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家訓》為朱熹撰著專名

　 現今流傳有兩部被稱為《朱子家訓》的作品，一為宋代大儒朱熹所撰，二為明末清初理學家朱用純所撰。朱熹撰著原名《家訓》，載于朱氏宗譜，因朱熹的尊稱而得名《朱子家訓》或《朱文公家訓》。朱用純撰著原名《治家格言》，在流傳中被稱為《朱子家訓》，且誤傳為朱熹所撰。雖然二者的創作時間、文本内容、體例風格各不相同，但因作者同姓且均為家訓作品，以緻世人混淆。有些學者認為順應世俗習慣，二者都可稱作《朱子家訓》。這種說法是存在争議的。

　　《治家格言》誤名始末

　　朱用純（1627—1698），明末清初昆山人，為朱熹後裔，其所撰《治家格言》500餘字，以“黎明即起，灑掃庭除”開頭。朱用純的生活經曆和心态是他創作《治家格言》的動因。朱父集璜因拒降清軍而投河自盡，朱用純取西晉王裒“廬墓攀柏”之孝以自号“柏廬”。他為繼父志，終身未入仕途，以教授學生、著書為業；及至中年撰寫《治家格言》貼于廳堂以自勉并規訓家人，故未署名。朱用純生前著述中也未收錄此作品，可見無意擴散。《治家格言》由于世人的贊揚、推崇或誤解，被易名為《朱子治家格言》《朱子家訓》《紫陽朱子家訓》（紫陽為朱熹别号）等，以緻随後百餘年間誤傳為朱熹所作。學界對誤名之因有如下幾種說法。

　　其一，朱氏之姓說。《治家格言》雖不以“家訓”為名，但實際上是一部格言體家訓。朱用純因自謙而命名“格言”，似有引聖賢之言以自勉的意味。朱用純的宗叔朱大滿為《治家格言》題對聯：“鹿洞談經傳千秋師表，柏廬繼志垂一脈家規。”并制成匾額挂在牆上。這是出于對朱氏精英的褒揚，将朱用純與曾在白鹿洞書院傳道授業的聖賢朱熹并提。“朱子”的聖賢之名可增益《治家格言》的魅力，在傳抄的過程中有人将錯就錯，稱其為《朱子家訓》。清代嚴可均為朱用純作傳時指出：“其最傳者《治家格言》，江淮以南皆懸之壁，稱‘朱子家訓’，蓋尊之若考亭焉。”（考亭亦朱熹别号）可見，有人出于贊揚，欲奉朱用純為“今日之紫陽”，進而稱其撰著為“朱子家訓”。

　　其二，弟子撰書說。朱用純有一弟子名顧易，他為闡釋《治家格言》編寫了一部《朱子家訓演證》。因古代社會“子”亦适用于尊稱老師或有道德、有學問的人，作為學生有可能将朱姓老師稱為“朱子”。朱用純是一位頗有學識的儒者，長期教授鄉裡，得人敬重。顧易出于對恩師的尊敬及其學問的推崇，便稱《治家格言》為《朱子家訓》，此處“朱子”之稱有尊師的意味。後人失之考察，誤以為“朱子”就是指稱朱熹，由此導緻以訛傳訛。

　　其三，他人誤解說。《治家格言》未署名是引起誤名的一個重要原因。朱大滿所題對聯引發了後人的聯想、猜測和誤解。朱熹曾在白鹿洞講學，也曾寫過“家訓”，世人便誤以為《治家格言》乃“新安朱熹所作”，連同清代著名學者陳宏謀在輯錄《五種遺規》時亦稱《朱子治家格言》為朱熹所撰。清代和民國年間将《治家格言》作為勸善書大量印行，贈閱普通群眾，其中多以“朱子”為題名。有闡釋性作品如朱鳳鳴《朱子家訓衍義》、上海宏大善書局石印本《朱子家訓白話句解》等；有插圖本如上海昌文書局《繪圖朱子治家格言》等；更有清代金國均《朱子家訓試帖》以詩句解讀原文。此外，許多名人的書法作品傳播甚廣，如林則徐手書《朱夫子治家格言》等。這些無疑都加深了人們對《治家格言》作者和命名的誤解。

　　《朱子家訓》的得名與傳播

　　朱熹（1130—1200）是繼孔孟之後的一代鴻儒，其思想不僅被後世奉為官學，更遠播海内外。早在朱用純出生前400多年，朱熹已撰《家訓》，僅300餘字，以“君之所貴者，仁也”開篇。不同于先前傳統家訓的鴻篇巨制，朱熹将廣大精微的義理融進日常生活的道德實踐中，開創了精煉、質樸又兼具哲理的傳統家訓體例。朱熹撰著得名《朱子家訓》有其充分的合理性。

