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計謀，得逞了？
不久前，跟蹤企業回流趨勢的非營利組織Reshoring Initiative釋出了一則報告：2021年美國企業回流的趨勢有所加快。
根據這家機構的預測，2021年全年，美國有望通過回流以及直接投資創造22萬個崗位。将再度重新整理2020年創下的16萬崗位的曆史記錄。
衆所周知，這幾年，特朗普高舉“美國優先”大旗，對包括歐盟、日本、印度等在内的全球各國，發動了史無前例的貿易進攻。
通過退出國際公約、提升關稅、列實體清單等單邊政策，以及晶片斷供、強制索要半導體企業資料等各種“微操”手段，美國的确獲得了可觀的成果。
要知道，二戰前，巅峰狀态的美國一個國家占到全球工業GDP的40%。如今，美國制造業在本國GDP中占比已經常年不足20%。
制造業不僅是人口密集型産業，能解決就業問題。同時也是資金、技術密集型産業，是重器。高端制造業，更是重中之重。
美國，要搶回制造業，尤其是高端制造業。
不僅如此，美國看似“無差别”的攻擊，其實另有目的。
這幾年，東南亞地區“替代中國”的輿論，也接連不斷的出現。印度、越南、印尼、孟加拉國等，也一個勁的主動出擊，招攬制造業在他們國家安家落戶。
最近，這種情況，再度受到很多有識之士的擔憂：美國正在搶走晶片等高端制造業……
更讓他們擔憂的是，由于美國提升關稅，導緻貿易成本提升，中低端制造企業為了壓縮成本，将被迫轉移到東南亞，迫使中國去工業化……
那麼，這些擔憂，是否會發生？
在弄清這一問題之前，我們要弄明白兩個問題：
首先，美國能否通過國家意志，改變産業發展趨勢？
其次，制造業真的在向東南亞轉移嗎？
01
美國的意志是有限的
我們先來看一下美國時代廣場的故事，幫助我們更好的了解這個世界的運作。
1984年，負責城市建設的紐約州官員威廉·斯特恩剛上任，就需要面對一個非常棘手的任務，那就是改造曾經美國的名片、全球最知名的紐約地标——時代廣場。
但在當時，這幾乎是個不可完成的任務。
在1980年代，外國遊客晚上去時代廣場得需要警察陪同，這樣才不會被路邊的毒販、嫖客、妓女和皮條客騷擾。
在時代廣場附近，分布的到處都是供娼妓交易的小旅館、按摩房，髒兮兮的下等菜館。色情書店播放進階流氓看了都臉紅的X級電影或者錄像、還有偷窺秀場和瘾君子的嘔吐物。
當時的時代廣場如同一個人間地獄，破舊不堪、烏煙瘴氣，那裡的人也肮髒堕落。
單單是1984年一年，在第七大道和第八大道中間的一個街區，就有兩千起犯罪記錄，而在這兩千起案件之中，則有五分之一是暴力強奸和謀殺。
這個街區是紐約當年最暴力和糟糕的街區，也是距離時代廣場最近的街區。
作為土生土長的紐約人，斯特恩對八十年代的紐約既憤怒又痛心。上任之後，他決心做點什麼。
十幾年之後，當籃球運動員邁克爾喬丹穿着小一号的球鞋在麥迪遜廣場砍下43分時，時代廣場已經變成了今天我們所見到的樣子——
霓虹閃爍、國際大牌公司林立，到處都是象征着财富和奇迹的霓虹燈和鋼鐵玻璃結構大樓。
時代廣場脫胎換骨，不但街區變好了，還重新成為了紐約價格最貴的街區。
那麼，斯特恩到底做了什麼才産生如此的奇迹呢？
答案是——什麼都沒做！
之前，斯特恩和他的團隊在八十年代曾經提出一個雄心勃勃的、計劃耗資26億美元的、恢複時代廣場的方案。
這其中包括建設一個龐大的地标性辦公大廈和大型電腦商城，以及修複古老的歌劇院。
但很可惜，這項計劃先是被紐約市評估機構七裁八剪的去掉了很多耗資巨大的部分，又因為87年股市崩盤、紐約市的主流金融機構和律師事務所接連倒閉，被直接否決。
斯特恩的“重新開機時代廣場”的計劃完全夭折。
但時代廣場卻突然自我恢複了生命的活力。直到今天，也很難有人說出具體原因。
如果非要追溯，倒是有這麼幾個節點性事件：
1990年，美國娛樂業巨頭Viacom公司，或許看中了此地“過分繁榮”的娛樂市場，租下時代廣場一個舊酒店。
