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白山文化溯源——德惠鳇魚島與清代“鳇魚貢”

壹 打牲烏拉

在與長春市九台區隔江相對的吉林市龍潭區烏拉街，曾經存在一個專為清廷采捕貢品的機構，叫“打牲烏拉總管衙門”。

“打牲烏拉”來源于滿語“布特哈烏拉”。“烏拉”即漢語的“江河”，“布特哈”意思是“漁獵”“打牲”，是以“布特哈烏拉”也叫“打牲烏拉”，為“江河漁獵”“江河打牲”之意。

明代的東北，有海西女真的“扈倫四部”，其中之一烏拉部(亦稱“烏拉國”)地域廣大，明末時其王城便設在今烏拉街。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努爾哈赤率領建州女真滅掉了烏拉部。

此後，努爾哈赤和諸貝勒每年派人前往烏拉地方打牲，各旗主也派出旗下包衣到那裡采捕各自需要的人參、松子、貂皮等，烏拉地方成為後金的采捕基地。皇太極繼位後，于天聰三年(1629年)派納殷城的旗人之後——邁圖來到烏拉，在舊城設定“烏拉地間嘎善”(鄉村機構)，邁圖為嘎善達(鄉村長)，加強了對烏拉地方的管理。

随着烏拉地方“生齒日繁，地方遼闊，以嘎善達不堪鎮服”，于是賞給邁圖“滿洲缺分，為内務府包衣按班三旗佐領”。為控制烏拉地方打牲的混亂局面，清廷于順治七年(1650年)停止了宗室和各旗分别采捕東珠、貂鼠等物的慣例，于順治十四年(1657年)将邁圖任命為總管，統一管理各旗派到這裡的打牲丁，為清廷及各旗王公采集、保管、加工、輸送貢品，打牲烏拉總管衙門由此誕生。

從設立到宣統三年(1911年)撤銷，打牲烏拉總管衙門共存在254年，幾與清王朝共始終。在這二百多年中，打牲烏拉總管衙門非常穩定，名稱也未曾改變，隻在來往公文中會使用簡稱“打牲衙門”或“烏拉衙門”，總管也時稱“打牲總管”。衙門初設時隸屬清陪都盛京内務府，後改隸北京内務府。康熙年間，甯古塔将軍遷至打牲衙門東南面的船廠之地後，打牲總管職務曾由甯古塔将軍兼理過，直到乾隆十三年(1748年)甯古塔将軍卸去兼理總管的其他事務，隻兼理采珠、捕魚、揀選官員三事。打牲總管初放時為六品，随着事務越來越多，到康熙年間已升為三品，比同為清廷貢品基地的江甯、蘇州、杭州三個織造衙門總管的品級高。

既然是為清廷采捕貢品的基地，打牲衙門就要有一個采捕區域，這就是清廷為其劃定的貢山、貢江和采珠河口等。打牲衙門貢品的品種和數量不斷變化，采捕區域也并不固定，至光緒年間已發展到“南至松花江上遊、長白山陰，北至三姓、黑龍江、瑷珲，東至甯古塔、珲春、牡丹江流域。上下數千裡，流派數百支”，涵蓋了東北的大片山河。成書于光緒年間的《打牲烏拉志典全書》記載，打牲衙門在這片區域内領有22處采貢山場、64處采珠河口和5處種糧官莊。

在采捕區域内，還有一個“不與駐防衙門幹預”、由打牲衙門直接管轄、供打牲兵丁駐防和生活的專有區域，最大時邊界如下:東以拉林河為界;西至煤窯廠(位于今長春市九台區);南由橫道河子(位于今桦甸市)起至磨盤山(位于今磐石市)止;北面大緻止于柳條邊，沿松花江周圍方圓300多公裡。

打牲衙門的打牲丁最初不過幾百人，後将本處各旗打牲丁後裔及發遣至此的人犯奏準入冊，到康熙年間增至2000多人，以後最多時近4000人。甯古塔将軍移駐船廠後，于乾隆年間在烏拉街地方添設協領衙門，領1000多名八旗官兵，平時歸打牲總管使用，與打牲丁一同采捕，外有戰事時歸吉林将軍(乾隆二十二年甯古塔将軍改稱“吉林将軍”)調用。兩處合計有5000多名打牲丁，可見烏拉之地打牲隊伍的龐大。

