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09年，在新加坡外交部外交學院的演講中，被問及“如何看待中國的崛起”時，時任新加坡國務資政的李光耀糾正了提問：
“準确地說，中國不是崛起。強大的中國才是常态。”
李光耀被視為大師級的戰略家，在上世紀80年代，便判斷中國會迎來經濟騰飛，通過淡馬錫，以國家力量投資中國，并賺得盆滿缽滿。
他對世界戰略的判斷，也異乎尋常的精準。早在10多年前，他便斷言：
“２１世紀後半葉，中美關系将成為全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系。”
李光耀對于中國重新屹立東亞并不意外，他甚至在記者會上，直接回應日本記者：“日本在東亞的統治是罕見的，甚至不可能再發生，上千年來，中國都是東亞秩序的中心，未來也會如此。”
中國主導東亞秩序，是常态，其他國家的鸠占鵲巢，都是異态。
李光耀的戰略眼光，不在一時，而是放在了曆史的眼光。李光耀的見解，也可以回答中日韓自貿區為何屢屢受挫——當東亞的秩序，還未恢複中國主導的常态，經濟的局部沖突，勢必會發生。
盡管對于他鐵腕去中國化的政策、反共急先鋒的姿态，不少國人嗤之以鼻，但公論其戰略格局，“小國巨人”的評價，是當得起的。
我們讀史，總是以國家為機關讀，如清史稿、戰國策等，少有人以地區為機關讀。當我們真正把目光，從中國往上拉，拉到東亞的視角，便一覽衆山小，便看得清李光耀做出這種判斷的底層邏輯。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13">第一、塑造東亞秩序的中國邏輯</h1>
東亞國家與儒家文化圈基本重合，也可以說，東亞地區是被中國文化深刻影響和塑造的區域。
如何以東亞為機關讀史，首先得明确：東亞曆史一方面包含東亞的古代史、現代史和當代史，另一方面還包含東亞各民族國家的國内史和他們互相間的關系史。
史海浩浩蕩蕩，最重要和最長久的河道，便是“中華帝國”,準确地說，是統一和巨型的古代中華國家。
包括北韓、越南、日本等在内的諸國，都是奉中國為正朔，以内蕃或外蕃的身份稱臣納貢。
在東亞秩序中獨立生存和演化的民族國家,對“中華帝國”的記憶，卻包含中國人一般輕視、忽視甚或否認的因素。
在現代秩序中，這些番邦對“中華帝國”的舊有秩序是沖突的——如南韓一般，剝離不了中國的曆史印記，又試圖否定附庸曆史。也是這種民族心态，演化成了南韓愈演愈烈的搶文化鬧劇。
也基于這種民族心理，對于國人“振興中華，再現漢唐”的雄心，鄰國總不可避免地擔憂害怕。
而東亞地區崛起的新興國家，其地緣目标，不是幹翻美國或俄羅斯，而無不是取代中國，比如近代史中的日本。
換句話說，哪怕是試圖打破中國主導的東亞秩序，也是以中國主導東亞秩序的邏輯。再說明白些，地緣博弈的底層代碼，中國早已書寫。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13">第二、民族主義打破東亞秩序認同</h1>
東亞近代史的核心成分大概有兩個:
第一,自1894年甲午戰争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半個世紀裡日本在東亞橫暴兇殘的侵略史;
第二,日本以外的東亞各國現代民族主義的抵抗與發展史。
橫向比較的話，歐洲近代所遭遇的曆史，與東亞相似。隻不過公敵不是日本，而是德國。
但歐洲人的反應卻與東亞人截然不同。
經過世界大戰慘禍，歐洲徹底否定過度自傲和排他的民族主義，為歐洲共同體奠定思想基礎。
但日本人的侵略，激發了東亞各國的民族主義，既有的天下觀——即中華帝國的地區認同，徹底被打破。
這很有趣。從未建立地區認同的歐洲人，在戰争廢墟中建立地區認同；而早已建立地區認同的東亞人，卻把地區認同埋葬在炮火裡。
曾經的侵略國日本成了整合東亞地區秩序的障礙。美國頻繁玩弄中日韓的曆史糾葛，打斷東亞自貿區的整合，便是利用了這段曆史。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13">第三、從東亞共主污名化為東亞公敵</h1>
冷戰時代，東亞國家也被劃成兩派。
中國、越南、北韓屬于共産主義陣營，南韓、日本、新加坡等國屬于資本主義陣營。
在美國的輿論話語裡，中國從東亞共主，被扭曲為東亞公敵。
這是冷戰時代留下的、至今仍無根本變更的一個意象，即污蔑中國為自由世界的公敵。
“冷戰思維”的影響是極其深遠的，至今，仍籠罩在東亞的上空，并不斷被美國推波助瀾。
冷戰時代，締造的美日及美韓軍事同盟，始終針對中國，而中國被欺侮的冷戰曆史，也與飽受外部入侵和蹂躏的悲憤記憶連成一片。日韓無疑是帝國主義的幫兇。
但仔細想想，在東亞地區，社會主義陣營裡中國是主導，但資本主義陣營裡主導的，是哪個國家？日本？南韓？
顯然都不是，而是美國。
換句話說，東亞秩序目前的混亂，核心并非内部的混亂，而是外部輸入的混亂。東亞秩序中可能扮演主導角色的，除了中國，再無他國。
而伴随着極端民族主義的退燒、中國國家實力的複興，東亞回到其沿襲千年的格局常态，實在是理所應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