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遺｜赢家和輸家：世界新秩序中的體育

​​舊事物帶着新模式的假面出現。

貝托爾特-布萊希特，1938年

1996年，澳洲報業巨頭魯伯特-默多克在一次于阿德萊德舉行的新聞集團年會上，對股東說：“體育絕對能壓倒電影或者任何别的娛樂”，然後他補充說，他計劃“把體育作為付費電視業務的攻堅錘和主要産品”。不經意間，他承認了自18世紀以來體育對各種技術的傳媒公司對重要性。

全球娛樂業的觀衆資料也支援了他的觀點。20世紀美國電視節目中觀看人數最多的的二十場節目中，十一場是體育賽事，其中十場是橄榄球超級碗大賽。1982年第十六屆超級碗大賽隻能舊金山隊打敗辛辛那提孟加拉虎隊，是美國電視曆史上觀看人數第四名的節目。英國觀看人數錢六名的電視節目中，有兩個節目是英式足球賽，而1966年英格蘭隊奪得世界杯決賽勝利的大戰是第一名。在德國，觀看人數前十位的節目中有九個是英式足球賽。

為了實作攻堅錘戰略，默多克在1992年向英國足協付款3.04億英鎊，轉播新創辦的英超聯賽。第二年，他的美國福克斯電視網花費了15.8億美元，擷取NFL轉播權。1995年，他在澳洲和英格蘭成立了自己的超級聯盟橄榄球聯賽。童年，他與國際橄榄球聯盟達成的電視轉播合同，使該聯盟最終決定放棄業餘主義，轉型職業化。在棒球界和歐洲的英式足球界，如此大宗的合同也時有發生。2008年，印度闆球屆創辦印度超級闆球聯賽，該聯賽就是一個基于英超模式的電視産品。随着曝光率的提高，體育界出現了新的贊助商，他們急于将自己的品牌與流行的俱樂部和明星運動員關聯起來。諷刺的是，曾經的業餘主義堡壘—國際奧委會學會了贊助模式，在20世紀80年代發現賺錢最快的方法是将想象得到的所有空間和服務都賣給企業及其品牌。體育價值的指數型增長，計劃全部來自電視，更具體的說，來自付費衛星電視和有線電視。歐洲的電視市場在20世紀70年代末期開始方式管制，有線電視和衛星電視技術發展，之後出現了電視節目的數字放送技術，上述要素為體育界帶來了新的收入來源和新的參與者。

在20世紀的後幾十年，體育的流行度、範圍和結構都發生了改善，默多克對電視體育對重視，就是這方面最顯著的例子。與19世紀90年代末、20世紀20年代和20世紀50年代的體育界變革一樣，本次變革是由市場擴大和媒體技術改進推動的。體育業也從意識形态大環境中受益，在其中，體育内在的競争性和名族主義派上了新的用場。在21世紀來臨之時，體育産業的價值已經達到數百億美元之巨，真正的全球流行使得體育再一次成為資本主義市場占據霸權的例證。

如此的變革，離不開更大範疇的社會變遷。在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世界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工會運動衰落、福利制度杯廢除、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瓦解、蘇聯解體，是以資本主義及其意識形态獲得了毫無争議的霸權。雖然被稱為新自由主義，但是羅納德-裡根、撒切爾夫人及其支援者們所秉承的自由市場經濟和自由競争，并沒有什麼新内容。事實上，他們的靈感來自亞當-斯密。和18世紀一樣，體育在20世紀末的這次反改革中，即是受益者又是意識形态的支柱。體育從放開市場管制中受益，又為政治家和理論家提供了源源不斷的說辭。體育中的“深刻的政治”如今已經浮到表面。

和最新流行的“自由市場”概念一樣，如果不競争、不區分勝負，體育将一無是處。而赢家和輸家的區分，也是“世界新秩序”中最重要的社會區分。體育還說明了，在資本主義社會裡輸家遠比赢家多。文斯-隆巴迪曾在總結時代思潮時，有一個臭名昭著的說法：“赢不是一切的目的，而是唯一的目的。”體育越來越經常被用來比拟生活，揭示生活中無休無止的競争。媒體巨頭ESPN甚至在2002年的一個美國廣告活動中宣傳，體育不是生活比拟，而是生活本身。企業也沿用了體育界的語言。團隊合作、态度、承擔責任、競技，這些更衣室裡的詞彙，成為會議室裡的玩笑話。企業聘請運動明星，向企業上司傳授競技技術對商業的價值。有野心、好競争、慣耍陰謀的企業家被稱為“玩家”，就像湯姆-沃爾夫的《虛榮的篝火》一書中的華爾街債券交易商謝爾曼-麥考伊。很多機敏的體育市場營銷人員發現，支援者對俱樂部或運動員的認同和忠誠度，等同于品牌的銷售者忠誠度，尤其是最堅定、最“真實”的運動迷。