貳 占地打牲

200多年來，打牲衙門為清廷采捕的貢品種類繁多，但始終采貢的有4宗:東珠、鳇魚、蜂蜜、松子。鳇魚，是僅次于東珠的重要貢品。

鳇魚，學名達氏鳇，為冷水魚，主要産于黑龍江水域，體圓，長可達四五米，重可達幾百公斤，烏蘇裡江、松花江下遊均有分布，春夏時節溯松花江而上，可達今農安、德惠江段，是東北的珍貴魚種。鳇魚肉鮮味美，在曆史上曾是東北少數民族進獻給中原政權的貢品，更是女真人祭祖和食用的必備品。

因為鳇魚與同綱目的鲟魚形态相似、習性相近，區分起來比較麻煩，古人便将這兩種魚統稱為“鲟鳇魚”。乾隆帝東巡吉林時曾作詩詠之:“有目鳏而小，無鱗巨且修。鼻如矜翕戟，頭似戴兜鍪。”

打牲衙門向清廷歲貢鳇魚的數量和尺寸，最初無定額，“盡所得呈交”。後來，“鳇魚貢”的數目和尺寸有了定額，未足額便要受罰，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打牲總管索柱就因為所貢鳇魚太小而被革職。到了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因為鳇魚生長期長、成熟期晚，捕獲的成魚漸少，便隻規定每年進鲟鳇魚20尾，不拘尺寸了。

鳇魚作為打牲衙門采捕的重要方物，身形大，不易捕獲，是以，打牲衙門從康熙五年(1666年)起，在打牲八旗上三旗中增設捕魚珠軒(即作業組)6個，專門負責采捕鳇魚等。幾年後在下五旗内也增設了捕魚珠軒，并在八旗中各增設領催一名，專領捕魚。至康熙三十年(1691年)左右，打牲衙門正式形成了獨立于采珠八旗之外的捕魚八旗，負責全部魚貢。

打牲衙門開署以後，松花江是其最重要的采捕貢江，主要是采珠和捕魚。但是，捕貢江段最初主要在柳條邊内，由打牲衙門所在江段往上至橫道河子、長白山陰，即松花江的“上掌”。乾隆年間，捕貢江段才擴延到柳條邊外，即松花江的“下江”，原因是當時松花江“上掌”邊裡地區人煙稠密，水淺魚稀，欲捕獲更多的貢魚，特别是大型鳇魚、鳟魚等，就必須到下遊去。于是，為了友善打牲丁到邊外松花江更遠的江面上捕魚，以及就近休息，經吉林将軍同意，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打牲衙門将打牲用地範圍擴大到柳條邊外，即今德惠市松花江段，前後經過兩次擴延。當時，柳條邊外的松花江兩岸都是蒙古王公所屬的荒原，今德惠市鳇魚島在出邊不遠的松花江上，打牲衙門雖然可以在這一江段捕貢，但江上島嶼和兩岸土地并不歸其所有。

打牲衙門在第一次向柳條邊外擴延時，“由伯都讷地方巴彥鄂佛羅邊門外自飲牛坑起，至松花江上掌牛山河”，包括今鳇魚島一帶，順江而下，止于沐石河入松花江口之下的飲牛坑處(今德惠市京哈鐵路橋處)。道光元年(1821年)第二次擴延，“複由飲牛坑起，至下紅石砬子、石子灘止”。紅石砬子、石子灘處，即今飲馬河入松花江口，農安、德惠分界處。兩次擴延占據了順江而下西岸綿延近百裡的郭爾羅斯前旗土地。

今鳇魚島，曆史上在松花江西岸，即“巴彥河地方”。所謂巴彥河，并不是松花江支流，而是松花江出邊之後、過了望波山向西蕩出的一條大江岔。這條江岔蜿蜒北行十餘公裡，又歸入松花江，時稱“巴彥河”或“巴延河”。由巴彥河圍出的狹長灘地，即今天的鳇魚島，時稱“巴彥通”。嘉慶初年，郭爾羅斯前旗放荒、設長春廳之後，這裡暫無村落，地圖示注為“巴彥河閑荒”，此狀況一直持續到同治、光緒年間。由于水流無常，“巴彥通”上或由小河分割，或由巴彥河改道，使其最終形成了今天由5個大小島子毗連的鳇魚島。當時這裡“澱多水穩”，是捕捉鳇魚、鳟魚的好地方，打牲衙門便将其占用了。

