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09年，在新加坡外交部外交学院的演讲中，被问及“如何看待中国的崛起”时，时任新加坡国务资政的李光耀纠正了提问：
“准确地说，中国不是崛起。强大的中国才是常态。”
李光耀被视为大师级的战略家，在上世纪80年代，便判断中国会迎来经济腾飞，通过淡马锡，以国家力量投资中国，并赚得盆满钵满。
他对世界战略的判断，也异乎寻常的精准。早在10多年前，他便断言：
“２１世纪后半叶，中美关系将成为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李光耀对于中国重新屹立东亚并不意外，他甚至在记者会上，直接回应日本记者：“日本在东亚的统治是罕见的，甚至不可能再发生，上千年来，中国都是东亚秩序的中心，未来也会如此。”
中国主导东亚秩序，是常态，其他国家的鸠占鹊巢，都是异态。
李光耀的战略眼光，不在一时，而是放在了历史的眼光。李光耀的见解，也可以回答中日韩自贸区为何屡屡受挫——当东亚的秩序，还未恢复中国主导的常态，经济的局部冲突，势必会发生。
尽管对于他铁腕去中国化的政策、反共急先锋的姿态，不少国人嗤之以鼻，但公论其战略格局，“小国巨人”的评价，是当得起的。
我们读史，总是以国家为单位读，如清史稿、战国策等，少有人以地区为单位读。当我们真正把目光，从中国往上拉，拉到东亚的视角，便一览众山小，便看得清李光耀做出这种判断的底层逻辑。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13">第一、塑造东亚秩序的中国逻辑</h1>
东亚国家与儒家文化圈基本重合，也可以说，东亚地区是被中国文化深刻影响和塑造的区域。
如何以东亚为单位读史，首先得明确：东亚历史一方面包含东亚的古代史、现代史和当代史，另一方面还包含东亚各民族国家的国内史和他们互相间的关系史。
史海浩浩荡荡，最重要和最长久的河道，便是“中华帝国”,准确地说，是统一和巨型的古代中华国家。
包括朝鲜、越南、日本等在内的诸国，都是奉中国为正朔，以内蕃或外蕃的身份称臣纳贡。
在东亚秩序中独立生存和演化的民族国家,对“中华帝国”的记忆，却包含中国人一般轻视、忽视甚或否认的因素。
在现代秩序中，这些番邦对“中华帝国”的旧有秩序是矛盾的——如韩国一般，剥离不了中国的历史印记，又试图否定附庸历史。也是这种民族心态，演化成了韩国愈演愈烈的抢文化闹剧。
也基于这种民族心理，对于国人“振兴中华，再现汉唐”的雄心，邻国总不可避免地担忧害怕。
而东亚地区崛起的新兴国家，其地缘目标，不是干翻美国或俄罗斯，而无不是取代中国，比如近代史中的日本。
换句话说，哪怕是试图打破中国主导的东亚秩序，也是以中国主导东亚秩序的逻辑。再说明白些，地缘博弈的底层代码，中国早已书写。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13">第二、民族主义打破东亚秩序认同</h1>
东亚近代史的核心成分大概有两个:
第一,自1894年甲午战争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半个世纪里日本在东亚横暴凶残的侵略史;
第二,日本以外的东亚各国现代民族主义的抵抗与发展史。
横向比较的话，欧洲近代所遭遇的历史，与东亚相似。只不过公敌不是日本，而是德国。
但欧洲人的反应却与东亚人截然不同。
经过世界大战惨祸，欧洲彻底否定过度自傲和排他的民族主义，为欧洲共同体奠定思想基础。
但日本人的侵略，激发了东亚各国的民族主义，既有的天下观——即中华帝国的地区认同，彻底被打破。
这很有趣。从未建立地区认同的欧洲人，在战争废墟中建立地区认同；而早已建立地区认同的东亚人，却把地区认同埋葬在炮火里。
曾经的侵略国日本成了整合东亚地区秩序的障碍。美国频繁玩弄中日韩的历史纠葛，打断东亚自贸区的整合，便是利用了这段历史。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13">第三、从东亚共主污名化为东亚公敌</h1>
冷战时代，东亚国家也被划成两派。
中国、越南、朝鲜属于共产主义阵营，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属于资本主义阵营。
在美国的舆论话语里，中国从东亚共主，被扭曲为东亚公敌。
这是冷战时代留下的、至今仍无根本变更的一个意象，即污蔑中国为自由世界的公敌。
“冷战思维”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至今，仍笼罩在东亚的上空，并不断被美国推波助澜。
冷战时代，缔造的美日及美韩军事同盟，始终针对中国，而中国被欺侮的冷战历史，也与饱受外部入侵和蹂躏的悲愤记忆连成一片。日韩无疑是帝国主义的帮凶。
但仔细想想，在东亚地区，社会主义阵营里中国是主导，但资本主义阵营里主导的，是哪个国家？日本？韩国？
显然都不是，而是美国。
换句话说，东亚秩序目前的混乱，核心并非内部的混乱，而是外部输入的混乱。东亚秩序中可能扮演主导角色的，除了中国，再无他国。
而伴随着极端民族主义的退烧、中国国家实力的复兴，东亚回到其沿袭千年的格局常态，实在是理所应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