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
1919年，那場由北京青年學生發起的“五四運動”轟動了曆史，也震驚了世人。
世人隻知當時參與者有北京大學的學生，卻不知當時的學生領袖是一個叫傅斯年的“胖子”。
之是以稱傅斯年為“胖子”，不是不尊重，也并非空穴來風，因為時任北大圖書館從業人員的青年毛主席第一眼看到他，也是這麼認為的。
在圖書館埋頭工作的毛主席看到進來了幾個學生，其中那個“胖子”就是大名鼎鼎的傅斯年。
話及至此，人們不禁好奇，毛主席和傅斯年好似兩個八竿子打不着的人，竟也會有交集？
毛主席
的确，他們曾在北大相識，但此時隻能說是“相識”，而不能說是“老友”，因為在地位不對等的情況下，他們并不是朋友。
甚至有傳聞說毛主席對于前往圖書館借書的傅斯年照顧不周，挨了一耳光。
但也隻是傳聞，當事人對此隻是說：他們不怎麼理我這個說南方土話的人。
衆所周知，毛主席早年吃了不少苦，可不單單指建國這項偉業，他青年時期北上求學時就已經體會到了生活帶來的壓力。
經濟上的困窘會讓一個人變得自卑，青年時的毛主席即是如此，但窮且不墜青雲之志，多年後他卻能在外交場合高談闊論。
青年傅斯年
當時從湖南走出來的毛主席操着一口南方土話，在北京大學的圖書館工作，也見到了傅斯年。
傅斯年在北大學生裡面是領袖一樣的存在，是以毛主席早就聽聞這個名字。
傅斯年學識淵博，從容自信，未免有些趾高氣昂，以至于多年之後毛主席依然記得他“孔子之後第一人”的美譽。
一個是學校的風雲人物，一個是在圖書館默默無聞的登記員，青年毛主席欽佩傅斯年的學識，但傅斯年不一樣。
驕傲如傅斯年，當時并未将青年毛主席看在眼裡，以“目中無人”形容那時的他也并不為過。
可惜時過境遷，少年不複當年勇，年少輕狂目中無人的傅斯年一定想不到圖書館那個不曾注意到的貧窮困苦的管理者竟有如此之壯舉。
《覺醒時代》傅斯年
幾十年後面對毛主席誇贊自己當年的“五四”之舉時，傅斯年狡猾而又識趣地回應道：“我們不過是陳勝、吳廣，你們才是項羽、劉邦。”
這句話出自1945年在延安的一次會面，隻一句話，傅斯年的态度立場全已表露，得體又使雙方皆不失面子。
傅斯年早年目中無人，幾十年後這樣的一句話雖是誇贊，卻也将自己與毛主席劃清了界限。
于是後人紛紛猜測，兩人之間是否真的不合？傅斯年是否曾給了毛主席一耳光？兩人是否真的交惡？
其實，此次延安會面事實上足以擊碎那些傳聞，試想，如果二人之間真的發生過不愉快的事情，還能愉快地坐在一起談天說地嗎？
更何況，無論是陳勝、吳廣，還是項羽、劉邦，他們皆是反腐朽統治的愛國人士，至少在反封建這條路上，他們是統一戰線的。
考古中的傅斯年
說到“反封建”這一壯舉，就不得不講傅斯年先生這一文人學者的赤子之心。
在中國，研究古代史的人總繞不開“傅斯年”這個名字，因為他在史學上的貢獻讓人難以忽視，就連胡适都說，他是“人間一個最稀有的天才”。
實際上，觀其一生會發現，傅斯年在世的五十多年間，讀書是為往聖繼絕學，也是為天地立命，為萬世開太平。
可正如他自己所說：他不過是陳勝、吳廣一類的，有的路他未必适合，是以他及時抽身，回歸學術，可他這一生過于招搖，未必善終。
傅斯年生于1896年的山東聊城，傅家是傳統的書香門第，但傅斯年出生時，這個大家族已經沒落了，9歲這年，父親就撒手人寰了。
出生在這樣的年代，隻能說是生不逢時，因為生于憂患，一生憂患。
國家内憂外患的同時，傅家這對孤兒寡母，生活也陷入了窘境，傅斯年的苦日子從小就開始了，朝不慮夕是常态。
許多年後傅斯年的母親生病，醫生告知不能食用太多葷腥，可傅斯年卻讓她吃紅燒肉，隻因母親不曾享福，“肉”是奢侈品。
其貧寒程度可想而知，不過能成大事者向來不會為眼前的困境而一蹶不振，他們大多是越挫越勇，毛主席如此，傅斯年亦如此。
也許少年立下壯志要通過讀書改變“小家”的窮苦命運，通過反抗實作“大家”的自由。
後者别人通過努力實作了，前者他努力了一輩子，到五十多歲臨死時都還在攢稿費為妻子未來的生活考慮。
