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魯迅“痛斥”之後的徐懋庸

1933年初，年僅22歲的徐懋庸以他犀利的筆鋒，獨特風格的雜文走上文壇，引起人們關注，受到魯迅先生的器重，魯迅為他的《打雜集》作序，并介紹它出版。在魯迅先生關懷鼓勵下，徐懋庸寫作熱情高漲，他以雜文形式撻伐邪惡勢力，張揚真理，先後出版了《打雜集》，《不驚人集》，《街頭文談》，《文藝思潮小史》等雜文集，從此一舉成名，被稱為現代文學史上少有的著名雜文作家之一。

徐懋庸家境清貧，幼時當過苦力，修理紗篩，他天資聰穎，勤奮好學，工餘時間自修了法、日、英、俄等外語，14歲時開始用世界語寫日記，後來又以流暢的文筆翻譯了《斯大林傳》、《托爾斯泰傳》、《肖伯納傳》、《列甯家書集》，還翻譯了蘇聯小說《小鬼》、《秋夜》、《伊特拉共和國》等，介紹了外國進步文化和文學作品，宣傳了世界名人，傳播了馬列主義。

毛主席談兩個口号之争

1936年，上海文壇上發生的“國防文學”與“民族革命戰争的大衆文學”兩個口号的論争中，徐懋庸同魯迅意見相左。他冒失地給魯迅寫了一封不适當的信，激怒了魯迅，緻使魯迅發表了《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的公開信》，痛斥了徐懋庸。一時間，徐懋庸由魯迅器重的人變成攻擊魯迅的罪人。

25歲的徐懋庸頂着強大的社會壓力，沒有一蹶不振，隻身一人從上海輾轉武漢，赴山西、陝西，在無任何關系，無人指引的情況下，找到了駐西安八路軍辦事處。林伯渠為他親筆寫了介紹信，他毅然奔赴延安，以實際行動證明自己是贊成共産黨上司的事業，追求革命的人。毛主席和黨中央其他上司同志熱情地歡迎這位年輕有為的文人。

徐懋庸1938年3月到延安，5月中旬寫信給毛主席請求接見，彙報上海文藝界情況。主席第二天回了一信，答應過幾天相約談話，第三天又派秘書和培元、華明兩同志找徐談話，一般地了解了一下“左聯”的情況，然後在5月23日左右的一天下午，派華明将徐帶到住處，聽了徐的彙報。徐講了約一個半小時，彙報了“左聯”的情況，“左聯”解散的經過，兩個口号的論争情況，以及徐給魯迅寫信并遭到魯迅公開駁斥的情況等。主席聽了以後講了如下幾點意見：

“一、關于兩個口号的論争的問題，周揚同志他們來延安以後，我們已基本上有所了解。今天聽了你所談的，有些情況使我們更清楚一些，具體一些。

“二、我認為，首先應當肯定，這次論争的性質，是革命陣營内部的争論，不是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的争論。你們這邊不是反革命，魯迅那邊也不是。

“三、這個争論，是在路線政策轉變關頭發生的。從内戰到抗日統一戰線，是個重大的轉變，在這樣的轉變過程中，由于革命陣營内部理論水準、政策水準的不平衡，認識有分歧，就要發生争論，這是不可避免的。其實，何嘗隻有你們在争論呢？我們在延安，也争論得很激烈。不過你們是動筆的，一争争到報紙上去，就弄得通國皆知。我們是躲在山溝裡面争論，是以外面不知道罷了。

“四、這個争論不但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益的。争來争去，真理愈争愈明，大家認識一緻了，事情就好辦了。

“五、但是你們是有錯誤的，就是對魯迅不尊重。魯迅是中國無産階級革命文藝運動的旗手，你們應該尊重他。但是你們不尊重他，你的那封信，寫得很不好。當然，如你所說，在某些具體問題上，魯迅可能有誤會，有些話也說得不一定恰當。但是你今天也說，那是因為他當時處境不自由，不能廣泛聯系群衆的緣故。既然如此，你們為什麼不對他諒解呢？

