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用淩遲，摘心，剝皮酷刑虐殺太平軍戰俘，魔鬼降臨人間。

清政府的《大清律》，将謀反罪列為“十惡”之首，懲罰方式極為殘酷，大逆共謀者，不分首犯、從犯，一律淩遲處死。清廷對被俘太平天國将士的處置，多使用慘絕人寰的酷刑方式，如淩遲、剖腹、摘心、剝皮、剜目、枭首等，無所不用其極。在太平天國戰争史上，清廷虐殺太平軍戰俘的暴行，俯拾皆是。

淩遲枭首

太平軍與清軍交戰時被俘虜的将士，清廷除了收降、遣散外，對那些被視為“罪大惡極”的被俘人員，處理方式就是淩遲處死，枭首示衆，其手段殘忍令人發指。

太平天國起義之初，清廷殘殺太平軍俘虜的現象就十分盛行。如1851年10月3日，欽差大臣賽尚阿奏報，在廣西藤縣華錦村俘虜“長發逆匪沈承章，訊稱系劉大人差來探聽官軍消息。複加研訊，該匪堅不吐實，且口出悖逆之言，當即淩遲處死”。又如12月12日，在廣西貴縣郭南裡地方，生俘會首何名科。何“攻城戕官，罪大惡極”，經短暫提訊後，“即于該縣地方就地淩遲處死”。1852年1月14日，湖南巡撫駱秉章奏報，于湖南宜章縣擒獲義軍女将王蕭氏，其“戕害官弁四員，兵丁多名，實屬罪大惡極”，訊明後，将王蕭氏淩遲處死。在活剮後，清廷仍不解恨，複以“王蕭氏雖系婦女，惟系元惡巨憝”為由，下令“剉屍戳屍”枭示。1853年11月，福建小刀會首領黃德美、黃光著、黃光揚于廈門失陷後，躲藏在石兜家鄉。清廷嚴緝，不幸被捕獲，押解至廈門，遭“淩遲斬枭”。1853年12月3日，福建巡撫王懿德奏報，于龍溪縣石碼鎮抓獲潛藏之上海小刀會首領李鹹池。清廷以李鹹池“膽敢起意謀逆，糾集多人，攻陷城池，戕官劫庫，”之罪名，于審訊後，“即将該逆押赴市曹，遵照定律，淩遲處死，傳首示衆，以快人心”。

太平軍北伐作戰中，于1853年11月在直隸博野縣被捕的太平軍密探僧人寶戰龍，其“追殺吉林官兵一名，受引路官僞職。…戕害官兵，罪不容誅”，審訊後，“将該犯淩遲處死，枭首示衆。”（《桂良奏折》）1854年5月在直隸被清軍活捉的饒陽縣唱戲人王沛山，其“用竹槍紮死戴金頂穿紅邊青馬褂官人一個，訊明後，淩遲處死，枭首示衆”。又如在京城抓獲新樂縣回民馬二雪，其“戕官，并點炮轟傷數十人，又刀砍二、三十人，罪不容誅，馬二雪應以淩遲處死，枭首示衆”。（《聯順奏折》）

1855年2月18日，在東西連鎮，林鳳祥部将四川人蕭風山、安徽人鐘有年帶領水手九十一人出降。僧格林沁傳令：除年老及十五歲以下幼孩 準收外，其餘一概不赦。怒責蕭風山等“系與林逆同惡相濟之犯”，“當即淩遲處死，伴賊九十一名全行正法”。（《僧格林沁奏折》）

1855年3月11日，被解送到滄州的北伐軍總制江玉遵、蕭在人、李開蘭、吉金祥，軍帥楊吉、師帥楊文清等三十四人，遭僧格林沁在圍堤上祭飨陣亡将領兵勇，“複因滄州被難尤烈，奴才于生擒逆犯内，訊有僞職者，選出三十餘名，交伊勒東阿、玉明囚解，順赴該處正法緻祭，以慰忠魂”。被俘一衆在紅孩口處被淩遲處死，枭首示衆。

