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是長篇系列文章《激蕩四百年》的第119篇
史書記載,司馬衍聰慧異于常人,但他繼位時年紀太小,由王導和庾亮輔政。王導和庾亮死後,他才得以親政理事。
鹹康七年(公元341年)夏,司馬衍下诏以土斷方式将自江北遷來的世族編入戶籍,解決了北方僑民不納賦稅的難題,南北一視同仁。
然而此時,朝廷最大的問題還是世家大族争權,尤其是庾氏和王氏,把持着朝野大權,彼此暗鬥不休。
鹹康八年(公元342年)正月,豫州刺史庾怿送酒犒饷江州刺史王允之。王允之覺得有毒,用酒喂狗,狗飲後立死,他将此事秘密奏報給了司馬衍。
司馬衍大怒道:“大舅已亂天下,小舅複欲爾邪!”準備嚴查此事。二月,庾怿畏罪飲鸩自殺,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庾翼坐鎮武昌時,常有妖異的事情發生,便想移鎮樂鄉。征虜長史王述給庾冰寫信道:“樂鄉與武昌有千裡之遙,數萬士衆,一旦移徙,需要修築城郭,公私都是煩勞困擾。武昌處在江東和西陲的中點,又有長江之便。如果移鎮樂鄉,遠處西陲邊遠之地,一旦長江沿岸有憂患發生,就來不及相救。駐守地方的重要将領,本來就應當居住在要害之地,豈能為了禳避妖異的作法,罔故國家長遠之計呢?”
朝野都認為王述言之有理,庾翼這才打消遷徙的念頭。
五月,司馬衍突然患病。六月初五,病情加重。
此時,司馬衍的兩個兒子司馬丕和司馬奕年紀尚幼,都在襁褓之中。
庾冰擔心皇帝換代之後,自己與皇帝之間的關系愈加疏遠,常常勸說司馬衍國家外有強敵,應當冊立年長的君王,并請求讓司馬衍的同母弟琅琊王司馬嶽為皇位繼承人,司馬衍同意了。
中書令何充道:“皇位父子相傳,這是先王舊制,改變舊制很少有不導緻禍亂的。是以周武王不把天子之位傳給聖賢的兄弟周公,并不是因為不愛他。如果讓琅邪王即位,那兩個孺子怎麼辦?”
庾冰不聽,在他的堅持下,司馬衍下诏以司馬嶽為皇位繼承人。
六月初七,庾冰、何充以及武陵王司馬晞、會稽王司馬昱、尚書令諸葛恢同時接受顧命輔政。六月初八,司馬衍駕崩,年僅二十一歲。
六月初九,司馬嶽即帝位,是為晉康帝,時年二十歲。
關于司馬嶽,史書上對他的記載不多,因為他繼位後也隻幹了兩年,隻比司馬衍多活了一歲,真是一對苦命的兄弟。
六月十四,司馬衍的長子司馬丕被封為琅琊王,次子司馬奕為東海王。居喪期間,司馬嶽把朝政全部委托給庾冰和何充。
七月初一,司馬衍入葬興平陵,司馬嶽徒步送葬,直至阊阖門,然後登上素白的車輿到達陵墓所在地。
喪事結束後,司馬嶽駕臨殿前,庾冰、何充侍坐于旁。這時,司馬嶽說了繼位後第一句重要的話:“朕繼承國家大業,靠的是你們二人之力。”
何充不卑不亢道:“陛下能龍飛寶座,是庾冰之力。如果像我所說的那樣,那麼陛下就不能目睹這升平之世了。”司馬嶽面有慚色。
七月初四,司馬嶽以何充為骠騎将軍、都督徐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領徐州刺史,鎮守京口,以避讓庾氏家族。
從司馬嶽的言行舉止可以看出,他是一個忠厚的老實人,非常清楚自己的處境,也沒有任何野心,唯一的愛好可能是書法。
東晉時期,書法成為士大夫的标配,尤其是王氏家族,幾乎個個都是書法家。受此影響,司馬衍和司馬嶽也是書法高手。
想當年,司馬懿是首屈一指的陰謀家,到了司馬衍這一代,卻隻能在筆墨間自娛,造化弄人,于此為甚。
十二月二十九,司馬嶽立妃子褚氏為皇後,征召嶽父豫章太守褚裒為侍中、尚書,以此抗衡庾氏的力量。
不料,褚裒并不願意在内廷任職,苦苦乞求外出,于是被任為建威将軍、江州刺史,鎮守半洲。
褚裒的謙退,讓庾氏得以繼續控制朝政,庾冰在内,庾翼在外,和當年的王導、王敦如出一轍,唯一的不同是庾翼尚無篡位之心。
庾翼為人慷慨,喜好功名,和琅琊内史桓溫交好。桓溫,即桓彜之子,娶司馬紹嫡長女南康公主為妻,為人豪爽而有風範和氣慨。
算起來,桓溫是司馬嶽的姐夫,也得叫庾翼一聲小舅。
庾翼對桓溫欣賞有加,二人相約共同平定、拯救天下,還曾向司馬衍舉薦桓溫,道:“桓溫具備英雄的才能,希望陛下不要以常人的禮節對待他,按尋常的女婿豢養。應當委派給他周宣王時方叔、邵虎那樣的重任,他必能建立匡救世事的功勳。”
當時,杜乂、殷浩都以才氣、聲名冠絕當代,唯獨庾翼輕視他們,不屑道:“這種人應當束之高閣,等天下太平再慢慢商議他們的職務。”
簡單介紹下杜乂。
杜乂,京兆杜陵人,杜預之孫,司馬衍的嶽父,既是外戚,又是世家,還是江東首屈一指的大帥哥,加之性情溫和純良,人見人愛。
王羲之看到杜乂後,評價道:“膚若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人也。”桓彜将他與衛玠并列,評價為“衛玠神清,杜乂形清。”
庾亮死後,殷浩多次拒絕官府的征辟,摒絕世事,隐居于墓地,如此将近十年,時人把他和管仲、諸葛亮相提并論。
江夏相謝尚(謝鲲之子)、長山令王濛曾經一同前往探視殷浩,回來後相顧痛心疾首道:“殷浩不出來為官,百姓們該怎麼辦?”
庾翼請殷浩出任司馬,司馬嶽下诏任他為侍中、安西軍司,殷浩“罔顧百姓死活”,全都不從命,繼續隐居。
雖然庾翼本人和他哥哥庾亮一樣志大才疏,但我認可他對于杜乂和殷浩的評價,像他們那樣的名士,不過是盛世時的花瓶。
無論是皇帝,還是大臣,東晉的價值觀已發生了嚴重的偏差,稱之為走火入魔一點都不為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