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用凌迟，摘心，剥皮酷刑虐杀太平军战俘，魔鬼降临人间。

清政府的《大清律》，将谋反罪列为“十恶”之首，惩罚方式极为残酷，大逆共谋者，不分首犯、从犯，一律凌迟处死。清廷对被俘太平天国将士的处置，多使用惨绝人寰的酷刑方式，如凌迟、剖腹、摘心、剥皮、剜目、枭首等，无所不用其极。在太平天国战争史上，清廷虐杀太平军战俘的暴行，俯拾皆是。

凌迟枭首

太平军与清军交战时被俘虏的将士，清廷除了收降、遣散外，对那些被视为“罪大恶极”的被俘人员，处理方式就是凌迟处死，枭首示众，其手段残忍令人发指。

太平天国起义之初，清廷残杀太平军俘虏的现象就十分盛行。如1851年10月3日，钦差大臣赛尚阿奏报，在广西藤县华锦村俘虏“长发逆匪沈承章，讯称系刘大人差来探听官军消息。复加研讯，该匪坚不吐实，且口出悖逆之言，当即凌迟处死”。又如12月12日，在广西贵县郭南里地方，生俘会首何名科。何“攻城戕官，罪大恶极”，经短暂提讯后，“即于该县地方就地凌迟处死”。1852年1月14日，湖南巡抚骆秉章奏报，于湖南宜章县擒获义军女将王萧氏，其“戕害官弁四员，兵丁多名，实属罪大恶极”，讯明后，将王萧氏凌迟处死。在活剐后，清廷仍不解恨，复以“王萧氏虽系妇女，惟系元恶巨憝”为由，下令“剉尸戳尸”枭示。1853年11月，福建小刀会首领黄德美、黄光著、黄光扬于厦门失陷后，躲藏在石兜家乡。清廷严缉，不幸被捕获，押解至厦门，遭“凌迟斩枭”。1853年12月3日，福建巡抚王懿德奏报，于龙溪县石码镇抓获潜藏之上海小刀会首领李咸池。清廷以李咸池“胆敢起意谋逆，纠集多人，攻陷城池，戕官劫库，”之罪名，于审讯后，“即将该逆押赴市曹，遵照定律，凌迟处死，传首示众，以快人心”。

太平军北伐作战中，于1853年11月在直隶博野县被捕的太平军密探僧人宝战龙，其“追杀吉林官兵一名，受引路官伪职。…戕害官兵，罪不容诛”，审讯后，“将该犯凌迟处死，枭首示众。”（《桂良奏折》）1854年5月在直隶被清军活捉的饶阳县唱戏人王沛山，其“用竹枪扎死戴金顶穿红边青马褂官人一个，讯明后，凌迟处死，枭首示众”。又如在京城抓获新乐县回民马二雪，其“戕官，并点炮轰伤数十人，又刀砍二、三十人，罪不容诛，马二雪应以凌迟处死，枭首示众”。（《联顺奏折》）

1855年2月18日，在东西连镇，林凤祥部将四川人萧风山、安徽人钟有年带领水手九十一人出降。僧格林沁传令：除年老及十五岁以下幼孩 准收外，其余一概不赦。怒责萧风山等“系与林逆同恶相济之犯”，“当即凌迟处死，伴贼九十一名全行正法”。（《僧格林沁奏折》）

1855年3月11日，被解送到沧州的北伐军总制江玉遵、萧在人、李开兰、吉金祥，军帅杨吉、师帅杨文清等三十四人，遭僧格林沁在围堤上祭飨阵亡将领兵勇，“复因沧州被难尤烈，奴才于生擒逆犯内，讯有伪职者，选出三十余名，交伊勒东阿、玉明囚解，顺赴该处正法致祭，以慰忠魂”。被俘一众在红孩口处被凌迟处死，枭首示众。

1855年5月31日，僧格林沁攻陷冯官屯后，将“其被擒收录，复投贼巢之伪土将军刘子明一犯，情罪尤重，当即凌迟处死”。并将北伐主帅李开芳部下“受有伪职之逆犯黄懿端、谢金生，凌迟枭示”。

太平天国定鼎天京，建立了与清廷对峙的政权后，举国震动。清廷对起义军进行疯狂的报复变本加厉，更加灭绝人性地残杀太平军将士。面对凶残至极的敌人，天国将士们慷慨赴死。

1853年4月19日，钦差大臣向荣奏报，于天京七瓮桥俘虏“穿大红衣贼目伪总制陈姓”， 严讯后，“已被官兵脔割”。

1854年2月21日，清军都司董玉龙在湖北孝感县三汊铺袭击太平军，“生擒长发贼三名，当即凌迟，枭首祭旗”。

1854年3月7日，湘军徽州营参将文芳等攻破安徽祁门县，“擒获戌二王一名，讯明后，脔割示众”。（《福济、和春奏折》）

1854年4月1日，湖北汉阳太平军过江，扑攻塘角清营。清军严阵以待，击退登陆的太平军，俘虏战士罗新胡一名。罗新胡“系首先上岸在塘角放火之贼”，当即凌迟处死。（《崇纶奏折》）

