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王宏斌
河北師範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從事中國近代海防史、禁毒史、貨币史研究和中國近代史教學工作。著有《清代前期海防思想與制度》《晚清邊防思想政策與制度》等。
摘 要：趕缯船是清代前期的主力戰艦之一，也是風帆時代中國最優秀的戰艦之一。在保衛海疆，征剿海寇的戰鬥中，趕缯船曾經發揮過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建造制度的僵化，造船品質不僅不能與時俱進，反而逐漸退化，越來越不适宜海防鬥争的需要。19世紀，在海寇戰艦的挑戰之下，趕缯船相形見绌，不得不退出海洋戰争的曆史舞台。通過探讨趕缯船的興衰曆程，不僅可以了解清王朝造船制度的内在機制，還可以總結其利弊得失，鑒往知今。
關鍵詞：趕缯船；船舶主尺度；武備；福船
瀕海之國，不可一日無海防，而戰船則是建構國家海防體系的中堅力量。趕缯船從順治年間即在福建水師服役，直至光緒年間退出曆史舞台，它的興衰與清朝海防的榮辱互相映照。對于福建水師的趕缯船，學術界曾在制作工藝領域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進展，但因為對文獻史料重視不足，尤其是在清宮檔案中的探索挖掘上欠佳，使得其“興衰”問題上沒有得到妥善的解決。而本文就是一篇立足于清宮檔案上的“興衰”專論，力圖在現有學術成果的基礎上有所突破。
一、趕缯船的興衰
趕缯船，原為民間沿海的捕魚之船，因其體量巨大，載重性能優異，且“不畏風浪，能深入大洋”，又得到了商賈和海盜的青睐。最晚至康熙年間，趕缯船在福建沿海就已被開發成一種多功能船舶，漁民、商賈與海盜皆賴其力。
而趕缯船作為戰船投入戰場則可追溯到順治時期，鄭成功的下屬楊英曾撰有《從征實錄》，該書保留了大量珍貴的與清軍交戰的史料，從中可以發現趕缯船、水艍船、沙船等多種戰船名色。鄭成功坐擁台灣，憑恃強大的水師與清朝纏鬥不休。清軍雖在擴張疆域的版圖上銳意進取，然苦于本方水師基礎薄弱，不足與鄭軍水師相抗衡，雖與鄭成功多番厮殺，終未能克敵制勝，雙方也是以在台灣海峽一帶反複角力，進入了一段較為漫長的相持階段。
康熙帝在剿滅三藩後，認為收複台灣的時機已然成熟，于是敕令提督福建水師總兵官施琅統帶“官兵二萬一千有奇，配駕大鳥船七十隻、趕缯船一百零三隻、雙帆艍船六十五隻”伺機進剿鄭氏集團。施琅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六月的澎湖海戰中大挫鄭軍水師，一戰而定乾坤。戰後，台灣置于清朝的版圖之下。需要提及的是，趕缯船在平台之役中大放異彩，無論戰前刺探抑或臨陣沖鋒皆能勝任，其表現與大清第一代外海主力戰船——鳥船相較，不遑多讓。平台後不久，“海波既恬，當事者以各港水淺，海船急難搖動且修理估計不赀，節浮費而資實用，盡改鳥船為大趕缯”，至此鳥船退出了福建水師的戰鬥序列，趕缯船的地位有所擡升。康熙二十七年（1688），趕缯船“勻配額設物料款目，較之雙篷、花座、八槳、平底各船尤備”，成為清朝福建水師的制式戰船，地位又提升幾分。不止于此，将趕缯船納入官船成造體系，也标志着清軍已經充分掌握該艦船的修造工藝，這也是戰船制式化程序中最重要的環節。
