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
王明，原名陈绍禹，他是我们回看党史，无法避开的一个人物。
1925年10月，王明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中共武汉党组织准备挑选一批精英骨干赴苏联留学，王明正在此列。
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后，王明凭着自身聪明头脑，很快学会了一口流利俄语，以此为基础，他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并能背诵应答如流，很快他得到了学校校长米夫的赏识，加入了米夫的团体。
当然，优秀的学生并不止他一人，为了保证这份“唯一性”，王明开始排除异己。1927年夏，王明诬告瞿秋白为首的“浙江同学会”，说这是一个反马列主义的地下组织。尽管最后调查清楚，但还是有一些学生被开除，被逮捕。
◆莫斯科中山大学
1929年夏，以王阳为首的米夫派学生掀起了中山大学风潮，他们以当时苏联闹得沸沸扬扬的“布哈林右倾主义”支持者为借口，发起对瞿秋白等人的攻击，最后，瞿秋白被解除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职务。
王阳的“这股劲儿”，被共产国际看在眼里，为了让中共领导人永远跟随他们的路线，他们把王阳作为“中共未来领导人才”加以特殊培养，作为“交易”，王阳自然要奉行亲俄思想。1929年10月，王阳满怀希望回到中国，并担任中央宣传部《红旗》报编辑。
<h1 class="pgc-h-arrow-right">李立三“左倾”主义抬头</h1>
王阳回国后，中共中央此时的工作由周恩来主持，李立三协助，然而半年之后，中央的指导路线发生一些变化。
1929年到1930年，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国际上，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蔓延，世界各国群众的反资本主义情绪越来越高涨，他们自顾不暇，无法对中国内部的反动势力给予支持。在国内，新军阀之间的斗争日益剧烈，这为中共力量的壮大提供了喘息时间，通过这段时间休整，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根据地日益扩大，在各大中心城市的地下工作也逐渐开展起来。
尽管国内外形势朝着有利于革命的方向发展，但国内反动力量依然相当强大，中共革命力量还是较为薄弱，国际上资本主义虽然遭受冲击，但是他们面对工人阶级，还是有压倒性优势，工人组织的革命浪潮并未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
但是，此时中共的一些领导人，看到形势朝有利于革命的方向变化，于是片面夸大形势对革命有利的一面，逐渐形成“左倾”冒险主义。以现在的话说就是“膨胀了”。
◆李立三
1930年3月，周恩来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相关工作。周恩来走后，李立三独揽大权，“左倾”思想迅速膨胀。5月，蒋冯阎大战爆发，李立三等认为革命形势已在全国范围内成熟，他向党内征求下发《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的意见，这个决议案的“左倾”冒险主义表现为：第一、革命到了决战前夕，中国革命会带动世界革命；第二、群众不用再“小打小闹”了，要发动武装暴动；第三、坚持以城市为中心。
而此时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对李立三的这种错误判断持不同意态度，他们反对下发这个决议，但李立三的态度非常坚决，他说，谁反对这个决议案，谁就是反对中国革命。
<h1 class="pgc-h-arrow-right">王明反对“立三路线”，遭到处分</h1>
王明看到共产国际与李立三发生矛盾分歧，作为共产国际的“重点培养对象”，他认为，他的机会来了，他需要坚决拥护共产国际这块筹码，扳倒李立三，借此上位。几天后，王明纠集博古、王稼祥、何子述等人向共产国际东方部实际负责人、自己的老师米夫告状，希望获得支持。
1930年6月11日，李立山不顾党内其他人员与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反对，正式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党的发展方向开始被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引导。6月24日，王明再次写信给米夫，说中共党内有派别分子，他们意图分裂革命。
1930年7月9日，李立三召开会议，他想就决议案中的具体内容的实施展开讨论，然而此时王明抢先发难，他说：立三同志所言中国革命的爆发是世界革命爆发的开始，是错误的，其对中国革命可以掀动世界革命的说法太过夸大。王稼祥、何子述、博古表示附和。