1855年5月31日，僧格林沁攻陷馮官屯後，将“其被擒收錄，複投賊巢之僞土将軍劉子明一犯，情罪尤重，當即淩遲處死”。并将北伐主帥李開芳部下“受有僞職之逆犯黃懿端、謝金生，淩遲枭示”。

太平天國定鼎天京，建立了與清廷對峙的政權後，舉國震動。清廷對起義軍進行瘋狂的報複變本加厲，更加滅絕人性地殘殺太平軍将士。面對兇殘至極的敵人，天國将士們慷慨赴死。

1853年4月19日，欽差大臣向榮奏報，于天京七甕橋俘虜“穿大紅衣賊目僞總制陳姓”， 嚴訊後，“已被官兵脔割”。

1854年2月21日，清軍都司董玉龍在湖北孝感縣三汊鋪襲擊太平軍，“生擒長發賊三名，當即淩遲，枭首祭旗”。

1854年3月7日，湘軍徽州營參将文芳等攻破安徽祁門縣，“擒獲戌二王一名，訊明後，脔割示衆”。（《福濟、和春奏折》）

1854年4月1日，湖北漢陽太平軍過江，撲攻塘角清營。清軍嚴陣以待，擊退登陸的太平軍，俘虜戰士羅新胡一名。羅新胡“系首先上岸在塘角放火之賊”，當即淩遲處死。（《崇綸奏折》）

1854年4月18日，江西布政使陸元奏報，擒獲太平軍軍帥潘世莒及殷中傑、仉正、梅首枝、吳泳南等人，經嚴訊後，“綁赴市曹，分别淩遲、處斬，”即行正法。

1854年6月7日，江南提督和春、安徽巡撫福濟猛攻安徽廬州府南門外太平軍營壘，生擒一名旅帥叫劉三元，從身上搜出“僞木印一顆，僞照一張，”經嚴訊後，立即淩遲處死。（《和春、福濟奏折》）

1854年6月22日，江南軍在江蘇儀征縣俘獲運糧太平軍總制劉玉山等二十四名，其中劉玉山系“從賊數年，為賊挖掘道地，攻陷武昌、金陵，得受總制僞職，實屬罪大惡極，天網恢恢，俾伏誅殛，業于審明後即行淩遲處死，餘犯悉行正法枭示”。（《琦善奏折》）

1854年8月9日，湘軍進犯江西靖安縣，于野豬港地方俘虜太平軍将領張輝林，被“解省訊明，淩遲處死”。

1854年8月25日，天京太平軍出洪武門、通濟門、雨花台三路猛攻七橋甕，欽差大臣向榮力戰敗之，俘獲殿右丞相譚應桂，經“訊系湖南醴陵人，業已淩遲處死。”

1854年8月27日，太平軍船隊自天京下關上駛，為江南水師吳全美所截殺，損失慘重。經“研訊生擒之賊，内有僞頂天侯張顯一名，廣西人； 僞将軍陳墨林、殷文智二名，俱湖南人，并僞司馬魏正海暨賊目周得華等六名。…經錄取供詞即併各賊一百十一名，在船分别淩遲正法”。（《向榮奏折》）

1854年9月25日，欽差大臣向榮敗太平軍于天京通濟門外，俘太平軍多人，“内有老長發二名，一系僞将軍王武，廣西永安州人；一系僞丞相溫阿丙，廣西武宣縣東鄉人，供認金田人夥起事不諱。起餘黃衣賊目鄒啟新等十八名，亦俱供認僞檢點、侍衛、總制各僞官，均系廣西、湖南之人，當經一併淩遲枭示。餘賊十三名，亦即正法”。（《向榮奏折》）