　　首先，從作者稱謂看，“朱子”乃世所公認對朱熹的尊稱。朱熹視童蒙教育為道德教育的起步與基礎。面對宋朝社會秩序的動蕩，朱熹希望通過童蒙教育和家庭倫理建設以重建社會道德體系。其弟子黃幹有言：“先生平居倦倦，無一念不在家國。聞時政之阙失，則凄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朱熹晚年為訓示家族子弟而作《家訓》，常載于朱氏宗譜而被族人奉作修身、齊家、處世的“聖經”，後因朱熹的尊稱，而得名《朱子家訓》。

　　其次，從學術思想看，《家訓》從屬于朱子思想體系。童蒙教育是朱子思想體系的重要構成。從束景南先生所說的“人本主義的四書學體系”來考量，可見朱熹将教“理”與教“事”相統一，認為“國小是事”，即教導依照規矩行事，而大學是“發明此事之理”。故而，朱熹不僅對講明德之道的《四書章句集注》着力甚深，還創作了以灑掃、應對、進退等日用涵養之道為主要内容的《國小》。據此，朱熹亦認為家庭教育中“理”與“事”皆不可偏廢，《家訓》側重闡發義理，另有撰著《朱子家禮》《童蒙須知》等篇目則言明具體的行為規範，由此形成了完整的日用與義理互相補充的童蒙教育思想體系。

　　最後，從文化傳播看，朱熹撰著得名《朱子家訓》遠揚甚早。《家訓》最初僅限宗族内傳習，載于《紫陽朱氏宗譜》中，屢經重修并世代相傳。及至明清時期，亦收錄在朱氏後人朱培、朱玉分别刊印的《文公大全集補遺》和《朱子文集大全類編》中。清初，朱熹撰著《朱子家訓》之名已遠播海外，遺憾的是并未在宗族之外引起社會大衆的注意。廣大世人未得見《朱子家訓》真顔，客觀上也導緻了《治家格言》的誤名。

　　循名責實的曆程

　　《朱子家訓》和《治家格言》是中國傳統齊家思想的活态傳承，蘊含着豐富的道德教育和家庭治理等方面的思想智慧。辨正名稱不僅是為了識别兩部家訓本身，更是實作其文化價值發掘的必要前提。

　　第一，考證作者。清代學人多方考證，澄清《治家格言》為朱用純所作。1785年，顧公燮《消夏閑記摘抄》就說：“《朱子格言》系昆山朱柏廬所作，非文公也。”其後又有翁方綱《複初齋文集》指出：“國朝《朱子家訓》于日用事為頗極切要，此是康熙初昆山朱柏廬名用純所作，世乃訛傳為朱文公家訓，竟不知柏廬矣。”以上均未改變“朱子”的題名。及至1880年，金吳瀾等考編《朱柏廬先生編年毋欺錄》，在序跋和注釋中始複稱《治家格言》。如與朱用純的另一撰著《勸言》相比較，就會發現《治家格言》可謂《勸言》的姊妹篇，從兩書在思想上的一緻性亦能證明《治家格言》為朱用純所作。後世鄉人推崇朱用純的學識和為人的氣節，建造紀念朱用純祠堂，将《治家格言》刻碑鑲嵌于祠堂壁上，撰寫題跋表明作者身份，都成為推動《治家格言》正名的重要實踐。

　　第二，辨識文本。《治家格言》雖在清代已被證明是朱用純所撰，但至今仍未阻斷其被誤稱為《朱子家訓》的情況，許多出版物也沿襲這種稱謂，似未從根本上明晰二者的關系。《朱子家訓》篇幅略簡且創作年代更早，立意更高也更具哲理性，從理學思想高度融合了社會基本的倫理規範。《治家格言》則叙述細緻、話語通俗，蘊含着豐富的人生道理和生活經驗，具有對仗整齊、合轍押韻的優點。二者并非毫無關聯，而是在思想義理上一脈相承，《朱子家訓》傳達的醇厚理學思想也深刻影響着《治家格言》的創作。作為理學家的朱用純必定繼承了祖先朱熹提倡的治家思想，而撰寫出深受世人喜愛的《治家格言》。

　　第三，守慎正名。中國傳統認為“名”是一個基本的原則性問題，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正名是消除學術争議和疑惑的關鍵。《朱子家訓》和《治家格言》的廣泛流傳說明二者在傳統家訓史中都具有極高的地位、影響和價值。故而辨正名稱，将《朱子家訓》作為朱熹撰著專名，還複朱用純撰著《治家格言》之名，以阻斷誤解和誤用帶來的困擾。

　　【本文系福建省社會科學規劃項目“朱子禮學現代性诠釋研究”（FJ2019C027）階段性成果】

　　（作者機關：福建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陳蘇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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