這段占地打牲的史實，後來被記錄在光緒年間解決蒙烏兩署沿江地界問題、由打牲衙門所立的“貢江碑”上:“溯查本衙門設網捕魚:每歲冬間，本總管奏明出邊，督率官弁、兵丁等，采捕鲟鳇鳟魚并五色雜魚，挂冰運署，報明将軍會銜，分二次呈進恭祭壇廟之要貢，委非内庭口味可比。嗣因邊裡人煙稠密，水淺魚稀，前于乾隆二十六年，經本省将軍奏明，由邊外起，南至松花江上掌，北至下紅石砬子、石子灘等處止，其間沿江均為捕貢、晾網之區。”

叁 捕鳇往事

在康乾一百多年間，打牲衙門捕打鳇魚的方式一直是秋冬連捕，每年秋後出邊在江上蕩捕，冬月在江上鑿冰網捕，主要捕打鳇魚，兼及其他“各色肥魚”。但是，鳇魚生長期長、成熟期晚，而且秋冬時節江水下落，想要在這段時間在柳條邊内外松花江段捕到成年鳇魚越來越困難。于是，為了保證捕到足夠尺寸的鳇魚，又增加了夏捕，在嘉慶初年形成定例。夏捕專門捕打鳇魚。由此，秋冬捕時間縮短，成為冬捕。

不論是秋冬連捕，還是夏冬分捕，捕到的魚都要在入冬後分兩次向北京“挂冰呈進”，分别稱“頭貢”“二貢”，是以蓄養捕到的鳇魚等大魚的魚圈就必不可少了。

魚圈在當時既稱“圈”，又稱“泡”，還有稱“渚”的，由于主要是為了蓄養鳇魚，便統稱為“鳇魚圈”。

鳇魚圈多選用江邊的水泡子或在江岔子裡圍栅而成，水面大小不一，水深最少也要在三四米之間，以保證入冬結冰後鳇魚還能在水下生存。魚圈還要有出水口和進水口，以保證水的流動，而且在伏天裡水溫不緻太高，防止鳇魚受熏蒸而死。鳇魚圈并非打牲衙門專有，凡捕打鳇魚必備魚圈。因為鳇魚太大，夏天捕到後如長途運輸極易腐壞，隻能先就近放入圈中喂養，等待冬天。鳇魚圈也不是固定不變的，哪處合适就設在哪兒，幾年不用便淤廢了。

自從打牲衙門有了“鳇魚貢”後，魚圈便在邊内設定，蓄養捕到的鳇魚等，今舒蘭市黃魚圈遺址便位于當時的邊内。乾隆年間，打牲衙門将其打牲用地延展到邊外後，便在巴彥河西設魚圈一處。道光年間，為完成每年20尾的“鳇魚貢”，打牲衙門不得不到更遠的“讷江江面”(今松原市松花江段)蕩網，魚圈也随之增設。至清末，邊外打牲用地内的“鳇魚圈”固定至4處。宣統三年(1911年)吉林全省旗務處的公文中記載了這4處鳇魚圈的名稱:巴延泡、平安泡、吉祥泡、如意泡。

這4處鳇魚圈是順江排列的，都在今德惠市沿江範圍，其中2處就在今鳇魚島所在的松花江西岔、原巴彥河(今已改稱松花江)上。

“巴延泡”，《打牲烏拉鄉土志》中又稱“巴延渚”，設立最早，因巴彥(延)河得名。光緒二年(1876年)繪制的《長春廳輿地全圖》和宣統二年(1910年)繪制的《德惠縣全圖》上都有标注，分别稱其為“魚圈”和“上黃魚圈”。兩圖所标的鳇魚圈位置，與“貢江碑”記載的“由望波山迤下老江身分出一岔，名曰巴延河，河西原設魚圈一處”完全一緻。

