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甘肅」漢代：涼州之畜為天下饒

【溯源甘肅】漢代：涼州之畜為天下饒

甘肅日報特約撰稿人 汪受寬

西漢初期，為了适應對匈奴戰争的需要，建立強大的騎兵部隊，保證充足的邊防給養與運輸畜力，西漢朝廷采取了各種措施促進官營馬苑和民間畜養業的發展。到漢武帝即位之初，畜牧業大有發展，出現了“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乘牸牝者擯而不得會聚”的情景。有了充足的戰馬和牛、駱駝等畜力，憑借強大的騎兵和充足的物資保障，漢武帝時取得了對匈奴作戰的勝利。後期，因連年征戰，戰馬損耗太大，武帝擴大官馬苑，繼續實行“馬複令”“馬弩關”政策，又采取提高馬價、以馬代役、從民賒馬、民養官馬等措施獎勵民間養馬，終兩漢之世，馬政一直受到高度重視。

大體以今甘肅為主，包括今甯夏及青海省東部農業區的漢代涼州，地域遼闊，氣候溫涼，水草豐美，具有發展畜牧業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畜牧業成為涼州最具優勢的産業。正如《漢書》所言：“秦地，地廣民稀，水草宜畜牧，故涼州之畜為天下饒。”兩漢時期涼州的畜牧業經營形式大體有民間畜牧業和官苑牧業兩大類。

少數民族畜牧業

涼州，是少數民族相對集中聚居的地方。早在先秦時期，當地已是馬、牛、羊、雞、犬、豕六畜俱全，而羌、戎、猃狁等族更是以畜牧業為主要産業。秦漢時期的匈奴、羌等涼州少數民族，形成了以畜牧業為主，兼營糧食種植業的經濟結構。

秦漢以前，居住于河西走廊的月氏人、烏孫人牧養了大量的馬、牛、羊、駱駝、驢、騾等。當兩族陸續西遷後，河西地區便成了匈奴人的牧場。後來河西走廊被漢軍占領後，匈奴人悲傷地唱道：“失我祁連山，令我六畜不蕃息。”被霍去病軍在河西走廊俘獲的匈奴休屠王太子金日？就有着豐富的畜牧經驗，後來被派到黃門養馬，個個膘肥體壯，受到漢武帝嘉獎，當即拜為馬監，最終成為朝廷重臣。

祁連山以東至秦、隴間，經營畜牧業的主要是羌、氐等民族。許慎解釋道：“羌，西戎牧羊人也，從人從羊。”趙充國說：“羌人‘以畜産為命’。”都反映羌人長于畜牧業。兩漢時期，涼州等地的羌人與朝廷一再發生沖突，在一定程度上是為了擷取優良牧地、争取生存權。漢宣帝神爵元年（前61年）趙充國部在與先零羌的作戰中，一次就繳獲“馬牛羊十萬餘頭”，說明羌人畜牧業規模之大。商周之際，氐族先民與中原王朝多有交往。《穆天子傳》中稱，“周穆王西行到過隴上，氐族曹奴部首領戲在洋水（今白龍江）之濱設宴為穆王接風，并獻良馬九百匹、牛羊七千頭，助其西征”。漢代，氐人中最為強大的白馬氐，活動于今隴南及今甘、川、陝交界一帶，他們遊牧與農耕兼營，培育的馬匹品種優異，而被稱為“良馬”“名馬”。氐人将牛皮鞣制成革，所制“犀革衣”，防禦能力極強，敵方弓箭無法穿透，連戈矛對它也無可奈何。

東漢涼州地區以羌人為主的少數民族畜牧業也很興盛。《後漢書·西羌傳》記載，漢軍與反叛羌人的作戰中，前後共擄獲迷唐、零昌、沈氐、當煎、鞏唐、燒何、先零等諸種羌的馬牛羊驢騾八九百萬頭，這說明即使在動亂和戰争中，羌族同胞仍堅持發展畜牧業，所畜馬牛羊的數量很大。

涼州少數民族的畜牧主要是為了滿足自身生産與生活的需要，能夠為農業區提供的牲畜數量是有限的。漢朝中央政府與西部民族時而處于戰争狀态，對其畜牧業生産的控制和利用是有限的。

編戶畜牧業

兩漢涼州漢族的畜牧業也較發達。這種畜牧業，既有規模較大的私人牧主，也有一般的牧民，還有農戶經營的畜牧業。

河隴等地，私營畜牧業發達，大畜牧主動辄有千萬匹馬牛。司馬遷曾說：“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意思是，凡擁有五十匹馬、二百頭牛、二百五十隻羊、二百五十隻豬，就可以享有與千戶侯同等富裕的生活。漢武帝開邊時，橋姚在西部邊塞即涼州從事農業和畜牧業生産，竟擁有了一千匹馬、二千頭牛、一萬隻羊，可說是富比萬戶侯了。新莽時，馬援率數百家賓客在北地（今慶陽及甯夏一帶）和苑川（今榆中）畜養馬牛羊等，規模也很大。東漢安帝時擔任尚書的翟酺，年輕時為舅複仇後，逃亡至涼州牧羊，成為一位個體牧主。