當然，也可能是股市的崩盤，讓投資人動起了“抄底”實業的心思。
不久之後，國際著名出版社貝塔斯曼和著名投行摩根斯坦利也開始在百老彙大街上購置房産；1993年，迪士尼公司買下了新阿姆斯特丹劇院……
而迪士尼的入駐讓投資商産生了濃厚的興趣，周圍的房價開始放量飙升。
房價漲起來之後，人口成分也發生了新的變化。
幾年之間，時代廣場就自我革新的變成了五十年代最繁華的樣子，仿佛根本沒有八十年代肮髒的一幕。
目睹這一切奇迹的斯特恩承認，市政府其實根本沒有做什麼特别的安排，其實是時代廣場自己脫胎換骨。
我們再看另一個大家更耳熟能詳的故事：特朗普的“美國優先”計劃。
自從2016年上台之後，特朗普就看到了美國制造業中空這一病症。此後，就是全球看着他一手強勢限制外國商品進去美國市場，一手強勢拉攏制造企業到美國建廠。
正如美國前财長勞倫斯·薩默斯的斥責：“為了形式上的政治所得，特朗普正在對企業行使總統級别的勒索。”
然而，特朗普還是視之為自己的功績。
2017年1月3日，美國福特汽車宣布，取消在墨西哥16億美元建廠計劃，轉到密西根州，預計增加700崗位。
很快，特朗普又宣布蘋果、富士康、英特爾等制造企業，也表示要回到美國建廠。
甚至，南韓LG、三星也表示在美國投資生産。
不過，制造業并非一顆盆景，可以随意搬來搬去，而是一整個叢林生态。
就拿手機來說，除了晶片、螢幕，還需要鋁材、螺絲釘等元件，以及所有環節相關的生産、加工生産線。
雖然，每一環節，都沒有卡脖子的技術。但是，成本就是最大的“卡點”。
如果手機制造企業搬回美國，但是所有元器件都需要進口，而且組裝成本也更高，那麼産品總成本就呈指數級提升，競争優勢大打折扣。
而相關元器件企業如果要搬回來，除了手機制造企業，沒有别的訂單，大機率也是餓死。
這也是為什麼那些企業答應回美國的企業答應挺爽快，就是遲遲不見動靜。雷聲大，雨點小。
正如喬布斯生前對前美國總統奧巴馬所說：那些珍貴的制造能力，一旦流出，就再也回不來了。
02
誰能留住制造業
其實，早在19世紀末，美國就超越英國，取得了世界生産的領先地位。
福特T型車裝配線
然而，在過去50年裡，制造業占美國GDP比重，從27%下降到11%。
21世紀的頭十年裡，美國制造業就業人數減少了三分之一，64000家工廠關閉。
這群人的飯碗，很多都被海外搶走了。
不過，這不是我們搶，是美國人自己讓出來的。
波音公司CEO詹姆斯•邁克納尼說過這樣一段話：
“在過去15年的時間裡，我們經常像旅鼠一樣，始終在以降低成本的名義在全球範圍内不知疲倦地拓展供應鍊，最終造成企業攤子鋪得過大。”
大了之後，有什麼難處呢？
美國車橋（American Axle & Manufacturing）是美國著名的汽車配件商，他的老闆講過這樣一個故事：
他們給凱迪拉克一款車生産的新型電子扭矩配置設定裝置出現了問題，導緻儀表闆上的燈不停閃爍。
他們把裝置逐漸分拆，尋找原因，一直追溯至位于德國南部山區的一家四級供應商，這家供應商生産一種比鉛筆橡皮頭還要小的部件。
就是這個價值不超過25美分的部件，卻對6萬美元汽車的品質造成了隐患。
公司派了一個工程師住到了德國，而廠商用了一個月時間才徹底解決問題。
問題是既然如此，為什麼他們還要“盲目”地進行全球化？
因為金融壓力。
從80年代開始，來自金融市場最大化短期回報的壓力，導緻大型公司剝離盈利能力較差的業務，關注“核心能力”——因為“輕資産”公司能獲得更高的股票估值。
很多公司最先剝離的是生産環節，讓企業債務減輕，人員相應減少——因為制造轉移到了海外。
而相關業務一旦轉移到海外，羊群效應就産生了。和業務直接相關的供應鍊企業，也會跟着凋零和轉移。
曾經大企業因制造網絡的勾連而“罩着”中小企業的“熱帶雨林”生态被破壞，具有“互補能力”的聯系網絡也日益松散。