“平安泡”，《打牲烏拉鄉土志》中又稱“長安渚”，應在今鳇魚島兩側江岔彙合處、今德惠市岔路口鎮馬家店村北老營處自然島的西江上，也在原巴彥河上，當設于同治八年(1869年)前。宣統元年(1909年)六月，吉林全省旗務處委員毓升等人為查勘蒙界，曾到過這裡，記下了這處鳇魚圈，稱今北老營“亦在大江之右，向經烏署命名‘老營通’，租與張仁之地。周圍柳通間有熟地，現被水淹。偏北有圈鳇魚泡一處”。

另外2處，“吉祥泡”屬于今德惠市松花江鎮;“如意泡”(又稱“如意渚”)屬于今德惠市菜園子鎮。這兩個鎮至今仍有“黃魚圈”的地名。

每當夏捕開始，特别是有鳇魚入圈後，這4處鳇魚圈便開始派人看守，“每泡派打牲丁四名，輪為兩班看守……其頭班着以四月初一日起至八月初一日止，二班以八月初一日起至十一月内停止”。

今農安縣北靠松花江邊，也有黃魚圈村、黃魚圈鄉，應來源于江邊的鳇魚圈。但從吉林省檔案館收藏的《打牲烏拉旗務承辦處捕貢江界全圖》上看，此處已不屬于打牲衙門貢江範圍。從這處鳇魚圈的傳說和檔案資料來看，也不屬于打牲衙門。

沿松花江往西、往北直至黑龍江，還有一些鳇魚圈，就更不屬于打牲衙門了。從當時的檔案看，打牲衙門出邊捕鳇，最遠未過三江口，多在“讷江江面”，捕到的鳇魚拖回打牲用地内，養在就近的魚圈中。松花江上其他的鳇魚圈，包括今農安鳇魚圈，都應屬于同樣有捕鳇任務、沿江駐紮的副都統和協領等衙門。而黑龍江上的捕鳇任務，則由黑龍江将軍負責。他們大多不設專門的捕貢兵丁，而是雇用民人捕打，也會設圈蓄養，冬月進貢。

今天的鳇魚島，在曆史上不僅有鳇魚圈，還有2處魚營，其中1處還是總營。

魚營是以鳇魚圈為中心，供捕魚、養魚及打牲丁休息、過夜和值班的地方，在當時的文書裡常被稱為“官房”。魚營最初是季節性的，增加夏捕後，幾近常年使用。從檔案及文獻資料看，最初隻有“貢江碑”記載的“魚圈一處、魚營二所”，增加夏捕後，魚圈增至4處，魚營也應增至4所，總營設在今鳇魚島上的張家大院村，當時的文書中稱之為“下江巴彥河魚營”。張家大院村原名叫“黃魚窩棚”，東西兩面都有渡口連接配接旱路，從東江上岸後便可進入吉林北路驿道，不論是水路還是旱路，往來都較為友善。

在以捕鳇為主、每年2次的出邊捕魚中，打牲衙門的翼領(輔佐總管之官)都要帶隊，有的年份總管還要親自出邊，總營便是他們坐鎮指揮之所。

肆 鳇魚之貢

每當進入冬月，總營之地便格外忙碌，各魚圈的出圈鳇魚和冬捕所獲的“各色肥魚”，都要運到這裡過數、稱重、挂冰，然後分兩次裝車運往京城，完成“頭貢”和“二貢”。《打牲烏拉鄉土志》記載:“巴延渚……界内前建有捕魚總營一所，派官值年看守，曆年冬至以前，務将進貢鲟鳇及各色魚尾俱運此營，挂冰妥協，總管由此發貢。”《打牲烏拉志典全書》中記載，每到此季，“各色魚尾由驲運送巴延，總管挂冰報明，吉林将軍勘驗”。

每次呈送北京的貢魚中，最大的兩尾鳇魚，皇上要親自過目，稱為“禦覽鲟鳇魚”，打牲總管必須在場。“禦覽鲟鳇魚”由總管標明，挂好冰後要先送到吉林城，請吉林将軍會銜驗看，然後裹上蘆席專車呈送。清代檔案中有一份打牲總管台春在今鳇魚島總營恭送頭貢“禦覽鲟鳇魚”後給吉林将軍衙門的報告，展示了光緒二十年(1894年)冬的貢魚情況:“本總管現将頭次應進各色魚尾捕齊，頭次應進禦覽鲟鳇魚二尾，于十一月十七日由營起運……續将二次魚尾捕足，拟于十一月十九日由營起運。總管帶領二次差員花翎骁騎校連喜，将二次應進禦覽鲟鳇魚二尾，親押運省，呈請将軍勘驗，會銜呈進……頭次共重一萬二千七百十斤，二次共重一萬二千五百十斤。”