古代以農業立國，而“牛者稼穑之資”，漢朝就明令保護耕牛和馬匹，禁止宰殺。甘肅金塔縣破城子遺址出土的漢簡，就有禁止屠殺牛馬的诏令。漢代，常因軍需而征用民牛，或供運輸，或充軍食。如李廣利受命遠征大宛，出關邊騎攜有“牛十萬，馬三萬餘匹，驢、騾、橐它以萬數，多赍糧”，其中多數依靠于涼州尤其是河西地區，可見當地畜牧業的興盛。漢代實行牛馬等大家畜登記的管理制度，除為了便于查核，防止竊失以外，更是為了保證飼養水準，并促進繁殖。一般牛籍簡，是依照每頭牛的毛色、性别、标記、年齡、體尺等要素依次登記建立的。馬籍記載的内容與牛大體相同，如懸泉簡V1620②11-20号簡就是建始二年（前31年）三月上報的懸泉驿《傳馬名籍》部分底本。養羊，是民間畜牧的主業，河西漢簡中有不少養羊的記錄。駱駝在漢代典籍和出土簡牍中亦寫作“橐佗”“橐駝”“橐它”等，既用于騎乘，也用于拉車和馱運物資，是漢代涼州的重要牲畜。當時，少數民族及官、私皆有牧養駱駝的，還有西域諸國進貢駱駝，留置涼州的。敦煌漢簡1163B簡載，一次駱駝買賣就達三百零二匹，可見當時涼州牧養駱駝的數量之大。

涼州民間牧養牲畜，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此如，敦煌漢簡第41、43、164簡總結道，瘦疲之馬不能隻喝水吃草，必須喂糧食，才能恢複體力。涼州民間有許多畜牧業能手，漢昭帝時，曾選拔北地人傅介子，擔任朝廷駿馬監之職，以更好地管理皇家牧馬業。

官營畜牧業

漢朝官營畜牧業主要包括：邊郡牧師苑、皇家苑廄、各級政府的官廄。涼州境内的官營畜牧業主要是牧師苑。

牧師苑是漢朝自景帝時開始設在邊郡的大規模國營牧場，在牧師官管理之下，以養馬為主，兼牧牛、羊、駱駝等，其所養馬稱為苑馬。據記載，漢朝在隴西、天水、安定、上郡、北地、西河六郡有國營牧馬場，每郡一令，總稱六牧師苑令。每一牧師苑令管轄郡内數量不等的牧師苑。每一苑通常“以郎為苑監”，管理牧場事務。六郡之中，西河郡在今山西長治一帶，上郡在今陝北，隴西、天水、安定、北地四郡大體都在今甘肅省境。此外，河西走廊也有牧師苑。根據文獻、簡牍和今人考證，漢代涼州有記載的牧師苑是：北地郡靈州縣河奇苑、号非苑，歸德縣堵苑、白馬苑，郁至縣牧師苑；天水郡勇士縣牧師苑，流馬苑；安定郡呼池苑；張掖郡骊靬苑、堅年苑。

牧師苑的放牧人員主要是官奴婢，還有服役農民和刑徒。《漢官舊儀·補遺》稱：“太仆帥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以郎為苑監，官奴婢三萬人，分養馬三十萬頭，擇取給六廄，牛羊無數，以給犧牲。”每牧師苑平均有牧人八百三十三名、養馬八千三百三十三匹，還豢養數量相當的牛、羊、駱駝等，規模很大。牧師苑所養馬、駱駝，供軍用和驿傳之用，牛供使役用，牛、羊除了供肉食外，還要供給朝廷及州郡在各種祭祀場合作為供品犧牲。

西漢時期，牧師苑的發展，固然為漢皇朝提供了大量的牲畜，增強了皇朝的軍事實力，但也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國家的财政開支，加重了百姓的負擔。為了緩和社會沖突，西漢曾經省減苑馬，例如平帝時，“罷安定呼池苑，以為安民縣” ，呼池苑當設在小隴山牧場，安民縣就在今華亭一帶。

除太仆寺屬下的牧師苑之外，京師諸官府屬下各有其主管畜牧的系統，各自在邊郡有一定數量的官營牧場。西漢時，北地郡即有廷尉屬下的牧場，曾選派倪寬為從史“之北地視畜數年，還至府，上畜簿。”東漢時涼州因羌人一再造反緻官營牧馬多被裁撤，但漢陽流馬苑等仍見于記載。