“六，但錯了不要緊 ，隻要知道錯了，以後努力學習改正，照正确的道理辦事，前途是光明的。”

毛主席的話，解開了徐懋庸心中的疙瘩。他放下“包袱”，從此進“抗大”任教員、研究室主任，開始了革命教育的生涯。他講政治經濟學、哲學，編寫社會主義概論，編譯軍事教材，講大課，發表文章，頓時又煥發了青春。他要求參加中國共産黨的願望也得到實作。有一次陝北公學舉行開學典禮，徐懋庸應邀參加，恰好坐在了毛主席身邊。毛主席說：我看到你在《新中華報》上發表的文章，寫得不錯嘛，這樣的文章望你多寫寫。

徐懋庸的才華被彭德懷将軍看中了。在抗大遷移路經八路軍總部遼縣麻田時，彭總通知抗大上司何長工與徐懋庸一起到他那裡談話。何長工已料到彭總意圖，便隻身前去。彭老總堅持要徐懋庸來，何長工無奈，隻好找來徐懋庸。彭總便當場将徐“扣留”，叫他到太行山區的文化界挂帥。

創辦建國學院

1945年11月，徐懋庸懷着抗戰勝利的喜悅，奉命奔向新的戰場—到熱河承德創辦抗大式的熱河建國學院。

熱河隻有幾所中級學校，建國學院裡少數進過高等院校的學生，都是從冀、遼、吉、黑等省來的，他們曆經了日本帝國主義14年奴化教育，對共産黨、八路軍缺乏認識，根據他們的思想狀況，徐懋庸堅持團結、教育的方針，用啟發誘導、自由讨論的教學方法，使學生們漸漸消除疑慮，提高了覺悟。

開始接近共産黨的幹部。

當時承德有一個秘密音樂團體，叫“清音會”，是過去專門為皇帝去避暑山莊演奏宮廷樂曲的樂隊，會員有三十餘人，大部分是六七十歲的老者，解放後不敢公開露面，而是在秘密傳藝。徐懋庸得知後，親自登門拜訪，解除他們的思想顧慮，動員他們和廣大群衆見面，公開演奏，同時還想方設法解決他們的生活問題。對這件事的妥善處理，在知識分子中震動很大，他們為共産黨尊重文化遺産，團結老藝人的政策而感動不已。

從此，承德地區知識分子精神面貌有了很大改變，他們主動要求排練歌劇《白毛女》，演出《黃河大合唱》，還積極為當地的《熱潮》半月刊投稿；

街頭上貼出了他們創作的宣傳單，“清音會”樂隊演出革命樂曲，有的會員還參加了《白毛女》的樂隊，霎時間，承德地區的文化、文藝活動掀起了高潮。

1946年7月，蔣介石撕毀停戰協定，掀起了大規模的内戰。根據黨中央“讓開大路，占領兩廂”的方針，上級決定黨政軍人員撤出承德，指令徐懋庸以組織文工團到農村演出為名，保護這批知識分子先行撤退。徐懋庸接到指令後，立即召開緊急會議，會上，他說了一席讓全院師生感動至深的話。他說：隻要師生員工決心跟着共産黨走，我和大家連同我12歲的兒子也跟大家同生死、共患難，任何情況下絕不丢掉一個人。如果有人要回家，可以發給路費、糧食和路條，等承德再次解放，咱們再相見。他的話剛說完，全體師生員工紛紛表示：跟着徐懋庸校長走！

從承德撤退後，在敵機掃射、土匪騷擾的情況下，徐懋庸帶領一百多名師生經受住了艱苦生活和對敵鬥争的嚴峻考驗，輾轉隆化、圍場，踏進内蒙古茫茫大草原。在零下40度的嚴寒裡，有時一日行軍百裡，每人每天發幾個洋芋充饑，渴了就喝河溝裡的水。在長時間和中央分局、省政府失掉聯系的情況下，徐懋庸和師生們同甘苦，共患難，堅持邊戰鬥、邊學習，徒步行軍70多天，行程2 500多裡，沒有一個人動搖，沒有一個人掉隊。

