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
王明，原名陳紹禹，他是我們回看黨史，無法避開的一個人物。
1925年10月，王明加入中國共産黨，此時，中共武漢黨組織準備挑選一批精英骨幹赴蘇聯留學，王明正在此列。
來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後，王明憑着自身聰明頭腦，很快學會了一口流利俄語，以此為基礎，他系統地學習了馬列主義理論，并能背誦應答如流，很快他得到了學校校長米夫的賞識，加入了米夫的團體。
當然，優秀的學生并不止他一人，為了保證這份“唯一性”，王明開始排除異己。1927年夏，王明誣告瞿秋白為首的“浙江同學會”，說這是一個反馬列主義的地下組織。盡管最後調查清楚，但還是有一些學生被開除，被逮捕。
◆莫斯科中山大學
1929年夏，以王陽為首的米夫派學生掀起了中山大學風潮，他們以當時蘇聯鬧得沸沸揚揚的“布哈林右傾主義”支援者為借口，發起對瞿秋白等人的攻擊，最後，瞿秋白被解除駐共産國際代表的職務。
王陽的“這股勁兒”，被共産國際看在眼裡，為了讓中共上司人永遠跟随他們的路線，他們把王陽作為“中共未來上司人才”加以特殊培養，作為“交易”，王陽自然要奉行親俄思想。1929年10月，王陽滿懷希望回到中國，并擔任中央宣傳部《紅旗》報編輯。
<h1 class="pgc-h-arrow-right">李立三“左傾”主義擡頭</h1>
王陽回國後，中共中央此時的工作由周恩來主持，李立三協助，然而半年之後，中央的指導路線發生一些變化。
1929年到1930年，國内外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國際上，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危機蔓延，世界各國群衆的反資本主義情緒越來越高漲，他們自顧不暇，無法對中國内部的反動勢力給予支援。在國内，新軍閥之間的鬥争日益劇烈，這為中共力量的壯大提供了喘息時間，通過這段時間休整，中國共産黨的革命根據地日益擴大，在各大中心城市的地下工作也逐漸開展起來。
盡管國内外形勢朝着有利于革命的方向發展，但國内反動力量依然相當強大，中共革命力量還是較為薄弱，國際上資本主義雖然遭受沖擊，但是他們面對勞工階級，還是有壓倒性優勢，勞工組織的革命浪潮并未在全世界範圍内形成。
但是，此時中共的一些上司人，看到形勢朝有利于革命的方向變化，于是片面誇大形勢對革命有利的一面，逐漸形成“左傾”冒險主義。以現在的話說就是“膨脹了”。
◆李立三
1930年3月，周恩來前往莫斯科，向共産國際彙報相關工作。周恩來走後，李立三獨攬大權，“左傾”思想迅速膨脹。5月，蔣馮閻大戰爆發，李立三等認為革命形勢已在全國範圍内成熟，他向黨内征求下發《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決議案的意見，這個決議案的“左傾”冒險主義表現為：第一、革命到了決戰前夕，中國革命會帶動世界革命；第二、群衆不用再“小打小鬧”了，要發動武裝暴動；第三、堅持以城市為中心。
而此時在上海的共産國際遠東局對李立三的這種錯誤判斷持不同意态度，他們反對下發這個決議，但李立三的态度非常堅決，他說，誰反對這個決議案，誰就是反對中國革命。
<h1 class="pgc-h-arrow-right">王明反對“立三路線”，遭到處分</h1>
王明看到共産國際與李立三發生沖突分歧，作為共産國際的“重點培養對象”，他認為，他的機會來了，他需要堅決擁護共産國際這塊籌碼，扳倒李立三，借此上位。幾天後，王明糾集博古、王稼祥、何子述等人向共産國際東方部實際負責人、自己的老師米夫告狀，希望獲得支援。
1930年6月11日，李立山不顧黨内其他人員與共産國際遠東局的反對，正式通過《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案，黨的發展方向開始被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引導。6月24日，王明再次寫信給米夫，說中共黨内有派别分子，他們意圖分裂革命。
1930年7月9日，李立三召開會議，他想就決議案中的具體内容的實施展開讨論，然而此時王明搶先發難，他說：立三同志所言中國革命的爆發是世界革命爆發的開始，是錯誤的，其對中國革命可以掀動世界革命的說法太過誇大。王稼祥、何子述、博古表示附和。
