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
1919年，那场由北京青年学生发起的“五四运动”轰动了历史，也震惊了世人。
世人只知当时参与者有北京大学的学生，却不知当时的学生领袖是一个叫傅斯年的“胖子”。
之所以称傅斯年为“胖子”，不是不尊重，也并非空穴来风，因为时任北大图书馆工作人员的青年毛主席第一眼看到他，也是这么认为的。
在图书馆埋头工作的毛主席看到进来了几个学生，其中那个“胖子”就是大名鼎鼎的傅斯年。
话及至此，人们不禁好奇，毛主席和傅斯年好似两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人，竟也会有交集？
毛主席
的确，他们曾在北大相识，但此时只能说是“相识”，而不能说是“老友”，因为在地位不对等的情况下，他们并不是朋友。
甚至有传闻说毛主席对于前往图书馆借书的傅斯年照顾不周，挨了一耳光。
但也只是传闻，当事人对此只是说：他们不怎么理我这个说南方土话的人。
众所周知，毛主席早年吃了不少苦，可不单单指建国这项伟业，他青年时期北上求学时就已经体会到了生活带来的压力。
经济上的困窘会让一个人变得自卑，青年时的毛主席即是如此，但穷且不坠青云之志，多年后他却能在外交场合高谈阔论。
青年傅斯年
当时从湖南走出来的毛主席操着一口南方土话，在北京大学的图书馆工作，也见到了傅斯年。
傅斯年在北大学生里面是领袖一样的存在，因此毛主席早就听闻这个名字。
傅斯年学识渊博，从容自信，未免有些趾高气昂，以至于多年之后毛主席依然记得他“孔子之后第一人”的美誉。
一个是学校的风云人物，一个是在图书馆默默无闻的登记员，青年毛主席钦佩傅斯年的学识，但傅斯年不一样。
骄傲如傅斯年，当时并未将青年毛主席看在眼里，以“目中无人”形容那时的他也并不为过。
可惜时过境迁，少年不复当年勇，年少轻狂目中无人的傅斯年一定想不到图书馆那个不曾注意到的贫穷困苦的管理员竟有如此之壮举。
《觉醒时代》傅斯年
几十年后面对毛主席夸赞自己当年的“五四”之举时，傅斯年狡猾而又识趣地回应道：“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
这句话出自1945年在延安的一次会面，只一句话，傅斯年的态度立场全已表露，得体又使双方皆不失面子。
傅斯年早年目中无人，几十年后这样的一句话虽是夸赞，却也将自己与毛主席划清了界限。
于是后人纷纷猜测，两人之间是否真的不合？傅斯年是否曾给了毛主席一耳光？两人是否真的交恶？
其实，此次延安会面事实上足以击碎那些传闻，试想，如果二人之间真的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还能愉快地坐在一起谈天说地吗？
更何况，无论是陈胜、吴广，还是项羽、刘邦，他们皆是反腐朽统治的爱国人士，至少在反封建这条路上，他们是统一战线的。
考古中的傅斯年
说到“反封建”这一壮举，就不得不讲傅斯年先生这一文人学者的赤子之心。
在中国，研究古代史的人总绕不开“傅斯年”这个名字，因为他在史学上的贡献让人难以忽视，就连胡适都说，他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
实际上，观其一生会发现，傅斯年在世的五十多年间，读书是为往圣继绝学，也是为天地立命，为万世开太平。
可正如他自己所说：他不过是陈胜、吴广一类的，有的路他未必适合，因此他及时抽身，回归学术，可他这一生过于招摇，未必善终。
傅斯年生于1896年的山东聊城，傅家是传统的书香门第，但傅斯年出生时，这个大家族已经没落了，9岁这年，父亲就撒手人寰了。
出生在这样的年代，只能说是生不逢时，因为生于忧患，一生忧患。
国家内忧外患的同时，傅家这对孤儿寡母，生活也陷入了窘境，傅斯年的苦日子从小就开始了，朝不虑夕是常态。
许多年后傅斯年的母亲生病，医生告知不能食用太多荤腥，可傅斯年却让她吃红烧肉，只因母亲不曾享福，“肉”是奢侈品。
其贫寒程度可想而知，不过能成大事者向来不会为眼前的困境而一蹶不振，他们大多是越挫越勇，毛主席如此，傅斯年亦如此。
也许少年立下壮志要通过读书改变“小家”的穷苦命运，通过反抗实现“大家”的自由。
后者别人通过努力实现了，前者他努力了一辈子，到五十多岁临死时都还在攒稿费为妻子未来的生活考虑。
生于忧患，死亦忧患，甚至未落得一个好的风评，傅斯年的一生说来也是有些凄惨的。
