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征明行書軸和郓城知縣文森

文/盧明

郓城博物館藏有明代書畫名家文征明的一幅行書軸。文家與郓城的關聯不僅在于這幅書軸，而且在于文征明的叔叔文森曾是郓城知縣。那麼，文征明、書軸及文森，又是怎樣的情況呢？

文征明，長洲(今江蘇蘇州)人，大名鼎鼎。他是明代畫家、書法家、文學家。因官至翰林待诏，故稱“文待诏”，其文化造詣極為全面，詩、文、書、畫無一不精，人稱“四絕”全才。在畫史上，文征明與沈周、唐伯虎、仇英合稱“明四家”(吳門四家)。在詩文上，文征明與祝允明、唐寅、徐祯卿 并稱“吳中四才子。

郓州博物館收藏的文征明行書作品，是幅立軸，尺幅很大，系國家二級文物。據說，如果不是有個“每”字缺損，本可以定為國家一級文物的。書軸的内容是文征明本人的一首七律《内直有感》：

天上樓台白玉堂，白頭來作秘書郎。

退朝每傍花枝入，儤直遙聞刻漏長。

鈴索蕭閒青瑣靜，詞頭爛漫紫泥香。

野人不識瀛洲樂，清夢依然在故鄉。

這首詩，文征明在其他作品上也曾不止一次寫過，多與另外的詩一起寫在同一幅上。郓城這一幅，卻是單獨寫的這一首詩。尾部隻署“征明”二字，是個窮款，并無年月背景之類的内容。

内行的專家，知道文征明的這幅行書軸在郓城。郓城的文化人，更是以縣内藏有這幅名家的作品而深感自豪。一般人不一定知道的是，文征明的親叔叔文森，曾是郓城的知縣。

文森，熟悉郓城曆史的學者一般會留意到，是郓城明代著名的官員。最直接的資料來源，便是明崇祯《郓城縣志》和清光緒《郓城縣志》的記載。崇祯版《郓城縣志》載，“文森，直隸長洲縣人，由進士弘治五年任。”那麼，文森在郓城幹了幾年知縣呢？在文森之後任職的是徐銳。縣志載：“徐銳，直隸永年縣人，由進士弘治八年任。”也就是說，文森在郓城任知的時間為弘治五年至弘治八年，大緻三年的時間。

文森不是一般的縣官，而是個很有政聲的人。光緒《郓城縣志》把他列入《名宦》欄目，載：“文森，廉能兼著，威惠并行。擢禦史，有聲。仕至南贛巡撫，邑人至今德之，主事龍霓有《去思碑記》。”龍霓的《邑侯文公去思碑記》全文收入崇祯、光緒兩版《郓城縣志》，文章記述了文森在郓城的政績，表達了郓城人民對這位知縣的充分肯定，“郓人德之，刻石以示不忘”。看得出，他是個精明能幹的官員，抑強懲奸，減免賦稅，消除百姓不合理負擔，征剿盜寇，治理河患，成果顯著。他離開郓城，是因為升職。《去思碑》記得清楚：“去此而為禦史”。文森在郓城的政績，不隻郓城的史乘有記，他的家鄉吳縣也有記述。民國《吳縣志》載：文森“内艱歸，複補郓城縣。縣有德府莊田，官校因而虐民。森曾于監司為征取貯縣，俾官校自取，民得無憂。慶雲與郓，皆多盜。森，所至置民兵，分曹巡捕而高其賞格，盜發境内，無脫者。”

文森關注民生，體恤民情，是一貫的。不隻在郓城，在其他地方也是如此。來郓城之前，他在慶雲任知縣。據民國《吳縣志》記載，文森“成化定為進士，授慶雲知縣，歲大旱，上疏乞免田租。戶部以無撫按奏，不報。再疏，語加切，卒免其半。一切力役皆以民饑力争于上官，得免。境故高低、無渠堰，民視雨澤以舊。遇旱則束手待槁。森，教民鑿塘蓄水以備旱。滄州每役縣民，民苦之。森曰：縣雖隸州，然各有分土，州安得懮（憂）縣。民白于監司，罷之。”

文森升職為禦史以後的情況，《吳縣志》也有記載，這裡引用過來，以便讀者對他有個較為全面的了解：“召拜禦史。會吏部尚書缺，大臣有夤緣求進者，森疏論之，因舉劉大夏、周經，或以為非所宜言，下诏獄。上知其直，笞而不問。正德中，逆（劉）瑾用事例，緻仕。瑾誅，起故官，升南京太仆寺少卿。十一年，擢右佥都禦史，巡撫南贛……”看來，文森還是一個勇于與宦官鬥争的大臣。

最關鍵的環節，就是何以見得文森就是文征明的叔父？這個問題不難解答，因為我們有足夠的資料加以證明。《明史·文征明傳》說得清楚：“文征明，長洲人……别号衡山。父林，溫州知府。叔父森，右佥都禦史。”民國《吳縣志·文林傳》載：“文林，字宗儒，其先出湖廣武昌，祖惠始家長洲，父洪字公大”。民國十八年出版的《蘇州文氏族譜續集》記載的蘇州世系表可知，文家一世為文惠，二世為文洪、文濟。文洪有三子：文林、文森、文彬為三世。文林有三子：文奎、文徵明、文室為四世。

講明文征明與文森的親緣關系，并不是說文征明的行書軸就是在郓城創作的，或是文森帶來的。這幅字與郓城結緣，應當另有途徑。但是，如果我們将思路再放寬些，将膽子再放大點，便可以這樣推測，或許文征明就到郓城來過，或許他也在郓城創作過書畫作品。

有資料顯示，文森與文征明雖是叔侄關系，但他們的年齡相差很小，相處相通的地方很多。兩個關系相近、性情相投的親人，叔叔在郓城做主官，侄兒到郓城來看望看望，住上幾天，這是很容易的事，是以，不排除文征明到郓城來過的可能性。

雖然曆史遠去，但先賢們留下的身影，早已化作中華民族的精神财富。對于郓城來講，能存有數百年前文征明的作品，能有文征明的叔叔在郓城當過知縣，這已經很值得一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