李立三沒想到自己的會議安排計劃被打亂，他反駁稱：一個蘇聯已使帝國主義難以招架，是以，中國革命勝利後，帝國主義必然不會往深處得罪，是以，中國革命掀動世界革命是必然的，如果王明同志等人結成小團體反對中央決議，那性質就不一樣了。
◆王明在辦公室
李立三對王明的“結黨”指責很快讓王陽敗下陣來，随後，向忠發召集王明等人談話，要求四人發表聲明承認錯誤，并表示服從中央，否則開除黨籍。最終，王明被給予留黨察看6個月的處分，其他三人也分别受到嚴重警告處分。
王陽不服，他企圖對共産國際與李立三中央之間的沖突進行煽風點火，加大共産國際對自己的支援。1930年7月22日往後到8月，王明陸續寫信給米夫，他指責李立三藐視莫斯科的共産國際執委會，聲稱李立三中央到處都在開展反對“莫斯科派”的運動，甚至，他還隐晦地提出，自己是共産國際培養的，李立三中央這麼做，是在落共産國際面子。
也許是王明的信起到了效果，也許是李立三“左傾”冒險錯誤緻使紅軍在進攻大城市時遭受損失，共産國際指令瞿秋白和周恩來回國，結束李立三路線。
瞿秋白和周恩來回國後，于1930年9月召開中共六屆三中全會。李立三等表示接受批評，承認犯了冒險傾向的錯誤，會議同意李立三的檢讨，把李立三的錯誤定性為“政策上犯了左的個别冒險錯誤”，停止李立三決議案中的計劃。會後，瞿秋白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沒有徹底扳倒李立三，自己也沒撈到任何政治好處，還差點被開除黨籍，王陽心裡很不甘心，本以為事情到此結束了，然而，一份來自莫斯科的信再次燃起了他的希望。
<h1 class="pgc-h-arrow-right">米夫來華，王明成“反左傾主義”英雄</h1>
1930年10月，共産國際給中共中央發來《關于立三路線問題的信》，這封信被留蘇學生提前獲知了内容，在米夫的授意下，又被提前告知了王明，信的内容強調李立三執行的路線是反馬列主義、反共産國際的錯誤路線。也就是說，共産國際認為六屆三中全會對李立三的處分太過草率。王陽可以以此為借口指責瞿秋白包庇李立三，進而提出改組政治局的要求。
王明得知老師米夫的意思後，立刻寫信給中央政治局，批判中共六屆三中全會繼續了“李立三路線”，揚言瞿秋白處理不當，不能主持中央工作，要求政治局改組，由從蘇聯來的走共産國際路線的幹部來上司機關。
◆米夫
12月上旬，米夫秘密來到上海。對于共産國際來說，中共六屆三中全會沒有按照共産國際的訓示去執行，對“李立三路線”錯誤負責的向忠發、李立三、項英三人，沒有得到實際懲處，執行共産國際路線的留蘇學生，仍然被排除在政治局之外。米夫這次來上海，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
12月14日，米夫與瞿秋白等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會面，要求中共中央大力提拔“擁護共産國際路線”和反“李立三路線”的幹部到上司崗位上來。 在米夫的壓力下，中共中央通過并發出了關于撤銷王明等人處分問題的決議，承認過去對上述四位同志的處分是錯誤的，就這樣，王明變成了反“李立三路線”的英雄，身價陡然上身。
12月29日，共産國際遠東局與中共中央商讨關于即将召開的六屆四中全會改組政治局的問題，遠東局給了一份名單，增補王明、沈澤民等為中央候補委員，其中多數為留蘇的學生。在政治局改組方面，遠東局則要求瞿秋白、李維漢退出，同時補入王明等人。遠東局的意見沒有引起任何異議，甚至曾經反對王明并力主處分王明等人的向忠發，也在此時力挺王明，他說：“王明同志及時糾正李立三“左傾”錯誤有功，并且他本人是個馬克思理論家，理論水準相當高，增加這樣的同志入政治局有助于加強中央指導的力量”。是以，這次商談可以說是共産國際遠東局對即将召開的六屆四中全會政治局改組名單的“内定”。
<h1 class="pgc-h-arrow-right">共産國際幹預會議，王明走上政治前台</h1>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米夫出席了會議。參加會議的共産國際代表艾伯特按照米夫的吩咐，希望通過投票，把王明推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高位，以更好把控中共中央。但在選舉過程中，出現了嚴重分歧。米夫多次使用不正常的組織手段控制會議的進行。