李立三没想到自己的会议安排计划被打乱，他反驳称：一个苏联已使帝国主义难以招架，因此，中国革命胜利后，帝国主义必然不会往深处得罪，所以，中国革命掀动世界革命是必然的，如果王明同志等人结成小团体反对中央决议，那性质就不一样了。
◆王明在办公室
李立三对王明的“结党”指责很快让王阳败下阵来，随后，向忠发召集王明等人谈话，要求四人发表声明承认错误，并表示服从中央，否则开除党籍。最终，王明被给予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其他三人也分别受到严重警告处分。
王阳不服，他企图对共产国际与李立三中央之间的矛盾进行煽风点火，加大共产国际对自己的支持。1930年7月22日往后到8月，王明陆续写信给米夫，他指责李立三藐视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声称李立三中央到处都在开展反对“莫斯科派”的运动，甚至，他还隐晦地提出，自己是共产国际培养的，李立三中央这么做，是在落共产国际面子。
也许是王明的信起到了效果，也许是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致使红军在进攻大城市时遭受损失，共产国际指令瞿秋白和周恩来回国，结束李立三路线。
瞿秋白和周恩来回国后，于1930年9月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李立三等表示接受批评，承认犯了冒险倾向的错误，会议同意李立三的检讨，把李立三的错误定性为“策略上犯了左的个别冒险错误”，停止李立三决议案中的计划。会后，瞿秋白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没有彻底扳倒李立三，自己也没捞到任何政治好处，还差点被开除党籍，王阳心里很不甘心，本以为事情到此结束了，然而，一份来自莫斯科的信再次燃起了他的希望。
<h1 class="pgc-h-arrow-right">米夫来华，王明成“反左倾主义”英雄</h1>
1930年10月，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发来《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这封信被留苏学生提前获知了内容，在米夫的授意下，又被提前告知了王明，信的内容强调李立三执行的路线是反马列主义、反共产国际的错误路线。也就是说，共产国际认为六届三中全会对李立三的处分太过草率。王阳可以以此为借口指责瞿秋白包庇李立三，从而提出改组政治局的要求。
王明得知老师米夫的意思后，立刻写信给中央政治局，批判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继续了“李立三路线”，扬言瞿秋白处理不当，不能主持中央工作，要求政治局改组，由从苏联来的走共产国际路线的干部来领导机关。
◆米夫
12月上旬，米夫秘密来到上海。对于共产国际来说，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没有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去执行，对“李立三路线”错误负责的向忠发、李立三、项英三人，没有得到实际惩处，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留苏学生，仍然被排除在政治局之外。米夫这次来上海，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12月14日，米夫与瞿秋白等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会面，要求中共中央大力提拔“拥护共产国际路线”和反“李立三路线”的干部到领导岗位上来。 在米夫的压力下，中共中央通过并发出了关于撤销王明等人处分问题的决议，承认过去对上述四位同志的处分是错误的，就这样，王明变成了反“李立三路线”的英雄，身价陡然上身。
12月29日，共产国际远东局与中共中央商讨关于即将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改组政治局的问题，远东局给了一份名单，增补王明、沈泽民等为中央候补委员，其中多数为留苏的学生。在政治局改组方面，远东局则要求瞿秋白、李维汉退出，同时补入王明等人。远东局的意见没有引起任何异议，甚至曾经反对王明并力主处分王明等人的向忠发，也在此时力挺王明，他说：“王明同志及时纠正李立三“左倾”错误有功，并且他本人是个马克思理论家，理论水平相当高，增加这样的同志入政治局有助于加强中央指导的力量”。所以，这次商谈可以说是共产国际远东局对即将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政治局改组名单的“内定”。
<h1 class="pgc-h-arrow-right">共产国际干预会议，王明走上政治前台</h1>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米夫出席了会议。参加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艾伯特按照米夫的吩咐，希望通过投票，把王明推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高位，以更好把控中共中央。但在选举过程中，出现了严重分歧。米夫多次使用不正常的组织手段控制会议的进行。