1854年4月18日，江西布政使陆元奏报，擒获太平军军帅潘世莒及殷中杰、仉正、梅首枝、吴泳南等人，经严讯后，“绑赴市曹，分别凌迟、处斩，”即行正法。

1854年6月7日，江南提督和春、安徽巡抚福济猛攻安徽庐州府南门外太平军营垒，生擒一名旅帅叫刘三元，从身上搜出“伪木印一颗，伪照一张，”经严讯后，立即凌迟处死。（《和春、福济奏折》）

1854年6月22日，江南军在江苏仪征县俘获运粮太平军总制刘玉山等二十四名，其中刘玉山系“从贼数年，为贼挖掘地道，攻陷武昌、金陵，得受总制伪职，实属罪大恶极，天网恢恢，俾伏诛殛，业于审明后即行凌迟处死，余犯悉行正法枭示”。（《琦善奏折》）

1854年8月9日，湘军进犯江西靖安县，于野猪港地方俘虏太平军将领张辉林，被“解省讯明，凌迟处死”。

1854年8月25日，天京太平军出洪武门、通济门、雨花台三路猛攻七桥瓮，钦差大臣向荣力战败之，俘获殿右丞相谭应桂，经“讯系湖南醴陵人，业已凌迟处死。”

1854年8月27日，太平军船队自天京下关上驶，为江南水师吴全美所截杀，损失惨重。经“研讯生擒之贼，内有伪顶天侯张显一名，广西人； 伪将军陈墨林、殷文智二名，俱湖南人，并伪司马魏正海暨贼目周得华等六名。…经录取供词即併各贼一百十一名，在船分别凌迟正法”。（《向荣奏折》）

1854年9月25日，钦差大臣向荣败太平军于天京通济门外，俘太平军多人，“内有老长发二名，一系伪将军王武，广西永安州人；一系伪丞相温阿丙，广西武宣县东乡人，供认金田人伙起事不讳。起余黄衣贼目邹启新等十八名，亦俱供认伪检点、侍卫、总制各伪官，均系广西、湖南之人，当经一併凌迟枭示。余贼十三名，亦即正法”。（《向荣奏折》）

1854年11月11日，湘军提督塔齐布攻陷湖北大冶县，湘军“各营生擒逆匪一百三十四名，仅予枭首不足恨，概令剜目、凌迟”。同日，湘军道员罗泽南攻陷湖北兴国州，俘获太平天国育才官胡万智，他是“贼中伪进士，力守州城，希图再举者。供词狂悖，至死不悔，当即凌迟枭示。”又“捕获余匪二十余名，就地正法”。（《曾国藩奏稿》）

1854年11月16日， 天京太平军自观音门进援镇江，至高资港为江南军翼长总兵德安所败。清军俘获北殿兵部六尚书李发林、土七将军李得新二人，“俱广西长发老贼”。又俘获何松庭、刘得义、王文堂等十九名将领，“俱广西、湖南老贼，一併凌迟枭首，其余讯系真正贼党，併皆正法”。（《向荣奏折》）

1854年12月3日，江南提督和春夜袭安徽庐州府得胜门外太平军营垒，生俘太平军将士十一人，“内有长发老贼四名”，其中有一位叫许俊美的英雄，“尤凶狠”，他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坚贞不屈，“能挺刑，熬审两日，坚不吐实，旋即凌迟枭示”。（《和春奏折》）

1855年8月，江西湖口县城外，湘军“生擒十二名，当予凌迟枭示”。

1855年8月31日，在江西都昌县，湘军同知李元度擒获总制刘得胜等十一人，皆遭“凌迟枭示”。

1856年2月，湖南天地会军师焦三、女大元帅许月桂因湘军大举围剿，无望之下，在嘉禾投了降。湖南巡抚骆秉章向朝廷奏报：焦许二人“攻城掠野，罪大恶极。因官军叠次痛剿，力穷势蹙，始束身归命，希图免死。”因他们系“与寻常盗贼乞抚者不同，当即恭请王命，将逆首焦三、许氏两犯，绑赴市曹凌迟处死。”