像IBM這樣的美國大型跨國制造企業，業務調整之後，或許還有能力跟上創新前沿，但是美國25萬家中小型制造企業缺乏這種能力。
中小型制造企業占美國制造業企業總數的86%，雇用了超過一半的制造業員工，生産了超過一半的制造業産出，但“它們基本上不在我們的創新體系内。”
2014年的調查顯示，這25萬家企業中，隻有3702家的員工超過500人，三分之二公司的員勞工數不足20人。
他們是跟着大企業“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小喽啰，隻能跟着大企業吃草，卻沒有能力“開墾”出大片牧場。
是以樹倒，猢狲就散了——很多美國中小制造企業選擇把總部遷往亞洲，離終端制造企業和消費市場更近。
是以，在40年前，美國的消費電子企業決定将那些“成熟”産品的制造工廠遷往亞洲。大緻的路線是，日本→南韓→中國大陸和台灣地區。
回到開篇的故事，美國時代廣場重回輝煌，不受美國意志的影響，而是這片“腐爛”的叢林生态，一草一木自己長出來一個新的繁榮。
制造業中空之後，盡管美國的國家意志很明确，但是，全球産業各個環節已經在各處落地生根。美國的意志，也拗不過這條大腿。
美國制造業轉移的第一站，是日本。
不過，日本，同樣也留不住。
二戰之前，日本有四大工業基地，京濱工業區、阪神工業區、中京工業區、北九州工業區。
這些工業區都是明治維新後逐漸建立的。
二戰之後，日本經濟開始騰飛，一個全新的制造業基地出現了，它就是濑戶内海工業區。
位于濑戶内海的神戶工業區，堪稱是日本制造業變遷的範本。
濑戶内海是連接配接日本三島的重要海域，這裡的最大特點就是海岸線綿長，可供發展的工業用地多，港口既多且深、公路網絡發達。
由于日本缺乏資源，工業原料和燃料等絕大多數都依賴海運輸入，是以工廠靠海可以免去一大部分運輸費用。
而日本又是外向型經濟，其工廠生産的産品也大多直接運到外國，靠海的工廠可以把生産出的産品直接運到海外。
生産地和消費地貼近，則給工廠提供了非常好的便利條件。
神戶的工業在二戰之前主要是造船業和化學工業，二戰之後則憑借這個曆史遺産和便利的海運條件，一躍成為全日本最大的重工業制造基地。
圍繞神戶，出現了一大批動力裝置企業、工業加工企業和電子企業的産業叢集，而這些配套企業，又有分别在附近鄉鎮的町工廠供應螺母等初級工業品。
由于這裡的産業叢集配套完善，外加配套工廠距離近，運輸便宜，這就讓神戶造船廠造出的船隻不但生産速度快，而且成本極低。
隻需要美國同行一半的時間，日本造出的大船就能傳遞給客戶。
價格則隻需要美國同行的三分之一。
在八十年代之前，日本用這套幾乎完美的造船業叢集，形成了當時日本造船業獨霸天下的寡頭格局。順利接下來自美國的接力棒。
然而，王權無永恒。
2012年的一天，造船廠勞工在早晨的寒風中目送最後一艘大船離開幹船塢，駛向大海。以這條船收尾，日本三菱重工關閉了曾經享譽全球的神戶造船廠。
2018年，位于愛知縣的IHI公司的可以制造航母的800米幹船塢被關閉。
諷刺的是，這座船廠剛建成時還被亞洲其它國家認為是日本重建立造航母的證據，但事實上，這座按特殊用途高标準建造的船廠，從建成之後就一直處在虧損的邊緣。
離它不遠，曾經建造出日本“大和号”戰列艦的吳港造船廠，業務也幾乎陷于停滞。
現在的濑戶内海工業區，該遷出的工廠已經遷到中國、東南亞等國家；一部分沒有追随核心工廠前往外國的配套工廠已經停業。
那麼，這一切又是怎麼樣發生的？
跟美國問題一樣，很多事情無法找到最初的源頭。日本的問題可以追溯到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也可以追溯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
作為出口型國家，尤其是本國人口較少、市場空間有限的國家，每次金融危機，對日本傷害都很大。
為了刺激市場，日本政府推行貨币寬松政策，尤其是安倍晉三上台之後，日元大放水。