不过这都是后话了，那时在困窘之中的傅斯年，也许有家学渊源在此，一直勤于治学，同时还要用作文换食物，穷酸书生，大抵如此。
傅斯年书札
书香门第虽落败，却仍有一股气在，无论是傅母还是傅斯年本人，都不曾放弃上学这件事，所以 20岁这年，傅斯年成功升入北大。
在北大，毫不夸张地说，傅斯年的才华无人能及，因为成为北大学生的领袖，没有两把刷子怎能使人信服呢？
“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
这是民国大文豪胡适先生对傅斯年的评价，在胡适这位老师的眼中，傅斯年这个学生，论学问、论能力，都是最出众的。
（左）傅斯年、（中）胡适
但这傅斯年这一代人的眼中，“民族自由”才是他们最关注的问题，平日里他们三五成群，高喊口号，终有一日会付诸实践。
1919年，以傅斯年为首的北大学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运动，举世瞩目。
少年热血沸腾，并未意识到枪打出头鸟，好在胡适惜才，劝他适可而止，不如放下这些事，去申请留学公费。
随后他明白了这一行为操之过急，于是回归学术，去往英、德留学。
傅斯年是那种一旦决定做什么，就心无旁骛一心钻研的人，留学这一步，走对了！
胡适
在留学期间，他埋头苦读，当时甚至有人把傅斯年和陈寅恪比作“宁国府大门口的一对石狮子”。
因为留学生大多数都整天闹着和家里的离婚，和外面的谈恋爱结婚，仿佛恋爱——离婚——结婚，成了留学生的风尚。
但傅斯年没有随大流，虽然他早在16岁的时候已经接受家里人的安排娶了不甚满意的妻，但此时也顾不得恋爱。
直到几年之后，一个叫俞大彩的女子出现，填补了傅斯年人生中的空白，也为傅斯年后半生的选择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俞大彩之于傅斯年，恰如蒋英之于钱钟书，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必定有一个女人支撑着，这句俗气的话却也是婚姻关系中的至理名言。
所以，如果要谈傅斯年，和俞大彩的这段婚姻是不可不说的故事。
傅斯年与俞大彩
和原配不一样，俞大彩是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外语系，是一名实实在在的新式女子。
她长相清秀，举止优雅有学识，傅斯年沉寂多年的心一下子就被点燃了。
正所谓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傅斯年与俞大彩既如此。
胡适先生目睹了傅斯年的学习和生活的历程，对于他的这段恋情，也十分关心。
他曾在日记中记载傅斯年与俞大彩谈恋爱的情景时说：“孟真（傅斯年）在恋爱中已近两月，终日发疯。
陷入爱情的人都是疯子，傅斯年也不例外。
1934年，留学归来的傅斯年拿出一笔分手费，当作“青春补偿费”交给原配丁蘸萃，这桩维持20多年的封建旧婚姻画上句号。
傅斯年与俞大彩、儿子傅仁轨
傅斯年和原配的婚姻没有感情，这是毋庸置疑的，俞大彩是促使傅斯年离婚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也是显而易见的。
不过，我们无法一味地去谴责傅斯年的薄情，毕竟在“包办婚姻”制度下，从来都是两败俱伤的。
也不能简单地说俞大彩破坏别人的婚姻，因为她实在是一个很好的女子，她见证了傅斯年的“赤子之心”，也无条件地支持他。
当年八月，和平解决了和原配那段没有爱情的婚姻之后，傅斯年就和俞大彩结婚了。
十几年的婚姻生活，他们用实际行动向世人证明了，贫贱夫妻未必就百事哀，因为夫妻恩爱可以万事兴。
1935年，他们生下了一个儿子，儿子的姓名叫做“傅仁轨”，许多人都知道这个名字，只因它具有特殊意义。
至于其中缘由，俞大彩很清楚，傅斯年也曾对友人罗家伦说过。
他曾对罗家伦说：“我的太太快要生孩子了。若是生的是一个男孩，我要叫做仁轨。”
其实，傅家下一辈，理应以“乐”字排行，傅斯年没有遵从家族惯例，却以“仁轨”二字为儿子命名。
罗家伦迷惑不解，就问他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因为这个破例的名字读起来不仅没有美感，反而有些拗口。
程思远为傅斯年陈列馆题词
傅斯年却说：“你枉费学历史，你忘记了中国第一个能在朝鲜对日本打歼灭战的，就是唐朝的刘仁轨吗?”