1856年4月9日，湖北汉阳之团风镇太平军补给基地遭袭，清军阵擒吏部尚书熊致和、检点熊兆林、师帅黎正采等三人，捆送军营，在遭受了各种酷刑后，被“凌迟处死”。

1856年9月3日，地官副丞相李秀成、冬官丞相陈玉成等围攻江苏金坛县，清总兵张国梁大败之，太平军阵亡一千五百余人，被俘二十人。清廷于录供后，“当将生擒之匪凌迟处死”。

1856年9月18日，江南提督和春、都统麟瑞攻陷太平天国已据守二年的安徽庐江县，生俘一百八十多人，其中有检点吴仕文、指挥黄大合、将军高长有及师帅、司马、百长等二十余人，众将领“多系粤西悍贼，讯明后分别正法，凌迟处死”。（《和春奏折》）

1856年10月30日，安徽巡抚福济奏报，于桐城县孙家坂擒俘太平天国尚书段立刚，他是“云南人，从贼已久，与杨秀清、洪秀泉（全）、洪大全结为死党，历破城池，实属罪大恶极，讯明后，凌迟处死”。

1856年12月21日，湖北江夏县团练设卡，大肆搜捕武汉失陷后逃亡的太平军将领。随后俘获了昼伏夜行，剃发逃生的秋官副丞相钟廷生、水营管带殿右二十检点辛成金、指挥李积芳、范胜、潘金水、胡新法等将领，押解到钦差大臣官文军营。官文亲自审办，备极严刑，“讯系金田村起事要犯，”遂于25日将六人即行“寸磔枭示”。《官文、胡林翼奏折》）

湖北随州人赵邦璧响应太平天国号召，在家乡率众起义，以大洪山为根据地不断袭扰当地清军。湖北参将文明率兵征剿，设计诱擒赵邦璧、军师黄春霆、范子布等，“讯明凌迟处死。”1856年12月25日，清军攻破大洪山据点，俘获义军首领家眷多人，解至钦差大臣官文大营，“讯明该逆犯等，当即凌迟处死”。（《官文奏折》）

1857年7月16日，湘军训导胡兼善诱擒太平军将领林预言，及投奔太平军之武举钟起凤、廪生钟毓灵、监生陈邦烈、举人张谦，以及钟有文、罗斋公、温日新、陈邦英、刘名典、刘金辉等，攻陷江西龙泉县。7月18日，胡兼善于五峰书院设堂提审，以系“劣衿公为逆首，毒害地方年余，抗拒官军数月，万死不足蔽辜”，将被俘人员一律“磔死，枭首四门”。

1858年1月1日，江南水师游击彭常宣在天京城外巴斗山搜捕，生俘天王妻舅、冲锋元帅兼丞相赖元益，解送钦差大臣德兴阿大营。经审讯，得知是太平军中著名悍将，“既系洪逆妻舅，又同起粤西，为乱七八年，身经二百战，攻陷九华山、溧水县，皆其主谋。”讯毕，将赖元益绑赴广野，供兵民聚观，随即“凌迟处死，剜取心肝，以祭阵亡将士。”（《德兴阿翁同书奏折》）

1859年3月15日，后军主将李秀成、左军主将李世贤率大军扑攻江浦、浦口，鏖战五时，为提督张国梁所败，部将固天福洪方、立天豫莫兴被俘。他们英勇不屈，“二酋尤为百战老贼，讯明分别凌迟枭示。”

1860年2月2日,英王陈玉成部下勇将崇天福蓝承先攻安徽潜山县仰天庵，为湘军所败，蓝承先不幸被俘。他坚贞不屈，清廷旋以“昔年扰害楚疆蕲、黄一路”的罪状，讯明之日，用王命旗牌，将其押赴刑场，“寸磔之。”（《官文奏折》）

1863年2月27日，浙江汤溪县因叛徒内应而失陷，守将慈天义李加斌被擒，押解至福建浦城闽浙总督耆龄大营审讯，以其“系著名逆首，积年老贼”的罪名，凌迟处死。（《耆龄奏折》）

1863年3月1日，浙江龙游县遭湘军重重围困，太平军守将进天义陈廷香、勘天义李国群等弃城东走。湘军追及，陈廷香战死，李国群被俘。清廷旋即以“抗拒官军，最为悍鸷，罪无可赦”为由，将李国群“碎磔之”。（《平浙纪略》）

1863年5月22日夜，西北太平军启王梁成富乘大雾袭击陕西汉中府东西二门营垒，清军参将黄开榜将其击退，夺获攻城挡板两百余面，并擒俘巡部张二当一名，“当即凌迟处死。”（《瑛棨奏折》）