伍 地權紛争

乾隆年間，打牲衙門将打牲用地擴延到柳條邊外時，松花江兩岸的土地還沒有出放，沿江更無民屯，是以打牲衙門就在江兩岸(主要是西岸)圈出大片土地，設魚圈、魚營和曬網場，留養江套及岸邊的樹木，以便取用，毫無阻礙。當郭爾羅斯前旗的土地出放後，江西岸的土地便與長春廳東夾荒、農安鄉之地相連，這些地方的流民“窺伺通場為沃土，觊觎條甸如利薮”，常有侵占混淆的情況，而蒙古王公因出放荒地嘗到甜頭，便有将沿江土地收回“招佃輸租”之請。光緒十一年(1885年)，蒙烏之間在今鳇魚島所在的巴彥河一帶首次發生争議，即“郭爾羅斯公報請本省将軍，請将巴彥河附近通場撤回，招佃輸租”。

光緒十三年(1887年)四月，吉林将軍派員會同郭前旗和打牲衙門雙方人員勘察後，郭前旗要回了今鳇魚島南部、朝陽鄉學安村所在兩個島上的大部分土地，隻有于家套子部分歸江東驿站“登伊勒哲庫站經理，與北公輸租”。巴彥河西岸南段、今朝陽鄉政府所在地朝陽村以東之地，“撥給烏拉，永為捕貢之區”。邊界劃定後，打牲衙門在鳇魚圈以東兩署土地分界處立碑，镌明了這次分界的前因後果，這便是前文提到的“貢江碑”。

分界後，蒙古王公便将島上和岸上的一些土地出放，今鳇魚島歸入鄰近的長春廳東夾荒二甲。長春廳升府、分設農安縣幾年後，東夾荒并入長春府懷惠鄉，東夾荒二甲改為懷惠鄉外九甲。

光緒末年，東北開發大潮興起，長春府東面沿松花江一帶墾民日增，不僅蒙古王公出租土地，打牲衙門也将自己占用的土地出租，更有機構設在江東、與江島及西岸毫無關系的驿站、鳥槍營也過來占地出租，導緻地權混亂。為此，蒙古王公再提異議，時任吉林巡撫陳昭常派長春知府孟憲彜等“與蒙員會同調查該處荒地情形，以便奏請開墾”。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冬，孟憲彜會同“蒙員”查勘了包括今鳇魚島在内的沿江荒地。孟憲彜以松花江主江在東為據，認為包括“鳇魚島在内的沿江有争議的地方，“地畝既均在大江之西，以公理論之，更宜歸之蒙公”。打牲衙門則強調，包括今鳇魚島北部岔路口鎮馬家店村在内的江上的一些灘島，“皆系江身東滾西移”所造，屬打牲丁“留養條枝”作樟杆、柴薪之用地，“實與魚務大有攸關”，應屬打牲衙門。

宣統元年(1909年)秋，吉林省派員會同各方勘查無誤并磋商後，将沿江島地一次劃厘清楚:今鳇魚島北三島，即當時北老營、江心館所在的島(今屬岔路口鎮馬家店村)，由蒙古王公與打牲衙門折半剖分;對不屬于今鳇魚島的“如意通”地方(今屬菜園子鎮)也予以劃分。當時在江心館有農民張仁租種土地，在于家套子有于姓農民租種土地，這是至今在文獻上能查到的鳇魚島上最早的開墾者。

此後，今鳇魚島及江邊歸屬蒙古王公的土地被歸入長春府懷惠鄉外九甲，德惠縣設立後由其管理。

民國時期，德惠縣沿江蒙地地權繼續保留，打牲衙門、驿站和旗營所占土地一律收歸國有。1919年，吉林省荒務總局對這片土地予以丈放，總面積2932.62垧。

(作者孫彥平為吉林省民俗學會副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