罗家伦听闻此语，大为震惊，随后由衷地赞叹道：“从这种史迹上，要预先为儿子命名，他内心所蕴藏的是多么强烈的国家民族意识！”
可知，傅斯年一刻也不曾忘忧国，只不过每个人爱国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多年后站错了队伍，就要挨骂，这是谁也无法左右的。
傅斯年与胡适
俞大彩是他的妻子，也是红颜知己，她倾慕傅斯年才华，深知他的民族意识，也支持他一切为国为学的行为。
她曾说：我愿意牺牲自己一切的嗜好和享受，追随他，陪伴他，帮助他。
以至于在这样的一段婚姻关系中，人们总会忘记俞大彩是一个才女，虽然傅斯年常常向人夸耀妻子的小品文写得多么多么好。
这样互相尊重，彼此平等的爱情实为神仙眷侣，有妻如此，是傅斯年之幸。
俞大彩思想独立，不是一个盲目顺从的女子，之所以能做到这样，恰恰说明了傅斯年值得。
作为丈夫，他对妻子的爱与尊重让俞大彩甘愿在背后付出，作为学者，他的思想境界也让俞大彩乐意追随。
傅斯年与周恩来
人们对于傅斯年晚年去往台湾这件事诟病不已，可他的对国家民族的赤子之心是不容置疑的，俞大彩便是最佳证人。
抗战胜利时，傅斯年还在重庆，听闻消息的他激动不已，提笔写信寄给妻子。
他说：一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欣喜欲狂，冲出寓所，飞奔上街，手舞足蹈，见人便搂抱，狂呼大叫，直到声嘶力竭。
这样疯狂的举动不亚于纽约时代广场的“胜利之吻”。
傅斯年与老蒋
去台湾还是留大陆？其实这个选择是自由的，傅斯年选择了去台湾，未必就认定他是卖国贼，他是个爱国主义者，毋庸置疑。
傅斯年总对妻子说：“我非‘识时务之俊杰’，更不识何谓‘明哲保身’，我乃大愚也！”
他对自己的定位倒是十分准确，因为他的确如此，1919年那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中，他是学生领袖。
后来他又为学生运动当面顶撞老蒋，骂他是“新军阀”，这样的行为，唯傅斯年一人而已。
毛泽东在延安宴请傅斯年等人
尽管骂过老蒋，可对于去台湾这件事，人们依旧不依不饶，因此对于他早年与毛主席的事情还是议论纷纷。
因为交情不深，所以三年两语就可以讲完两人的事情。
1918年，从湖南北上读书的毛泽东人微言轻之，对于傅斯年和罗家伦等人十分崇拜。
然而，道不同不相为谋，毛主席是踏实的作风，而傅斯年等人是扬风扎猛的做派，因此毛主席由最早的崇拜渐渐转为失望。
据傅斯年的侄子傅乐成说：“毛在北大写信给朋友，说他被孟真先生和罗家伦等人欺骗了。因为他们不像他在长沙耳闻的那么优秀。”
不过，失望归失望，倒也不至于交恶，毛主席对于傅斯年的学识依然是称赞有加，否则后来的延安会面又怎会促夜长谈呢？
毛主席赠傅斯年墨迹
那次谈话后，傅斯年请毛主席题字给他，毛主席想到了这一首《焚书坑》，于是提笔赠予他。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还附了一张纸条在书法作品之上，特别加以说明：“今日闻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诗以广之。”
可见所谓的“一耳光”传闻才是空穴来说，毛主席无非是想告诉他，对付敌人，是从实践中得来的经验。
因为傅斯年到了台湾之后成为了老蒋的“上宾”，所以人们都说傅斯年站在老蒋那一头，和胡适是一丘之貉。
但实际上，他不过是个夹缝中的自由人士，他与毛主席并无所谓的交恶，与老蒋也并不要好。
他一生都不知何为独善其身？但在爱国面前，他有自己的方式，在战队面前，他独自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