1864年5月13日，清广西提督冯子材攻占江苏丹阳县，太平军守将柬王赖桂芳等数十位将领被俘，经“查赖逆，系逆贼洪秀全妻弟，久著凶顽，罪大恶极，立即凌迟处死，首级竿示”。（《冯子材奏折》）

1864年7月7日，湘军总兵周廷瑞、知府刘璈等攻克浙江孝丰县，擒俘太平军守将感王陈荣，严讯后，“立磔之”。

1864年7月19日，天京沦陷，天王次兄福王洪仁达被俘，8月5日，被凌迟处死。临刑前，洪仁达没有留下口供。（《曾国藩奏稿》）

1864年10月25日，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的幼天王洪天贵福,在江西石城荒山被湘军游击周家良搜获。11月18日，江西巡抚沈葆桢奉上谕：“幼逆洪福瑱系洪秀全之子，将洪福瑱在江西省城凌迟处死”，沈葆桢即派藩司孙长绂、臬司文辉、督粮道段起、盐法道吴集禧及中军参将荣翰监斩，将幼天王绑赴市曹，凌迟处死，年仅十六岁。

1864年10月9日，在江西石城县之杨家牌，昭王黄文英被湘军擒获，他是堵王黄文金之弟，“貌甚英鸷”。11月23日，在南昌被凌迟处死，年仅二十六岁。同昭王黄文英一天被凌迟处死的还有天王堂兄恤王洪仁正。

1864年10月13日，湘军臬司席宝田于江西石城县高田擒获副副军师、尊王刘庆汉。刘庆汉是太平军老战士，曾随林、李北伐。清廷以其系“漏网巨凶，幼逆遁湖州以洪仁玕为正军师，该逆为副之。就擒时受伤甚重，未便稽诛，发石城县讯供后即凌迟处死。”刘庆汉遂在江西悲壮殉难。（《沈葆桢奏》）

1866年2月9日，南方太平军余部忠诚天将何明亮、总统天将胡永祥、黄矮子在广东嘉应州黄沙嶂迷路，遭敌军追及，经血战力竭被俘，何明亮、黄矮子等重要将领二十余人，“俱磔死”。

血肉祭品：摘心　

清政府残杀太平军俘虏还摘取他们的心肝来作祭品，以慰阵亡将士在天之灵。

1851年2月28日，钦差大臣李星沅奏报，俘获“匪犯黄亚陈”一名，黄曾在广西龙州厅“用刀砍伤同知王淑元右肩膊，实属罪大恶极”，经严讯，“将该犯黄亚陈凌迟处死，割取心肝，致祭同知王淑元，以慰忠魂”。

1851年5月14日，署广西巡抚周天爵奏报，生俘义军“大头目伪右先锋汤亚才，系戕杀贵州清江协副将伊克坦布之凶逆，”现“已讯供凌迟处死，摘心，赴浔祭伊克坦布之灵矣”。

1851年月11月21日，广西巡抚邹鸣鹤奏报，擒获“巨匪雷亚书”一名，其在昭平县天门岭“手刃县丞白良栋、外委黄英俊”及兵丁五人。经刑讯后，将雷亚书凌迟处死，并为白良栋、黄英俊设立灵牌，将雷亚书“摘心致祭”。

1852年11月底，太平军撤围湖南长沙北上。清廷举行祭奠守卫长沙的阵亡官军仪式，湖南巡抚张亮基设立神牌，拈香行礼后，下令将被俘的太平军罗五、江华国、余光政、刘仁有、李新三、孙德明等六人“剜心致祭”。

1853年7月25日，总兵和春进犯江苏丹阳县上马陵地方，兵勇生俘“手执黄旗长发贼目杨晋龙一名，捆送前来，当即就地正法，割献首级、并摘心肝，以快人心”。（《怡良奏折》）

1854年1月27日，江西巡抚张芾奏报，于江西浮梁县俘获太平军战士石仁沅，石曾在县城“捆官搜印，致该县谢方润被戕，实属罪大恶极，今据捕获寸磔”，并“剖心致祭谢方润”。

1854年3月1日，革职留任山东巡抚张亮基于直隶山东边界，抓获北伐军总制王小勇。张亮基审讯之时，备极严刑，照例夹讯。王小勇供认“上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迎敌官兵，用长矛刺杀红顶将官副都统佟鉴，又欲活捉天津知县谢子澄，其凶悍情形实堪发指。”讯后，下令“将该犯王小勇寸磔，并摘取王逆之心”，在德州城外设位遥祭佟鉴、谢子澄。（《张亮基奏折》）

1854年5月7日，直隶总督桂良在上朝廷的奏折里说，拿获刺探军情的北伐太平军将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