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5">一、另一個場合的鬥争</h1>
鬥争還在另外的場合進行着。
任弼時還以政治局委員的身份，主動找紅四方面軍的上司幹部談話，宣傳團結統一的重要意義，宣傳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針。朱德、劉伯承還請任弼時同志給紅四方面軍指戰員作報告。他在講話中，以極大的熱忱說：現在北上是勢在必行。由于抗日，全國即将出現新的革命高潮，我黨我軍應該前進而不應該退卻。同時陝甘地區比這邊好，有群衆鬥争基礎，又可影響華北、中原。而甘孜地區，極不利于大部隊活動，起碼糧草就十分緊張。是以，我們應該團結一緻，堅決北上！
在任弼時的教育下，紅四方面軍的幹部戰士提高了認識，明辨了是非，認識到了黨中央北上抗日方針的正确性。時任紅四方面軍政治部主任的傅鐘在《懷念任弼時》一文中說：“在紅二、四方面軍會合時，由于你(指任弼時)的到來，才将叛徒張國焘在紅四方面軍黨内所造成的政治上的陰霆，思想上的糊塗，組織上的混亂，加以逐漸地澄清。你每次親切地和我們在一起作長夜談，都使我們衷心愉快地領會你的精神。你那種和藹誠摯的态度教育了我，并教育了成千上萬的同志，團結在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周圍。”
張國焘對任弼時的正常工作極為不滿，親自出面幹涉。任弼時嚴詞予以駁斥，說：“你是政治局委員，我也是政治局委員，我有權找所有的幹部談話，你不能幹涉！”張國焘又一次碰了釘子。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8">二、激烈的上層鬥争</h1>
鬥争在上層更激烈地進行着。
為了研究紅二、四方面軍會師後的任務和行動方針，1936年7月2日，召開了兩個方面軍主要上司人參加的甘孜會議。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因在爐霍布置北上出發事宜，沒有參加這次會議。
會議室裡，首長們在會談。門口布置了更多的崗哨，拒絕一般的人接近會場。
會場裡不時傳出任弼時那堅定的聲音。據始終參加這次會議的原川陝省蘇維埃政府副主席餘洪遠回憶，任弼時主要講了以下幾個問題：
首先，他批評張國焘盜用中央名義把紅二、六軍團調過來是不對的，你把我們調來幹什麼？你要吞并我們！張國焘辯解說：因為你們處境困難，後面有敵人跟着，和我們靠近一點。就可以威懾敵人，保持力量。這些理由看起來似乎冠冕堂皇，其實是張國焘為了掩蓋自己的陰謀而進行的狡辯，毫無說服力。
其次，批評了張國焘南下的錯誤路線。任弼時說：“你的南下路線是錯誤的，這樣做分散了紅軍主力，給敵人以可乘之機，把我們逼到草地裡，糧沒糧，草沒草，吃沒吃，穿沒穿，給紅軍帶來了嚴重損失。一方面軍已經北上了，你北上又南下，南下複北上，在草地裡拉來拉去，我們有多少革命同志犧牲在這漫無邊際的草地裡啊？！”任弼時越講越生氣，“你張國焘給中國革命造成了惡果，打算在天全、蘆山建立根據地純粹是幻想。在川北都沒能站住腳，又怎麼能在天全、蘆山建立根據地呢？敵人教訓了你們，吃了敗仗，損失慘重，如果把這些力量用到陝北去，用到抗日前線去，那将會起多大作用！是以，現在其他問題不談，我們現在神聖的任務，就是要趕快和一方面軍會合。”任弼時擺事實，講道理，批評中肯，張國焘沒有反駁。
再次，他批評了張國焘自立中央。任弼時嚴肅地指出：“自立中央是嚴重的反黨行為，是自絕于中國革命，是黨紀所決不容許的。”針對張國焘那種蠻橫無理，诋毀毛主席的惡毒言論，任弼時沉下臉說道：“我們二方面軍的同志，很多是從井岡山米的，對毛主席是很熟悉的，有感情的。即使不是井岡山來的，對黨中央和毛主席也有最高信仰。”他警告張國焘說：“你如果要強迫他們反對毛主席，那麼他們就要翻臉，他們是不認識你的！現在你們已經宣布撤銷第二中央，我們歡迎。”
最後，任弼時對形勢作了精辟分析。他聲音宏亮地說：“目前陝甘根據地形勢很好，中央已在陝北站穩了腳跟，根據地有了發展，東渡黃河取得了勝利，西征戰役正順利進行。就全國形勢而言，日本已占領了東三省，又虎視華北乃至整個中國，使民族沖突成為國内的主要沖突，中央已經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口号，提出了團結、争取東北軍、西北軍的問題，中國革命又處于高潮時期。我們唯一的道路就是北上，與中央會合。這個會開了就應立即北上，到青海這條路是走不通的。”