這一變遷是全球性的，對所有地區的體育都産生了影響。然而，體育的“全球化”依然隻是媒展現象。雖然全球各地都可以通過電視觀看體育節目，隻要付得起付費電視訊道訂閱費，全球各地的各種體育賽事都能看到，但是隻有英式足球真正風靡全球。英式足球的唯一對手是奧運會，然而後者是一項賽事而非運動項目。體育本身依然深陷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确立的國際等級制度中。隻有三個拉美國家和五個歐洲國家曾經赢得英式足球世界杯。三分之一以上的國家從未在奧運會上奪得獎牌。棒球和闆球基本上還局限在一個世紀以前的中心區域内，而英式足球以外的足球完全是單個國家的運動，比如美式足球、澳式足球、加拿大足球和蓋爾足球。英式橄榄球以外的兩種橄榄球，主要分布在原屬大英帝國的國家和法國。闆球的LPL聯賽的創辦，雖然給予英語白人國家在闆球屆的統治地位以沉重打擊，卻隻是在闆球的傳統中心地帶進行商業化開發。商業巨頭NFL也沒能持續推進美式足球的國際擴張，NFL創辦了世界聯賽，該聯賽最後縮減成為歐洲NFL。亞非拉的“球員農場”進一步穩固了北美和歐洲在精英運動項目上的主導地位，這些球員農場向主要的球隊輸送大量的英式足球和棒球少年運動員，然而這些少年球員在測試後往往被拒絕。體育運動有了全球性的觀衆，然而其地理分布沒有發生質變、其傳統等級制度沒有受到威脅。

相對地，由于其全球性地位，英式足球和奧運會一樣，成為了國家對抗和民族沙文主義的公開舞台。2009年尤文圖斯對戰國際米蘭，比賽期間尤文圖斯球迷一直高唱“意大利沒有黑人”。自20世紀30年代起，整個歐洲的英式足球場都是最可怕的公開反猶太主義的現場。90年代随着蘇聯和東方集團國家的瓦解，因“自由貿易協定”緻貧的國家向歐美的移民潮再度興旺，英美等西方集團也急于使用軍事手段維護其帝國主義利益，是以國家和民族仇視加劇了。這一變化也反映在體育中。

20世紀80年代後，體育屆發生了大規模的快速經濟擴張，但這并不是過去250年中最後的一場大規模發展。在21世紀，體育産業越發恢複其在18世紀的經濟模式。體育居于娛樂業之列，并以利潤為目的，是以成為了巨富間流行的裝飾物。棒球、LPL和各類足球的俱樂部都成為富裕階層的社會地位象征，就像喬治王朝時期英國貴族對待闆球俱樂部、賽馬和拳擊手一樣。21世紀中切爾西俱樂部的羅曼-阿布拉莫維奇和華盛頓紅人隊的丹尼爾-斯奈德，與18世紀闆球屆的唐卡維爾伯爵和溫切爾西伯爵并沒有差別，隻是現在的巨富不會和他們高價簽下的球星一起上場比賽。

如同現代體育的形成期一樣，賭博重新成為了體育文化的主要特征。20世紀90年代衛星電視和網際網路的發展，使賭博複興了。事實上，博彩業成為在金融市場這個全球大賭場中精進了技藝的交易員的殖民地。俱樂部和聯盟為得到博彩業的贊助合同而角力，比賽間的賭博成為了電視體育節目的特征。在網際網路和數字技術的支援下出現的現貨賭博和别的“異國情調”的賭博法，事實上是18世紀頭十年闆球和拳擊界複雜的賭博市場的重制。現在揭露的驚人的腐敗，尤其是在南非、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闆球屆的腐敗，也不過是兩個世界前的類似醜聞的遙相呼應。舊聞回頭成立新聞。

體育的新經濟制度，也将業餘主義長期以來的最後一塊遮羞布拉了下來。業餘主義作為體育界的道德規範，延續了将近一個半世紀。甚至職業體育都臣服于業餘主義理念的所謂道德優越性。然而，到20世紀末，除了美國大學足球和籃球外，沒有重要到體育項目自稱是業餘主義。1984年洛杉矶是最後一屆還帶着這件遮羞布到奧運會。橄榄球聯合會曾經将業餘主義稱為“本運動項目的第一原則”，卻也已經擯棄此原則，以攫取電視行業巨大的财富。業餘主義虔誠的虛僞，在這個世界上已經沒有容身之地。這個世界的原則，用奧克蘭突襲者隊的老闆阿爾-戴維斯的話來說就是：“赢就好，寶貝。”