米夫和远东局以及中共中央的协商拟定的政治局委员名单是：向忠发、项英、徐锡根、张国焘、陈郁、周恩来、卢福坦、任弼时、王明；候补委员是：罗登贤、关向应、王克全、刘少奇、温裕成、毛泽东、顾顺章。名单一出，以罗章龙为首的全国各地总工会干部强烈反对，他们要求六届三中全会选出来的政治局委员全部退出，彻底改组政治局，并说：“如果一定要让这个名单进行选举，那么干脆共产国际指定就好了，我们放弃表决权。”
◆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合照（从左至右）
于是远东局提议就六届三中全会补选产生的政治局委员是否全部退出问题进行表决，结果很明显，罗章龙的提议被否决。罗章龙很气恼，欲离开会议室，并对艾伯特大喊：“你指定就好了，还表决什么！” 艾伯特回击道：“几个月前李立三做过类似的事，现在又有同志这样做，这是对共产国际的轻视与冒犯，我不允许以后再有这种事发生，现在，我代表共产国际，希望大家通力合作，马上就名单付诸表决，这是对中国革命的负责，也是对现场大家的负责。”艾伯特的话顿时让会场安静下来，与会人员开始进行投票，共产国际给出的名单悉数获得通过。
1月10日，政治局讨论政治局成员分工，会议决定，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三人为政治局常委，王明为候补常委，向忠发为党的总书记。为了替王明扫清障碍，米夫特意就不服王明问题进行了讨论，他说：“反对六届四中全会和反对王明就是反对共产国际，就应该受到处分，就应该开除党籍。”罗章龙对米夫、王明的“窃权”行为感到反感，他联合十几个人召开了“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成立“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罗章龙任书记。不久，周恩来出面，找罗章龙谈话，他说：“事情可以慢慢谈，但是分裂党的行为是不可能被允许的！”然而罗章龙没有把周恩来的话听进去。
1月21日，中共中央把罗章龙等人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月27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罗章龙处分的议案，以“反革命活动罪”罢免罗章龙党内一切职务并将其开除出党，罗章龙被开除党籍后，党内反对王明的声音大大减少。
1931年2月，再一次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他在此时出版了一本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书中内容主要是：中国革命的对象不仅是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还包括上层小资产阶级与一切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必须打倒资产阶级与上层小资产阶级。甚至书中还提出要改造党的各级领导，王明在反对李立三“左倾”路线后，居然提出了更“左”的冒险主义路线，这本小册子也成为他“极左”冒险主义的政治纲领。
6月，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7月，中共中央决定由王明代理总书记。于是，只有27岁的王明，回国后从事党组实际工作尚不足两年，就这样成为了中共中央领导人。
随后不久，王明随米夫去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他指定博古进入中央政治局负责日常工作，而博古成为他“极左”冒险主义路线的推行者。
◆共产国际十执委合影，前排右一为王明
<h1 class="pgc-h-arrow-right">总结。</h1>
王明的上位之路，一直奉行的是他自己的对人不对事政策，对人，只是为了权力与利益打压对方，无管事情的本身对错，王明的反对李立三“左”倾路线，也只是单纯地反对李立三这个人，他们辨别的只是在中国革命的高潮能否引起世界革命这类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讨论上。更可笑的是，为了找出反对理由，王明不但认为李立三路线“左”了，而且认为李立三路线也有“右”的成分，所以，王明为了反对而反对的思想本身就是一种“左”的错误思想，他反对李立三就是五十步笑百步。这也是王明上台后实行了一条比立三路线更左的政策的内在原因。此外，李立三有一点没说错，王明纠集团体一起进行反对，这的确是宗派行为。
王明的“极左”冒险主义路线统治党长达四年，他给中国共产党造成巨大了伤害，也使中国革命深陷危机，这种极端“左倾”错误终于在遵义会议上被纠正，遵义会议确立实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正确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