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上著名的起義事件有很多，如：陳勝吳廣起義、黃巾起義、黃巢起義、太平天國運動等。在大多數起義事件中，首領與其麾下因志同道合聚義揭竿，在起義之前二者未必有親族、同鄉或鄰裡的關系。
不過也有例外，秦末農民起義之後，包括劉邦、項羽在内的諸多割據勢力，他們所啟用的重臣大将多為首領的親族、鄰居或同鄉。
之是以會出現這種情況，就得從當時的“鄰裡關系”說起了。
商鞅變法以來，秦國（朝）的社會組織十分嚴密。商鞅确立了“連坐法”，将鄰裡的關系捆綁到一起。
衛鞅一派的法家認為，要使君主政權達到“至治”，必須使得“夫妻交友不能相為棄惡蓋非，而不害于親，民人不能相為隐”。就是說，最親密的夫妻和朋友，也不能互相包庇，而要向政府檢舉揭發，使得任何“惡”“非”都不能隐匿。隻有這樣，“其勢難匿者，雖跖不為非焉”。
“連坐法”的内容包括：禁止父子兄弟住在同一個屋檐下，但凡一個家庭裡有兩個以上男性勞動力，則男性勞動力必須分居，“自立門戶”。此外，還要以軍事組織的方式，将全國的吏民編入編制。五個家庭，被劃為一“伍”；十個家庭，被劃為一“什”。
甚至于，老百姓想要搬家，必須通過向上級報備，禁止擅自遷居。除此之外，每一個“伍”和“什”的成員，都要監督其他家庭，倘若出現擅自遷居的情況，必須要向上級檢舉揭發，倘若沒有彙報情況，那麼，同一個“伍”和“什”的家庭都要受到牽連。
這種嚴苛的法令，将農民牢牢地捆綁在土地上，幾乎失去了外出的自由。通過這種方式，秦國順利地控制了國内的勞動力，保障了賦稅收入的同時，還能防止流民帶來的諸多時弊。
這項政策表面看來有助于國家發展，事實上真是如此嗎？
未必。
在“連坐法”的限制下，鄰裡之間為了不因為對方的過錯遭到株連，就得加強交往。當時的鄰裡關系可謂創造了“上下五千年之最和睦”，每天鄰居之間都要互相串門。早上起來，去鄰居家看看，問一句“你吃了沒”。中午吃完了飯，再去鄰居家逛逛，拉拉家常。晚上休息之前，還要去鄰居家拜訪。當然探望鄰居隻是掩飾，關鍵要順便看看鄰居家裡有沒有逃跑的人丁。
一旦鄰居家裡出現了“失蹤人口”，那麼，便要第一時間将情況彙報給當地政府，避免自己遭到牽連。鄰裡之間互相監督、互相監視，在短時間内的确起到了一些穩定社會治安的作用。然而，人都是社會動物，怎能被局限在“伍”和“什”這樣的狹窄範圍内呢？更何況，誰家還沒有點隐私或不檢點的行為呢？如此這般，你檢舉我，我告發你，無休無止，永無甯日。
商鞅之流琢磨出一套折騰老百姓的連坐法，難道老百姓就得甘心受制于人嗎？
這是不可能的。
秦始皇的暴政，讓全國各地的老百姓都憋着一股怒火。陳勝吳廣站出來後，那些從起義事件中看到了希望的老百姓紛紛群起響應。于是乎，“連坐法”非但無法起到穩定社會治安的功效，反倒為起義家提供了便利條件。
每個老百姓，都對“連坐法”噤若寒蟬，倘若有鄰居做出了一些不法之舉就要去衙門舉報，要不然就得遭到牽連家破人亡。然而大夥都活在飽受暴政壓抑的天空下，誰都沒有辦法忍受朝廷的荒唐政策。是以，街坊鄰裡幹脆湊到一塊，大夥一起造反。
這樣一來，鄰裡關系變得愈發緊密，密切到大家同時“作奸犯科”，站出來反抗暴秦。可以說，劉邦、項羽這兩名起義家，最要感謝的就是商鞅他老人家。倘若，商鞅沒有頒布“連坐法”，他們的“創業”過程相比會相當艱辛。
劉邦麾下，早期盡是一些當地小流氓，如樊哙之流。項羽麾下，亦是一票“江東子弟”。這些起義家在舉事之前，沒有什麼家世背景，也沒有太大的号召力。就是因為“連坐制”，讓鄉裡鄉親都跟着他們一塊造反了。對于那些老百姓來說，既然劉邦、項羽起義，自己無法檢舉揭發肯定會禍及家人，倒不如跟着他們一塊放手一搏。
在鄰居看來，擺在面前的選擇隻有兩個，造反和不造反。不造反的話，絕對死定了，朝廷會以“連坐法”将一衆鄰裡抓起來問罪。造反的話，反倒會赢來一絲生機，萬一跟對了人，打下了江山呢！更何況，第一批加入劉邦、項羽集團的鄰居，将來肯定能享有更高的地位，何樂而不為呢？
于是乎，秦末陳勝吳廣起義之後，由項羽、劉邦掀起的“鄰裡造反”形成一股浪潮，颠覆了暴秦統治。
參考資料：
【《連坐法定義》、《秦律·法律答問》、《商君書》、《史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