1854年11月11日，湘軍提督塔齊布攻陷湖北大冶縣，湘軍“各營生擒逆匪一百三十四名，僅予枭首不足恨，概令剜目、淩遲”。同日，湘軍道員羅澤南攻陷湖北興國州，俘獲太平天國育才官胡萬智，他是“賊中僞進士，力守州城，希圖再舉者。供詞狂悖，至死不悔，當即淩遲枭示。”又“捕獲餘匪二十餘名，就地正法”。（《曾國藩奏稿》）

1854年11月16日， 天京太平軍自觀音門進援鎮江，至高資港為江南軍翼長總兵德安所敗。清軍俘獲北殿兵部六尚書李發林、土七将軍李得新二人，“俱廣西長發老賊”。又俘獲何松庭、劉得義、王文堂等十九名将領，“俱廣西、湖南老賊，一併淩遲枭首，其餘訊系真正賊黨，併皆正法”。（《向榮奏折》）

1854年12月3日，江南提督和春夜襲安徽廬州府得勝門外太平軍營壘，生俘太平軍将士十一人，“内有長發老賊四名”，其中有一位叫許俊美的英雄，“尤兇狠”，他在敵人的嚴刑拷打下，堅貞不屈，“能挺刑，熬審兩日，堅不吐實，旋即淩遲枭示”。（《和春奏折》）

1855年8月，江西湖口縣城外，湘軍“生擒十二名，當予淩遲枭示”。

1855年8月31日，在江西都昌縣，湘軍同知李元度擒獲總制劉得勝等十一人，皆遭“淩遲枭示”。

1856年2月，湖南天地會軍師焦三、女大元帥許月桂因湘軍大舉圍剿，無望之下，在嘉禾投了降。湖南巡撫駱秉章向朝廷奏報：焦許二人“攻城掠野，罪大惡極。因官軍疊次痛剿，力窮勢蹙，始束身歸命，希圖免死。”因他們系“與尋常盜賊乞撫者不同，當即恭請王命，将逆首焦三、許氏兩犯，綁赴市曹淩遲處死。”

1856年4月9日，湖北漢陽之團風鎮太平軍補給基地遭襲，清軍陣擒吏部尚書熊緻和、檢點熊兆林、師帥黎正采等三人，捆送軍營，在遭受了各種酷刑後，被“淩遲處死”。

1856年9月3日，地官副丞相李秀成、冬官丞相陳玉成等圍攻江蘇金壇縣，清總兵張國梁大敗之，太平軍陣亡一千五百餘人，被俘二十人。清廷于錄供後，“當将生擒之匪淩遲處死”。

1856年9月18日，江南提督和春、都統麟瑞攻陷太平天國已據守二年的安徽廬江縣，生俘一百八十多人，其中有檢點吳仕文、指揮黃大合、将軍高長有及師帥、司馬、百長等二十餘人，衆将領“多系粵西悍賊，訊明後分别正法，淩遲處死”。（《和春奏折》）

1856年10月30日，安徽巡撫福濟奏報，于桐城縣孫家坂擒俘太平天國尚書段立剛，他是“雲南人，從賊已久，與楊秀清、洪秀泉（全）、洪大全結為死黨，曆破城池，實屬罪大惡極，訊明後，淩遲處死”。

1856年12月21日，湖北江夏縣團練設卡，大肆搜捕武漢失陷後逃亡的太平軍将領。随後俘獲了晝伏夜行，剃發逃生的秋官副丞相鐘廷生、水營管帶殿右二十檢點辛成金、指揮李積芳、範勝、潘金水、胡新法等将領，押解到欽差大臣官文軍營。官文親自審辦，備極嚴刑，“訊系金田村起事要犯，”遂于25日将六人即行“寸磔枭示”。《官文、胡林翼奏折》）

湖北随州人趙邦璧響應太平天國号召，在家鄉率衆起義，以大洪山為根據地不斷襲擾當地清軍。湖北參将文明率兵征剿，設計誘擒趙邦璧、軍師黃春霆、範子布等，“訊明淩遲處死。”1856年12月25日，清軍攻破大洪山據點，俘獲義軍首領家眷多人，解至欽差大臣官文大營，“訊明該逆犯等，當即淩遲處死”。（《官文奏折》）