生于憂患，死亦憂患，甚至未落得一個好的風評，傅斯年的一生說來也是有些凄慘的。
不過這都是後話了，那時在困窘之中的傅斯年，也許有家學淵源在此，一直勤于治學，同時還要用作文換食物，窮酸書生，大抵如此。
傅斯年書劄
書香門第雖落敗，卻仍有一股氣在，無論是傅母還是傅斯年本人，都不曾放棄上學這件事，是以 20歲這年，傅斯年成功升入北大。
在北大，毫不誇張地說，傅斯年的才華無人能及，因為成為北大學生的領袖，沒有兩把刷子怎能使人信服呢？
“他是最能做學問的學人，同時他又是最能辦事、最有組織才幹的天生領袖人物。”
這是民國大文豪胡适先生對傅斯年的評價，在胡适這位老師的眼中，傅斯年這個學生，論學問、論能力，都是最出衆的。
（左）傅斯年、（中）胡适
但這傅斯年這一代人的眼中，“民族自由”才是他們最關注的問題，平日裡他們三五成群，高喊口号，終有一日會付諸實踐。
1919年，以傅斯年為首的北大學生掀起了轟轟烈烈的運動，舉世矚目。
少年熱血沸騰，并未意識到槍打出頭鳥，好在胡适惜才，勸他适可而止，不如放下這些事，去申請留學公費。
随後他明白了這一行為操之過急，于是回歸學術，去往英、德留學。
傅斯年是那種一旦決定做什麼，就心無旁骛一心鑽研的人，留學這一步，走對了！
胡适
在留學期間，他埋頭苦讀，當時甚至有人把傅斯年和陳寅恪比作“甯國府大門口的一對石獅子”。
因為留學生大多數都整天鬧着和家裡的離婚，和外面的談戀愛結婚，仿佛戀愛——離婚——結婚，成了留學生的風尚。
但傅斯年沒有随大流，雖然他早在16歲的時候已經接受家裡人的安排娶了不甚滿意的妻，但此時也顧不得戀愛。
直到幾年之後，一個叫俞大彩的女子出現，填補了傅斯年人生中的空白，也為傅斯年後半生的選擇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
俞大彩之于傅斯年，恰如蔣英之于錢鐘書，一個成功男人的背後必定有一個女人支撐着，這句俗氣的話卻也是婚姻關系中的至理名言。
是以，如果要談傅斯年，和俞大彩的這段婚姻是不可不說的故事。
傅斯年與俞大彩
和原配不一樣，俞大彩是畢業于上海滬江大學外語系，是一名實實在在的新式女子。
她長相清秀，舉止優雅有學識，傅斯年沉寂多年的心一下子就被點燃了。
正所謂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傅斯年與俞大彩既如此。
胡适先生目睹了傅斯年的學習和生活的曆程，對于他的這段戀情，也十分關心。
他曾在日記中記載傅斯年與俞大彩談戀愛的情景時說：“孟真（傅斯年）在戀愛中已近兩月，終日發瘋。
陷入愛情的人都是瘋子，傅斯年也不例外。
1934年，留學歸來的傅斯年拿出一筆分手費，當作“青春補償費”交給原配丁蘸萃，這樁維持20多年的封建舊婚姻畫上句号。
傅斯年與俞大彩、兒子傅仁軌
傅斯年和原配的婚姻沒有感情，這是毋庸置疑的，俞大彩是促使傅斯年離婚的一個重要因素，這也是顯而易見的。
不過，我們無法一味地去譴責傅斯年的薄情，畢竟在“包辦婚姻”制度下，從來都是兩敗俱傷的。
也不能簡單地說俞大彩破壞别人的婚姻，因為她實在是一個很好的女子，她見證了傅斯年的“赤子之心”，也無條件地支援他。
當年八月，和平解決了和原配那段沒有愛情的婚姻之後，傅斯年就和俞大彩結婚了。
十幾年的婚姻生活，他們用實際行動向世人證明了，貧賤夫妻未必就百事哀，因為夫妻恩愛可以萬事興。
1935年，他們生下了一個兒子，兒子的姓名叫做“傅仁軌”，許多人都知道這個名字，隻因它具有特殊意義。
至于其中緣由，俞大彩很清楚，傅斯年也曾對友人羅家倫說過。
他曾對羅家倫說：“我的太太快要生孩子了。若是生的是一個男孩，我要叫做仁軌。”
其實，傅家下一輩，理應以“樂”字排行，傅斯年沒有遵從家族慣例，卻以“仁軌”二字為兒子命名。
羅家倫迷惑不解，就問他為什麼要取這個名字，因為這個破例的名字讀起來不僅沒有美感，反而有些拗口。
程思遠為傅斯年陳列館題詞
傅斯年卻說：“你枉費學曆史，你忘記了中國第一個能在北韓對日本打殲滅戰的，就是唐朝的劉仁軌嗎?”