漢代涼州等邊郡牧師苑制度，在曆史上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深遠的影響。牧師苑生産了大量的馬牛羊等牲畜，增加了社會财富，增強了軍事實力，為漢帝國的強盛提供了物質基礎；發揮涼州的自然優勢，促使其保持以牧為主、半農半牧的經濟特點，抑制了國民經濟重農輕牧的傾向；有利于鞏固中央政府對邊郡的統治，促進和密切了中原地區與西北地區的經濟聯系。

漢代涼州等地牧師苑的建立和發展，為後世諸皇朝所效仿。直到清代前期，朝廷牧馬監在甘州大草灘、涼州黃羊川、肅州花海子湃帶湖等地設立有馬廠，用以畜養馬匹和其他牲畜。

畜牧業技術的提高

兩漢時期涼州地區畜牧業技術的提高，首先展現在對種馬的引入和馬匹的改良上。朝廷重視引進野馬或良馬與家馬交配而獲得優良的馬種，提高騎兵的戰鬥力，在對匈奴的作戰中處于更加有利的地位。西漢最早的涼州良馬，是上邽龍淵水所産的龍馬，在朝廷太仆寺所轄諸廄中專門設龍馬廄畜養。

《水經注》載：“今西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導也……西流與馬池水合，水出上邽西南六十餘裡，謂之龍淵水，言神馬出水，事同餘吾、來淵之異，故因名焉。”元狩三年（前120年）秋，因罪被罰在敦煌屯田的南陽新野暴利長，多次在渥窪水（今敦煌陽關鎮境）旁看見在一群野馬中有一匹奇特的馬，不時到這裡來飲水。暴利長就設計裝扮為泥人，終于用勒靽套住野馬。他謊稱這匹野馬是從渥窪水中冒出來的神馬，将其獻給武帝。漢武帝極為興奮，稱之為天馬，為之詠《天馬之歌》。此後，漢武帝對西部地區的良馬更為渴求。張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後，随其來長安的烏孫使者進獻了不少烏孫馬，史書稱其“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為了得到大宛汗血馬，漢武帝派貳師将軍李廣利率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又增兵六萬，出敦煌，長途行軍攻打大宛，“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漢武帝改稱大宛馬為“天馬”，将烏孫馬改名為西極馬。後來，漢朝從西域獲得更多的良馬。敦煌懸泉簡中，就有漢昭帝時派使者到敦煌迎大宛“天馬”的記錄。

漢代涼州對其他大牲畜品質的改良也有較大成績。少數民族所豢養的牲畜，都具有耐粗飼、耐勞役、抗病力強、挽力大且耐持久等優勢。漢代，涼州等地的馬、牛、羊、犬、豬等牲畜均已實行閹割去勢術，還發明水骟法為馬去勢，比火骟法更安全保險。

張骞通西域後，從西域引進了優質飼草苜蓿。苜蓿從西域傳入，第一站就是河西走廊，涼州尤其是河西地區都有苜蓿的種植，京師長樂廄還有專門種植苜蓿的苑田。苜蓿用于飼養牲畜，在中國畜牧史上是一件大事，對繁育良種馬，增強牲畜的體質和挽力，發揮了重要作用。

漢代涼州地區獸醫藥水準有了進一步的提高，當時，驿亭等許多機構中有專門的馬醫，如懸泉漢簡Ⅱ0114②∶206号簡上就記有遮要亭馬醫王竟的名字。漢簡中有許多治牛馬病的醫方，如治馬受鞍傷後形成的鞍瘡方、治馬傷水方等。這些材料都說明，涼州等地獸醫業日趨成熟，有力地保證了當地畜牧業的發展。

繁育良馬的需求促進了兩漢相馬法的發展。斯坦因第二次中亞考察所獲第2094号簡就是有關《相馬法》的殘簡。相馬的祖師伯樂就是秦國人。漢代最著名的相馬師是西河子輿，子輿傳西河儀長儒，長儒傳茂陵君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楊子阿再傳給在北地等地牧馬的馬援。馬援不拘于師法，繼續求師，融會貫通，形成了綜合相馬法，且用其南征交阯繳獲的銅鼓，鑄成了一匹具備諸家骨相的銅馬式，獻給朝廷，置于洛陽宣德殿，成了天下名馬的準式。1969年在武威雷台東漢墓發現的銅奔馬，體型矯健，應該是在吸收當時風行的良馬意識、神馬傳說及名馬式的基礎上，創造出的一件罕世藝術精品。

武威銅奔馬及河西考古發現的大量馬俑，是兩漢涼州畜牧甲天下的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