1857年7月16日，湘軍訓導胡兼善誘擒太平軍将領林預言，及投奔太平軍之武舉鐘起鳳、廪生鐘毓靈、監生陳邦烈、舉人張謙，以及鐘有文、羅齋公、溫日新、陳邦英、劉名典、劉金輝等，攻陷江西龍泉縣。7月18日，胡兼善于五峰書院設堂提審，以系“劣衿公為逆首，毒害地方年餘，抗拒官軍數月，萬死不足蔽辜”，将被俘人員一律“磔死，枭首四門”。

1858年1月1日，江南水師遊擊彭常宣在天京城外巴鬥山搜捕，生俘天王妻舅、沖鋒元帥兼丞相賴元益，解送欽差大臣德興阿大營。經審訊，得知是太平軍中著名悍将，“既系洪逆妻舅，又同起粵西，為亂七八年，身經二百戰，攻陷九華山、溧水縣，皆其主謀。”訊畢，将賴元益綁赴廣野，供兵民聚觀，随即“淩遲處死，剜取心肝，以祭陣亡将士。”（《德興阿翁同書奏折》）

1859年3月15日，後軍主将李秀成、左軍主将李世賢率大軍撲攻江浦、浦口，鏖戰五時，為提督張國梁所敗，部将固天福洪方、立天豫莫興被俘。他們英勇不屈，“二酋尤為百戰老賊，訊明分别淩遲枭示。”

1860年2月2日,英王陳玉成部下勇将崇天福藍承先攻安徽潛山縣仰天庵，為湘軍所敗，藍承先不幸被俘。他堅貞不屈，清廷旋以“昔年擾害楚疆蕲、黃一路”的罪狀，訊明之日，用王命旗牌，将其押赴刑場，“寸磔之。”（《官文奏折》）

1863年2月27日，浙江湯溪縣因叛徒内應而失陷，守将慈天義李加斌被擒，押解至福建浦城閩浙總督耆齡大營審訊，以其“系著名逆首，積年老賊”的罪名，淩遲處死。（《耆齡奏折》）

1863年3月1日，浙江龍遊縣遭湘軍重重圍困，太平軍守将進天義陳廷香、勘天義李國群等棄城東走。湘軍追及，陳廷香戰死，李國群被俘。清廷旋即以“抗拒官軍，最為悍鸷，罪無可赦”為由，将李國群“碎磔之”。（《平浙紀略》）

1863年5月22日夜，西北太平軍啟王梁成富乘大霧襲擊陝西漢中府東西二門營壘，清軍參将黃開榜将其擊退，奪獲攻城擋闆兩百餘面，并擒俘巡部張二當一名，“當即淩遲處死。”（《瑛棨奏折》）

1864年5月13日，清廣西提督馮子材攻占江蘇丹陽縣，太平軍守将柬王賴桂芳等數十位将領被俘，經“查賴逆，系逆賊洪秀全妻弟，久著兇頑，罪大惡極，立即淩遲處死，首級竿示”。（《馮子材奏折》）

1864年7月7日，湘軍總兵周廷瑞、知府劉璈等攻克浙江孝豐縣，擒俘太平軍守将感王陳榮，嚴訊後，“立磔之”。

1864年7月19日，天京淪陷，天王次兄福王洪仁達被俘，8月5日，被淩遲處死。臨刑前，洪仁達沒有留下口供。（《曾國藩奏稿》）

1864年10月25日，國破家亡、颠沛流離的幼天王洪天貴福,在江西石城荒山被湘軍遊擊周家良搜獲。11月18日，江西巡撫沈葆桢奉上谕：“幼逆洪福瑱系洪秀全之子，将洪福瑱在江西省城淩遲處死”，沈葆桢即派藩司孫長绂、臬司文輝、督糧道段起、鹽法道吳集禧及中軍參将榮翰監斬，将幼天王綁赴市曹，淩遲處死，年僅十六歲。