羅家倫聽聞此語，大為震驚，随後由衷地贊歎道：“從這種史迹上，要預先為兒子命名，他内心所蘊藏的是多麼強烈的國家民族意識！”
可知，傅斯年一刻也不曾忘憂國，隻不過每個人愛國的方式有所不同罷了，多年後站錯了隊伍，就要挨罵，這是誰也無法左右的。
傅斯年與胡适
俞大彩是他的妻子，也是紅顔知己，她傾慕傅斯年才華，深知他的民族意識，也支援他一切為國為學的行為。
她曾說：我願意犧牲自己一切的嗜好和享受，追随他，陪伴他，幫助他。
以至于在這樣的一段婚姻關系中，人們總會忘記俞大彩是一個才女，雖然傅斯年常常向人誇耀妻子的獨幕喜劇文寫得多麼多麼好。
這樣互相尊重，彼此平等的愛情實為神仙眷侶，有妻如此，是傅斯年之幸。
俞大彩思想獨立，不是一個盲目順從的女子，之是以能做到這樣，恰恰說明了傅斯年值得。
作為丈夫，他對妻子的愛與尊重讓俞大彩甘願在背後付出，作為學者，他的思想境界也讓俞大彩樂意追随。
傅斯年與周恩來
人們對于傅斯年晚年去往台灣這件事诟病不已，可他的對國家民族的赤子之心是不容置疑的，俞大彩便是最佳證人。
抗戰勝利時，傅斯年還在重慶，聽聞消息的他激動不已，提筆寫信寄給妻子。
他說：一聽到日本投降的消息，欣喜欲狂，沖出寓所，飛奔上街，手舞足蹈，見人便摟抱，狂呼大叫，直到聲嘶力竭。
這樣瘋狂的舉動不亞于紐約時代廣場的“勝利之吻”。
傅斯年與老蔣
去台灣還是留大陸？其實這個選擇是自由的，傅斯年選擇了去台灣，未必就認定他是賣國賊，他是個愛國主義者，毋庸置疑。
傅斯年總對妻子說：“我非‘識時務之俊傑’，更不識何謂‘明哲保身’，我乃大愚也！”
他對自己的定位倒是十分準确，因為他的确如此，1919年那場聲勢浩大的運動中，他是學生領袖。
後來他又為學生運動當面頂撞老蔣，罵他是“新軍閥”，這樣的行為，唯傅斯年一人而已。
毛澤東在延安宴請傅斯年等人
盡管罵過老蔣，可對于去台灣這件事，人們依舊不依不饒，是以對于他早年與毛主席的事情還是議論紛紛。
因為交情不深，是以三年兩語就可以講完兩人的事情。
1918年，從湖南北上讀書的毛澤東人微言輕之，對于傅斯年和羅家倫等人十分崇拜。
然而，道不同不相為謀，毛主席是踏實的作風，而傅斯年等人是揚風紮猛的做派，是以毛主席由最早的崇拜漸漸轉為失望。
據傅斯年的侄子傅樂成說：“毛在北大寫信給朋友，說他被孟真先生和羅家倫等人欺騙了。因為他們不像他在長沙耳聞的那麼優秀。”
不過，失望歸失望，倒也不至于交惡，毛主席對于傅斯年的學識依然是稱贊有加，否則後來的延安會面又怎會促夜長談呢？
毛主席贈傅斯年墨迹
那次談話後，傅斯年請毛主席題字給他，毛主席想到了這一首《焚書坑》，于是提筆贈予他。
“竹帛煙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燼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
還附了一張紙條在書法作品之上，特别加以說明：“今日聞陳勝、吳廣之說，未免過謙，故述唐人詩以廣之。”
可見所謂的“一耳光”傳聞才是空穴來說，毛主席無非是想告訴他，對付敵人，是從實踐中得來的經驗。
因為傅斯年到了台灣之後成為了老蔣的“上賓”，是以人們都說傅斯年站在老蔣那一頭，和胡适是一丘之貉。
但實際上，他不過是個夾縫中的自由人士，他與毛主席并無所謂的交惡，與老蔣也并不要好。
他一生都不知何為獨善其身？但在愛國面前，他有自己的方式，在戰隊面前，他獨自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