米夫和遠東局以及中共中央的協商拟定的政治局委員名單是：向忠發、項英、徐錫根、張國焘、陳郁、周恩來、盧福坦、任弼時、王明；候補委員是：羅登賢、關向應、王克全、劉少奇、溫裕成、毛澤東、顧順章。名單一出，以羅章龍為首的全國各地總工會幹部強烈反對，他們要求六屆三中全會選出來的政治局委員全部退出，徹底改組政治局，并說：“如果一定要讓這個名單進行選舉，那麼幹脆共産國際指定就好了，我們放棄表決權。”
◆周恩來、王明、博古、葉劍英合照（從左至右）
于是遠東局提議就六屆三中全會補選産生的政治局委員是否全部退出問題進行表決，結果很明顯，羅章龍的提議被否決。羅章龍很氣惱，欲離開會議室，并對艾伯特大喊：“你指定就好了，還表決什麼！” 艾伯特回擊道：“幾個月前李立三做過類似的事，現在又有同志這樣做，這是對共産國際的輕視與冒犯，我不允許以後再有這種事發生，現在，我代表共産國際，希望大家通力合作，馬上就名單付諸表決，這是對中國革命的負責，也是對現場大家的負責。”艾伯特的話頓時讓會場安靜下來，與會人員開始進行投票，共産國際給出的名單悉數獲得通過。
1月10日，政治局讨論政治局成員分工，會議決定，向忠發、周恩來、張國焘三人為政治局常委，王明為候補常委，向忠發為黨的總書記。為了替王明掃清障礙，米夫特意就不服王明問題進行了讨論，他說：“反對六屆四中全會和反對王明就是反對共産國際，就應該受到處分，就應該開除黨籍。”羅章龍對米夫、王明的“竊權”行為感到反感，他聯合十幾個人召開了“反對四中全會代表團”會議，成立“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羅章龍任書記。不久，周恩來出面，找羅章龍談話，他說：“事情可以慢慢談，但是分裂黨的行為是不可能被允許的！”然而羅章龍沒有把周恩來的話聽進去。
1月21日，中共中央把羅章龍等人定性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1月27日，中共中央通過了關于羅章龍處分的議案，以“反革命活動罪”罷免羅章龍黨内一切職務并将其開除出黨，羅章龍被開除黨籍後，黨内反對王明的聲音大大減少。
1931年2月，再一次在米夫的支援下，王明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令所有人沒想到的是，他在此時出版了一本名為《為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鬥争》的小冊子，書中内容主要是：中國革命的對象不僅是封建勢力與帝國主義，還包括上層小資産階級與一切資産階級的改良派，必須打倒資産階級與上層小資産階級。甚至書中還提出要改造黨的各級上司，王明在反對李立三“左傾”路線後，居然提出了更“左”的冒險主義路線，這本小冊子也成為他“極左”冒險主義的政治綱領。
6月，總書記向忠發被捕叛變。7月，中共中央決定由王明代理總書記。于是，隻有27歲的王明，回國後從事黨組實際工作尚不足兩年，就這樣成為了中共中央上司人。
随後不久，王明随米夫去蘇聯任中共駐共産國際代表，他指定博古進入中央政治局負責日常工作，而博古成為他“極左”冒險主義路線的推行者。
◆共産國際十執委合影，前排右一為王明
<h1 class="pgc-h-arrow-right">總結。</h1>
王明的上位之路，一直奉行的是他自己的對人不對事政策，對人，隻是為了權力與利益打壓對方，無管事情的本身對錯，王明的反對李立三“左”傾路線，也隻是單純地反對李立三這個人，他們辨識的隻是在中國革命的高潮能否引起世界革命這類并不能解決實際問題的讨論上。更可笑的是，為了找出反對理由，王明不但認為李立三路線“左”了，而且認為李立三路線也有“右”的成分，是以，王明為了反對而反對的思想本身就是一種“左”的錯誤思想，他反對李立三就是五十步笑百步。這也是王明上台後實行了一條比立三路線更左的政策的内在原因。此外，李立三有一點沒說錯，王明糾集團體一起進行反對，這的确是宗派行為。
王明的“極左”冒險主義路線統治黨長達四年，他給中國共産黨造成巨大了傷害，也使中國革命深陷危機，這種極端“左傾”錯誤終于在遵義會議上被糾正，遵義會議确立實際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正确上司地位，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