奔走出力。1915年，缪氏函複吳士鑒，表示“李越缦列之《文苑》，而陶仲彜力争《儒林》，不知兩傳有何軒轾？越缦經學過于湘绮（王闿運），而隻有《經說》數篇，殊不相合。從前談過，條理通貫，别無專書，放下再說”。（陳東輝《缪荃孫緻吳士鑒信劄考釋》）或在私情與公心間難以抉擇，他一度打算将此事“放下再說”。數月後，始定議：“李莼客列一傳于‘文苑’，以陶子缜（方琦）附之，似乎公允。”今《清史稿·列傳》中，李慈銘終置于《文苑》，而王闿運列入《儒林》。
《清史稿》
缪荃孫（1844-1919）
張舜徽說，“餘觀越缦一生，仍是文苑中人物，于問學則無與也”（《張舜徽壯議軒日記》，739頁），言似稍過，若與李慈銘的同鄉後輩蔡元培所奉贈的“舊文學的殿軍”一語并看，則不得不承認雖不中亦不遠矣。即便如此，他對《清史稿》之“儒林”“文苑”二傳仍有不滿，多予指摘，則其心目中理想的清學史當别有所屬——
即以《文苑傳》叙李慈銘行事而論，已多揄揚逾實，謂其弟子著錄數百人，同邑陶方琦為最，此不知何所據而雲然。今乃附方琦于李傳之末，豈非大冤。以餘觀之，陶氏宜别立傳于《儒林傳》，方為得體。但觀斯例，可知其叙次人物而失倫序者，正複不少。以湘士論，列王闿運、王先謙于《儒林》，乃獨遺皮錫瑞。皮氏經學湛深，著述弘富，論其精詣，實在二王之上。清世《儒林》，又烏可阙其傳耶？
在批評《清史稿》後，張舜徽接着說：“餘往者校錄清人文集，效劉向《别錄》、王儉《七志》之力，于書名下各系一傳，撰成《清人文集别錄》六百篇，有清一代儒林、文苑之選，悉在其中。迨刊布行世，顧颉剛、謝國桢先生見而好之。恒舉以語人曰：‘此真清史儒林、文苑傳也。’斯雖推美之辭，而其效用固有可以相代者矣。”（《愛晚廬随筆·清史稿儒林文苑傳》）對于所謂“真清史儒林、文苑傳”，頗有當仁不讓的意态。
行文至此，還應稍加補說。張舜徽批評李慈銘，非全無理性的一概罵倒，或出于派性故作誅心之論，他所最不滿者，隻在于越缦放大了乾嘉漢學家“襞績補苴”的一面。他也承認李慈銘“顧以好讀乾嘉諸儒書，故不緻誤入歧趣，往往考論古今，篇言居要”，譬如“論鄭（玄）學”“論宋學”“論乾嘉諸儒品節”，“斯皆平實通達，足以關俗士之口”。鹹豐二、三年間，李慈銘因讀阮元（1764-1849）所編《學海堂經解》，“始知經義中有宏深美奧”，十一年（1861）二月日記為世人訾議阮氏“攘他人之作以為己有”一說辯誣，張舜徽贊賞“此段記載，于阮文達一生學行關系太大，得莼客辨白之，足以解世俗之惑”（《張舜徽壯議軒日記》，450-451頁）。同治十一年（1872），李慈銘緻書潘祖蔭（1830-1890），極論道鹹以下京師金石學風之弊：“金石固不可不講,而近之後生，往往全不讀書。……文理不通，字型不正，而遊揚聲氣，幹谒公卿，瞽行妄言，習為狂傲，是風氣之大害，所當防其流弊者也。”（《桃花聖解庵日記》戊集）張舜徽亦許“斯言亦至明快”，“切中道鹹以下學者舍本逐末之病，不失為箴肓起廢之言”。又，觀李慈銘六十歲以後日記，“再讀翁（方綱）氏《複初齋文集》，始深歎其序跋議論，盡有佳者（《荀學齋日記》癸集下）”，欣賞服善之勇，“知其晚年學進氣平，持論乃迥異于昔矣”（《清人筆記條辨》，第341-342頁）。
（附識：本篇承複旦大學曆史系王思雨同學校閱一過，并提示意見，志此申謝。）
責任編輯：黃曉峰
校對：丁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