任弼時發言慷慨激昂，富有感情，非常精彩。當張國焘談到紅四方面軍有些十部戰士對北上有不同意見，企圖為自己開脫時，賀龍堅定地說：“同意任弼時同志的意見，北上。我們二、四方面軍團結起來，繼續北上，與中央會合。三大主力會合以後，北方情況會有很大變化，可能中國革命的中心點要移到北方，在陝北根據地落腳，再向全國展開。南下是不對的，弼時同志已經講過了，你們這樣做是分裂紅軍、分裂黨的行為，給革命造成了不必要的損失。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同志和廣大指戰員，是抵制你張國焘的錯誤的。四方面軍同志編織了大量毛背心、毛襪送給我們二方面軍，充分展現了兄弟部隊的戰鬥情誼。我們應該團結起來，繼續北上。”
朱德發言說：“我們原來就決定北上，張國焘同志一直堅持南下，我們也沒有辦法，現在南下走不通了，天全吃了敗仗，敵人跟得很緊，原來計劃不可能實作了，隻有一條路：北上，與中央會合。”
劉伯承、關向應等也發言，認為應該完全同意朱德、任弼時、賀龍的主張，堅決北上！張國焘在他們堅定的态度面前沒了章法。他知道賀龍的脾氣，他更記起了1927年任弼時在武漢同當時黨的總書記陳獨秀面對面鬥争的一幕幕情景。那些會議，他張國焘也參加了，對任弼時的革命鬥争鋒芒，他是領教過的，在原則問題上任弼時從來不讓步。那麼，現在該怎麼辦呢？
會上，盡管張國焘不願意北上與中央會合，企圖向夏、洮西北行動，但由于黨中央、共産國際代表的不斷敦促，由于朱德、劉伯承、任弼時、賀龍、關向應等堅決維護黨中央的正确上司和紅軍的團結，堅持北上與中央會合的方針，也由于紅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的強烈要求，張國焘在他的南下分裂方針四處碰壁，日益孤立的情況下，不得不接受紅二、四方面軍共同北上與中央會合的決定。張國焘進行了将近一年的分裂黨和紅軍的罪惡活動宣告失敗。
甘孜會議，是紅二、四方面軍會師以後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對促進三大主力紅軍的會師起了重大作用。朱德高興地說：“現在大家統一起來了，兩個方面軍一道北上，這是會議的一大收獲，認識統一了，力量集中了，力量也更大了。”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14">三、特殊的鬥争</h1>
雖然認識統一了，但鬥争還以特殊的方式出現着。
曾經在紅四方面軍中工作過的廖承志回憶過這樣一件事：
一天，他作為在押的“罪犯”，在部隊的行列中行走，遠遠看見任弼時和張國焘在路邊一個小土坡上打着手勢，進行交談。任弼時打量着這支隊伍，忽然走上前來問：“這不是廖承志同志嗎？我是任弼時。”
廖承志又驚又喜地點點頭：“是，是我。”任弼時緊緊地和他握手，并問了他一些工作上，生活上的情況。見他一身衣服破破爛爛，又被武裝人員押送，立刻顯出驚異的神情，回頭問張國焘：“這是怎麼回事？”
張國焘張口結舌，支支吾吾，不好答話。任弼時鄭重有力地對張國焘說：“請你告訴我，他需要什麼，我可以幫助他。”
任弼時擺出和廖承志十分熟悉的樣子。其實，他倆根本沒有見過面，也不認識，但他在這個時候來“認”廖承志，而且還拖着張國焘一起，其用意十分明顯。 不久，紅四方面軍内部一批不滿、抵制和反對張國焘錯誤路線而被他迫害的幹部，在任弼時等的關切和幹預之下，恢複了局部的自由。這其中就包括廖承志、羅世文等。
賀龍、任弼時等紅二方面軍上司人反對張國焘的鬥争，加強了朱德這位紅軍總指揮的發言權。張國焘被迫放棄他的主張，同意北上，标志着驚心動魄的甘孜鬥争暫告一個段落。
當然，在這場鬥争中，由于張國焘的欺騙宣傳，紅二方面軍的個别同志也受了暫時的蒙蔽。蕭克在回顧這段曆史時曾說：“當六軍團6月3日在理化南之甲窪，與遠道前來迎接我們的部隊見面時，有的老戰友對我說：張國焘與中央分裂了，責任在中央。我盲目地相信了。我本來對中央根據地的損失和紅一方面軍在長征中的嚴重消耗與削弱有些不滿，加上片面地聽信了歪曲事實的說法，就把遵義會議前後中央的上司搞混了，曾在一些同志面前對中央表示過不滿情緒，這是錯誤的。當我見到朱總司令，他誠懇地向我說明了事件發生的經過後，就改變了态度。這是我政治生活中一個最深刻的教訓。”蕭克這一段總結曆史教訓的話，表現了一個忠誠的共産黨人的優良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