體育界赤裸裸的資本主義，和18世紀的形勢是一樣的。但是運動管理者繼續控制着運動員的欲望，卻是基于19世紀維多利亞時代的體育模式。業餘主義已死，但是其紀律管控結構存活了下來。事實上，體育的突變和管理者的苛責并不沖突，這二者齊頭并進。如英國奧林匹克委員會的運動主管克萊夫-伍德沃德在2011年對運動員所說的：在北京（2008年奧運會）時，有幾個人穿着耐克的恤衫，在奧運村附近驕傲的走來走去，這簡直讓我發瘋。阿迪達斯是我們的贊助商，提供了我們的隊服。我隻想說，那些運動員離領獎台很遠，我對此毫不奇怪，因為他們沒有紀律。

北美的NBA和NFL引入了着裝規範和“個人操守”政策，以規範運動員（主要是黑人）在運動場外的生活。

業餘主義的重要性下降後，體育管理者對展現運動的道德價值的需求，從控制報酬轉移到追究所謂能提高成績的藥物。體育界的“内部敵人”不再是“隐藏的職業化”勞工階級運動員或蘇維埃陣營的“冒牌業餘選手”，而是“藥物作弊”。對某些藥物的武斷的禁止，就像是20世紀80年代裡根政府開始的“毒品戰争”一樣，導緻21世紀更苛刻的運動員藥檢和紀律要求。根據國際奧委會1999年的倡議，2004年成立了世界反興奮劑機構，該機構的“申報動向”規則将精英運動員都變成了假釋中的犯人。該規則迫使運動員每天指定一個小時接受臨時藥檢，每周七天天天無一例外。身在别處、檔案準備有誤、訓練計劃細節報告有誤，這些都可能受處罰。2008年，國際自行車聯盟進一步提出“生物護照”。根據該規定，自行車手需要定期抽血化驗，但目的不是檢查禁藥而是核驗血液成分的變化，分析是否可能有使用禁藥、違規增血等認定的作弊行為。換言之，使用間接證據來規範運動員。體育界還鼓勵清潔工和安保人員都接受“教育”，“一旦發現不适當的行為”，就通報國際奧委會。這種毫無悔意的警察國家的做法，當然也被認定為阻止“作弊”的必要手段。

19世紀關于性别問題的擔憂，回蕩在21世紀。在20世紀後半段，兩性間的形式平等等到了改善，1984年甚至國際奧委會也承認了女性完全能夠完成馬拉松比賽。但是對性别問題的監管卻比以前更加嚴格。英式足球方面，2004年FIFA禁止墨西哥前鋒馬麗貝爾-多明戈斯代表塞拉亞隊出戰墨西哥男足乙級聯賽，理由是“男子足球和女子足球必須有清晰的界限”。2009年的卡斯特爾-賽門亞事件，使“性别偏執”再次走到台前。塞門亞是一位18歲的南非黑人女性中距離跑步運動員，她大幅度提高了800米和1500米的成績後，IAAF懷疑她使用禁藥或是男性，要求進行調查。随後，塞門亞被迫進行“檢查”，“她的雙腳被放入馬蹬，外生殖器被拍照，并被檢查内髒器官”。由于國際抗議，最後她被允許繼續參賽。

IAAF甚至授權自己去決定人的身份認同中最私密的要素—性别。IAAF比賽日的醫療官員被授予這項權利。IAAF比賽規定第113條規定：“如有必要，醫學代表有權利安排對運動員的性别鑒定。”國際奧委會則要求跨性别運動員在變性手術至少兩年後，才能以女性的身份參賽。雖然男性和女性一樣可能面對此類醫療狀況，但是男運動員不需要接受性别鑒定。這事因為運動員阻止的主要考慮，是想在運動組織成型的維多利亞業餘主義時期一樣，在男性和女性之間劃出一條武斷的界限。在體育的基礎文獻《湯姆求學記》中，湯姆-布朗對同學說，“不要談論你的家庭，或者媽媽和姐妹”。現在的現代體育和當時一樣，是基于嚴格的性别劃分之上的，女性比男性低一等，不服從者必受譴責。