這就導緻昔日的财團和企業都去房地産和股市賺快錢；而由于股市、地産崩潰導緻企業财務困難；因為财務困難，為了降低成本，大型工廠遷出；配套工廠追随目标工廠遷到外國……
而日本的電子、導航等公司也因為造船業的蕭條，無法獲得足夠的訂單，最終輸給中韓新興的同類企業。
惡性循環開始之後，困難就像雪球一樣越滾越大。一個小小的改變，最終使得日本制造業成為日本永遠的痛。
在2020年4月，日本宣布撥出2200億日元（約合人民币158億元），來幫助日本制造商将生産線遷回國。
太陽底下無鮮事。
日本也在重走美國的老路。
然而，美國尚且不能改變全球趨勢。日本沒有美國的威權，沒有能力和全球搞單邊政策，更是無法改變現狀。
當下，全球制造業流向全球最大的窪地——中國。
03
又一場意志的考驗
制造業會自動尋找原材料、流通、人力等綜合成本更低的地區，這是全球法則。在中國，也不例外。
網際網路上，消息都是透明：
2018年，日本村田制造所旗下的深圳公司升龍科技被迫關閉，1500名員工失去了工作；再早一些，富士康将深圳公司的大部分業務轉給了鄭州公司、成都公司，甚至越南和印度的公司。
在升龍科技撤退的同時，愛普生撤離深圳，三星也撤離深圳。
甚至目前全球最知名的中國公司，深圳土生土長的華為，也将生産工廠搬到了東莞。
據媒體報道：2015年到2020年，深圳制造業企業登出量分别為1345家、1715家、1731家、2616、6282家，截至11月27日，2020年登出數量為4634家。
其中，2019年深圳制造業企業登出量比2018年增加約140%，制造業企業加速撤離。
而同期，深圳制造業企業的注冊數由2015年的34000家，降到了2020年10000 家。也就說2020年已經不足2015年的1/3……
談到這裡，我們再看個小國家，位于印度東面的孟加拉國。
這個國家前身是東巴基斯坦，擁有人口1.66億。全國人民擠在擁擠的孟加拉灣，盡管擁有很多優質的耕地，但卻無法讓每個國民都吃飽喝足。
而正因為擁有平原過多而無山，是以他們幾乎沒有埋藏的資源。
孟加拉國沒有印度那樣得天獨厚的條件發展全球服務業，也沒有辦法像東面的緬甸一樣利用資源和區位優勢發展經濟。它們甚至還不如曾經是同一國的巴基斯坦，因為小巴還有公路連同中國。
在曆史傳統中，孟加拉灣靠種植黃麻這種天然纖維過活，但随着70年代pta等石化纖維的出現，黃麻幾乎被人廢棄。
孟加拉唯一能拿得出手的東西都被廢掉了。
他們隻能靠自己。
電視劇《天道》男主角丁元英曾給那些想改變命運的村民一段忠告：想幹成點事，就記住兩句話，别把别人不當人了，别把自己太當人了。
吃得非凡之苦，才能成就非凡之事。
2021年夏天，孟加拉國公布了本國2020年的經濟資料。
令“超級大國”印度臉上無光的是，孟加拉國的人均經濟已經後來居上、超過了他西面的鄰居。
孟加拉國靠什麼？
服裝加工、皮革制品、化肥生産和陶瓷家具，這些産業無一例外，都曾經是中國的優勢項目。
尤其是服裝業。
事實上，中國服裝業最大的競争對手就是孟加拉國。
據統計，孟加拉國擁有2000多家紡織廠，4500家成衣企業和不可計數的圍繞這些工廠建立的小型家庭作坊。
正是因為這些産業存在，才使得孟加拉國出現經濟“奇迹”，也使得大概300多萬的孟加拉國女性擁有了工作，改善了生活。才讓昔日動辄餓死人的孟加拉灣的光亮，超過了印度。
我們再說一個國家，印尼。
這個國家，有礦。
印尼的金屬鎳資源全球第一，已探明的有2100萬噸，占世界儲量的24%。
幾乎所有中國股民叫得上名字的中國礦業公司都在印尼建有工廠。
但印尼不打算賣礦了，因為他們要發展自己的新能源産業。
中國遇到的問題，印尼也遇到了。
外國把本國的資源便宜買走，自己賺不了多少錢，還留下一堆問題。
印尼這2.6億人口，誰養？
是以印尼政府決定趁此機會發展自己的冶煉業和加工業，從資源出口國轉型為現代制造業國家。利用其礦産優勢，吸引全球優秀企業，打造印尼制造業産業叢集，專攻鎳和新能源。