1864年10月9日，在江西石城縣之楊家牌，昭王黃文英被湘軍擒獲，他是堵王黃文金之弟，“貌甚英鸷”。11月23日，在南昌被淩遲處死，年僅二十六歲。同昭王黃文英一天被淩遲處死的還有天王堂兄恤王洪仁正。

1864年10月13日，湘軍臬司席寶田于江西石城縣高田擒獲副副軍師、尊王劉慶漢。劉慶漢是太平軍老戰士，曾随林、李北伐。清廷以其系“漏網巨兇，幼逆遁湖州以洪仁玕為正軍師，該逆為副之。就擒時受傷甚重，未便稽誅，發石城縣訊供後即淩遲處死。”劉慶漢遂在江西悲壯殉難。（《沈葆桢奏》）

1866年2月9日，南方太平軍餘部忠誠天将何明亮、總統天将胡永祥、黃矮子在廣東嘉應州黃沙嶂迷路，遭敵軍追及，經血戰力竭被俘，何明亮、黃矮子等重要将領二十餘人，“俱磔死”。

血肉祭品：摘心　

清政府殘殺太平軍俘虜還摘取他們的心肝來作祭品，以慰陣亡将士在天之靈。

1851年2月28日，欽差大臣李星沅奏報，俘獲“匪犯黃亞陳”一名，黃曾在廣西龍州廳“用刀砍傷同知王淑元右肩膊，實屬罪大惡極”，經嚴訊，“将該犯黃亞陳淩遲處死，割取心肝，緻祭同知王淑元，以慰忠魂”。

1851年5月14日，署廣西巡撫周天爵奏報，生俘義軍“大頭目僞右先鋒湯亞才，系戕殺貴州清江協副将伊克坦布之兇逆，”現“已訊供淩遲處死，摘心，赴浔祭伊克坦布之靈矣”。

1851年月11月21日，廣西巡撫鄒鳴鶴奏報，擒獲“巨匪雷亞書”一名，其在昭平縣天門嶺“手刃縣丞白良棟、外委黃英俊”及兵丁五人。經刑訊後，将雷亞書淩遲處死，并為白良棟、黃英俊設立靈牌，将雷亞書“摘心緻祭”。

1852年11月底，太平軍撤圍湖南長沙北上。清廷舉行祭奠守衛長沙的陣亡官軍儀式，湖南巡撫張亮基設立神牌，拈香行禮後，下令将被俘的太平軍羅五、江華國、餘光政、劉仁有、李新三、孫德明等六人“剜心緻祭”。

1853年7月25日，總兵和春進犯江蘇丹陽縣上馬陵地方，兵勇生俘“手執黃旗長發賊目楊晉龍一名，捆送前來，當即就地正法，割獻首級、并摘心肝，以快人心”。（《怡良奏折》）

1854年1月27日，江西巡撫張芾奏報，于江西浮梁縣俘獲太平軍戰士石仁沅，石曾在縣城“捆官搜印，緻該縣謝方潤被戕，實屬罪大惡極，今據捕獲寸磔”，并“剖心緻祭謝方潤”。

1854年3月1日，革職留任山東巡撫張亮基于直隸山東邊界，抓獲北伐軍總制王小勇。張亮基審訊之時，備極嚴刑，照例夾訊。王小勇供認“上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迎敵官兵，用長矛刺殺紅頂将官副都統佟鑒，又欲活捉天津知縣謝子澄，其兇悍情形實堪發指。”訊後，下令“将該犯王小勇寸磔，并摘取王逆之心”，在德州城外設位遙祭佟鑒、謝子澄。（《張亮基奏折》）

1854年5月7日，直隸總督桂良在上朝廷的奏折裡說，拿獲刺探軍情的北伐太平軍将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