徐懋庸帶領師生們經過戰火的洗禮，學院日益壯大，這時的建國學院已增至七八百名學生，以短訓班的形式為熱河及東北各地教育訓練了大批幹部。1947年5月，平、津等地25所大專院校的數百名進步學生先後通過封鎖線來到共産黨上司的解放區。中共冀察遼分局為适應形勢發展的需要，決定開辦一所聯合大學，由徐懋庸擔任校長。

同學們的良師益友

聯合大學成立之後的第一課是以農村的社會革命實踐開始的。徐懋庸帶領全校師生在赤峰一帶的農村參加土地改革。他極為注意對學生的言傳身教，他生活艱苦樸素，吃住和大家一樣。他工作起來不畏勞累，一次患病發燒，依然冒着嚴寒，迎着撲面的黃沙奔走在土改隊的各個工作點上，深入各村了解情況，聽取彙報，指導工作，每次下去他都在條件極差的貧下中農家裡，同吃一鍋飯。

1948年6月，聯大開始公開建黨，很多同學要求入黨，但同學中有的社會關系複雜，或有這樣那樣的曆史問題。有一位女同學，她有一個親戚在國民黨的黨部做事，她到冀東解放區時才16歲，在“三查三整”中怎麼交代都過不了關，在大會小會的逼迫下她違心地給自己戴上一頂“特務”帽子。幾年來行軍、躲敵情、土改、學習都表現不錯，但包袱背得很沉重，情緒低落。建黨中，徐懋庸主動找她談話，表揚她在土改中“三同”做得很好，階級立場是堅定的；

還告訴她，已對她那段曆史問題經過考察分析，“特務”問題缺乏事實根據，屬于逼、供、信，決定重新作出結論，後在南下途中準許了她的入黨申請。這位女同學在入黨宣誓會上激動萬分，流着眼淚說：“我永遠不會忘記徐懋庸校長！”

錦州的北大營，是冀察熱遼聯合大學曆史上最後一站。聯大師生經過長途行軍到達錦州，時值隆冬季節，滴水成冰，眼前是一片斷垣殘壁。師生們在徐懋庸校長動員下，自己動手把一棟棟彈痕累累殘破不堪的營房修建一新，随之發榜招生，在20多天的時間裡便招收了3 000餘名來自四面八方的學員，他們中相當一部分是在校大中學生，也有小部分是舊職員、中國小教員，還有少數國民黨政府的下級官員。徐懋庸對這些來自不同階層的學員，一視同仁，滿腔熱情地對待他們。

徐懋庸常說：搞教育要關心人、觀察人、研究人，然後才能幫助人。

他平時一有時間就到同學中去聊天，和同學們無拘無束談思想，談個人問題，他對很多同學的曆史、家庭、戀愛、愛好特點都了如指掌，又是那樣關懷備至。從平津來的大學生中有五對戀人，年齡也不小了。為了照顧他們的具體情況，徐懋庸破例準許他們結婚。結婚那天，徐懋庸親自做他們的主婚人，校、院的上司同志都來祝賀。這件事不僅為五對新人深為感動，也使全校廣大知識分子感到黨的溫暖和親切。

那是聯大到錦州後的第一個新年，學校開慶祝晚會。演出的節目豐富多彩，觀衆裡傳出陣陣掌聲。在《新疆舞蹈》節目演出中，大家正在聚精會神觀看，等到掀開紅蓋頭時，引起全場一陣哄然大笑，原來蓋頭下面那“新疆姑娘”是大家所尊敬的徐懋庸校長扮演的。這雖然是生活中的小事，卻展現了這位校長平易近人的上司作風。

冀察熱遼聯合大學誕生在戰火紛飛的戰争年代，結束在百萬雄師過大江的勝利進軍聲中。徐懋庸以他的博學多才和滿腔心血傾注于這所學校的興辦，培養了上萬名各種人才，在祖國各地生根開花。然而使人痛心的是，徐懋庸校長卻屢遭厄運，反右中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又遭“四人幫”迫害，終于身心交瘁離開了人世。

來源：《百年潮》1999年09期，作者白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