因為把控着上遊資源，印尼政府将重點發展新能源汽車産業和不鏽鋼産業。
該國最大的國有鎳業公司，已經和甯德時代、LG新能源等在印尼合資建立新的工廠，積極走轉型更新之路。
前幾年，加拿大《環球郵報》就曾釋出這樣一篇文章：《下一個中國?印尼将成為亞洲新的經濟強國》。
除此外，還有近些年提到東南亞制造業時高頻出現的、摸着中國過河的國家，越南。
以及，擁有13.66億張嘴、動不動就要趕超中國的國家，印度。2005年就喊出口号，在紡織業上，與中國一較高下。
當年的我們，也是如此。
可以這麼說，每一個國家産業發展之後，慢慢看不上的、急于向海外轉移的“髒活累活”，都是下遊國家夢寐以求的“香饽饽”，甚至是“救命藥”。
但是，美國、日本，相繼證明了，國家發展之後，不論國家意志如何，這些“髒活累活”是保不住的，流失之後，也是回不來的。
那麼，中國也會坐視制造業流失嗎？
答案是：不會。
因為，我們有着充足的理由，延緩制造業的外流，甚至有理由把一部分制造業固定下來。
畢竟，我們國家與美國、日本，都有着很大的不同。在我們960萬平方公裡的版圖上，生活着一個洲的人口。
中國有不少的制造業，都是随着城市發展、勞動力成本提升，直接轉移到了國外。
而中國還有“6億人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我們不能，也不會放任“先富”繞過國内落後城市和勞動者，直接拉動海外的“後富”。
那麼，中國能否改變制造業外流的趨勢？
尾聲
如果說世界上有一個大國能改變制造業外流的趨勢，我想隻能是中國。
原因就在于，制度。
今年7月，酷玩曾寫過一篇稿子，其中，引用了鄭永年教授在2018年的著作，并論述了我們和其他大國的制度的差異。
文中講到，中國是“制内市場”（market in state），西方是“場内國家”（state in market）。
通俗點來說，西方世界，市場決定一切，決定産業周期，決定時代廣場的榮衰，甚至決定政策導向。
而在我國，國家利益要高于市場，先富們不能按照自己“掙容易錢”的慣性，随意決定産業去留。
不論是政府提出的《中國制造2035》，還是十三五、十四五規劃，其實就是為了解決這些問題。
一方面，要不斷消除中國當下制造産業所面對的種種危機，政府要主動去考慮降低、保留制造業的成本，提高利潤空間；
同時，企業也要想辦法提質增效，要麼建立品牌和專利壁壘，要麼在提質增效上想辦法。
另一方面，不斷的攀升科技樹，在産業效率和技術含量上進步，才是最關鍵的。
比如新出現的“黑燈工廠”，企業主利用自動化生産方式改造自己的生産線，培養更有技術含量的自己。
比如提倡良好的跨界産業，利用産業之間的整合創造新産業。在目前新能源領域、大資料領域和高科技領域，已經有很多因為跨界而産生的新業态，有些甚至最終形成了新的産業。
用不斷自我生長的新細胞去替代舊細胞，才是生命的常态。
當下，的确有不少人感覺到難。
一部分原因，是有些發達的地區政府，無底線的“騰籠換鳥”。舊的産業騰出去了，新的産業并沒有裝進來。
另外一部分原因舊産業的勞動者，正處在和新産業融合的陣痛期。
還有一部分原因就是，除了一部分低端制造業外流，美國、日本，正通過巨額補貼，從中國掏走中高端制造業。
當下的一段時期内，我們應該依然是以自我為中心。
我們應以更大的力度幫扶當下的制造産業，繼續以超長的耐心和那些拼着命想承接我們低端産業的國家競争，穩住當下的市場，甚至獲得更大的市場。
同時，以更快的速度攀摘高端産業，和那些拼着命想保住中高端産業的國家競争，穩住已經拿下的市場，逐漸獲得更大的市場。
這是一場意志與意志的角逐，沒有誰能速勝。每一個身處其中的個體，都對這個時代負有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