内在的曆史性的厭女症，也解釋了為什麼幾乎所有的運動都對同志運動員抱有根深蒂固的敵意，不論男女。2011年，在全球各種類型的足球中，數千名職業球員裡隻有一位英式足球員—瑞典的安頓-海森和一位橄榄球員—威爾士的加雷斯-托馬斯是公開的同志。在女性英式足球方面，2011年世界杯被一位評論家稱為“女同志恐慌”，當時奈及利亞和幾内亞試圖清除懷疑為非異性戀的球員。如此的事态，使得各類足球成為宗教組織之外，在性向問題上最保守的組織。

對運動員的限制和壓制加劇，是因為在後裡根/撒切爾的時代中社會保守主義興起，并且試圖抵消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社會惡化政治鬥争的成果。但是，體育不僅隻是反映社會現實，而是積極的參與政治氣候的變革。20世紀80年代起，體育賽事的“安保”需求，越來越常被政府用作攻擊公民自由的理由。這在過去也曾發生過。1968年墨西哥奧運會開幕的十天前，警方在一萬名學生的示威行動中公然開火，當時很多示威者在高唱“不要奧運會，我們要革命！”當時的死亡人數一直沒有得到确認，預測數字在44人到1000人，比較可能的數字是325人死亡。受傷人數更多，入獄人數則達到數千。執行該次屠殺的墨西哥政府的秘密安全部隊—奧林匹克軍隊，該軍隊是為了維護奧運會的順利舉行而建立的。

被稱為“第一次自由經營的奧運會”的1984奶奶洛杉矶奧運會，為日後的超級運動賽事樹立了獨裁管理的範本。洛杉矶奧運會的主辦方給予企業贊助商最大的自由，同時壓制反對者，他們完全無視民主權利、禁止示威、對無家可歸者和娼妓等人群進行“社會清洗”，并額外雇傭了數千名警察和軍人。奧運區被劃為軍事禁區。到2010年溫哥華冬奧會時，奧林匹克運動已經成為一種移動到極權主義狀态，每隔幾年就在一個城市安營紮寨，對城中居民，尤其是窮人和受壓迫的種族實施警力壓制，并對贊助企業極盡縱容。在準備2010年冬奧會時，溫哥華市議會制定法律禁止散發傳單、禁止未經授權使用智語牌和擴音器、禁止未經警方準許的示威活動，允許警察進入住宅以取下挂在建築外牆上的抗議智語，并可以對示威者使用軍事器械，比如152分貝的“聲納槍”。加拿大情報機關将“反全球化、反對大公司和原住民積極分子”作為奧運安保的特别威脅。英式足球也别無二緻。20世紀90年代英式足球場開始大量使用閉路電視，這預示了目前英國城鎮中幾乎飽和的閉路電視。在2008年于瑞士舉行的歐錦賽設立了專門的“球迷區”，所有進入球迷區的人都要經過私有安保公司的審查。警方實施了“預防性抓捕”計劃，逮捕他們認為可能犯罪的人，并建立了“流氓”資料庫，而該資料庫的依據隻是懷疑而非犯罪事實。這些措施，随後也被納入瑞士民法。在準備2014年英式足球世界杯和2016年奧運會時，預計150人萬巴西人搬家，為建設新的運動場館讓道。在這些資本主義烏托邦中，自由企業控制不自由的人民來慶祝競争的榮光，而非國際奧委會、FIFA等體育組織。這些賽事和其他運動一樣，隻有得到政府補貼，“市場的魔力”才可能帶來利潤。

但是，這個事實并不會阻止政府競争大型體育賽事的主辦權。建築、供應商和顧問方面數目巨大的合同，本身就極具吸引力。更重要的是，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舉辦大型體育賽事越發成為政府釋放信号的管道，通過此舉告訴全世界，他們願意和急于參與全球經濟。1955年，羅馬申辦1960年奧運會的做法，就是因為“二戰”後意大利企圖重回歐洲主流。僅僅兩年後，歐洲就簽署了《羅馬條約》，根據該條約後來成立了歐盟。1964年的日本奧運會、1972年西德隊慕尼黑奧運會也産生了類似的效果。首爾、巴塞羅那和悉尼申辦奧運會也發生在經濟自由化和私有化之際。2001年中國申辦2008年奧運會時，也在進行申請加入WTO的談判。

是以，全球大型體育活動成為了對資本主義世界秩序的慶祝表演和順從表态。體育和資本主義一樣，“在全球各處确立了地位。它必須在所有地方安頓，在所有地方紮根、在所有地方建立關聯”。體育和資本主義在18世紀結下的關聯，在21世紀的頭十年表現得無比強勁和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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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完整摘錄自《體育簡史》，第十五章，赢家和輸家：世界新秩序中的體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