雍正帝繼位後不久，管理工部事務的和碩廉親王允禩曾主持過一次清朝戰船普查活動，額設戰船的省份皆積極響應朝廷的指令，将本省戰船的數目、名色、丈尺以及料價彙總成冊，上呈朝廷。經過此番細緻地調查與整理，大清水師的戰船全貌得以一窺：全國共有一千七百一十三隻戰船，可分為三十三種名色”。其中，趕缯船共二百六十二隻，盛京、山東、江南、浙江、福建和廣東六大瀕海省份水師皆有額設，以福建水師數目最多，達到一百七十七隻，約占全國額設趕缯船數目的七成，成為名副其實的“趕缯船大省”。福建的趕缯船雖多，丈尺卻非最大。六省趕缯船以江南省的船身最長，達到十一丈零八寸；廣東省的梁頭最寬，可至二丈九尺。這兩項資料，不僅位居當時三十三種戰船之冠，還遠超嘉道年間的同安梭船。從丈尺的角度上來看，趕缯船無疑成為大清外海水師中的第一巨艦。
乾隆帝繼位後，趕缯船開始在衰敗的道路中緩步前行。乾隆十二年（1747），已調任江南河道總督的前福建巡撫周學健奏請将福建全省“各營原配趕缯大船比照粵省營制酌量留配。其多餘巨艦即于屆期拆造各船内漸次扣除，改造雙篷、艍等船配營駕駛”，經福建水師提督張天駿附議，福建一次性裁撤大趕缯船二十三隻，騰出的數額另造丈尺較小的艍船補足。乾隆三十二年（1767）十一月，東閣大學士陳宏謀奏請裁撤各省虛設的水師戰船，以節糜費，乾隆帝發交軍機處議奏。經領班軍機大臣兼保和殿大學士傅恒與閩浙總督崔應階多番公文往來，最終達成共識：福建省“裁船三十九隻，改船十一隻”，其中共裁汰趕缯船十隻，另有十一隻趕缯船丈尺收小，改為中、小型趕缯船或其他名色戰船。經過上述兩次戰船裁改事件，趕缯船的地位受到了極大的沖擊，但主力戰船身份尚可勉力維持。乾隆五十四年（1789），安南阮光平父子竊國自立，苦于财政窮蹙，遂指使海上亡命之輩北犯清境，劫掠财物，時人稱其夥衆為“艇匪”。艇匪倚仗巨船利炮，在粵、閩、浙三省洋面大肆劫掠往來洋船。三省水師雖奮力圍剿，然收效甚微，匪患仍愈演愈烈。虎兕出于柙，典守者則難辭其責。作為三省主力戰船的趕缯船，由于在與艇匪的作戰中應對少方，開始頻頻遭受時人指責。沿海多省官員稱該船“笨重不靈”，紛紛奏請拆改此船，依照商船樣式另造新船。乾隆帝難以決斷，令内外群臣議奏。時任兩廣總督的福康安力挺趕缯船，上奏稱“查海道為風雲、沙線為主，舟師出海巡洋全恃帆、舵得力，各營将領平時訓練精勤則破浪乘風，斷無‘盜船行駛，戰船獨遲’之理”。将剿匪不力的原因歸結于本省水師官兵平時操練不勤，并非趕缯船等戰船性能不佳。而該論點也得到了閩浙總督伍拉納的聲援。伍拉納稱，趕缯船等營船“一切工程做法備極精詳，惟與商船大同小異。營船則船腹較窄、船底較尖；商船則船腹較寬、船底稍平。但涉曆風濤，必須艨艟巨艦，方足以沖鋒破浪。如風汛順利，營船、商船同一迅捷，并無笨重靈便之分；如風水頂逆，商船亦不免随波蕩漾，人力難施”。他力主維持現狀，毋需拆換新船。兩位封疆重臣的奏折起了作用，乾隆帝決定繼續保留趕缯船，同時敕令沿海水師将弁實心操練，将緝匪不力的主因歸結于水師将弁平時訓練不力，而趕缯船也得以保留主力戰船地位。乾隆六十年（1795），舊案重提，署閩浙總督覺羅長麟會同署福建巡撫魁倫以閩、浙兩省主力戰船笨重，奏請“将現在官船内照依商船式樣酌改百餘隻”，以收實用。經部臣和珅、王傑等人附議，最終議定閩、浙二省仿照商船式樣酌改戰船一百三十隻，其中浙江酌改五十隻，福建酌改八十隻，而酌改對象多集中在趕缯、水艍兩類名色戰船。對于趕缯船來講，頸上之刃在五年之後還是揮了下來，恰如自然萬物的新陳代謝一般，福建戰船迎來了新一輪的更新換代。
同安梭船接替了趕缯船，成為閩、浙等省水師的主力戰船，甫一服役，即展現出強大無匹的自我調控能力。在與艇匪、土盜的多番交鋒過程中，同安梭船的自身性能不斷得到完善，其性能諸元如火力、機動性等更是遠強于18世紀的趕缯船。截至嘉慶十一年（1806），同安梭船已經發展成擁有一号、二号、三号、集字号、成字号五種型号的外海戰船。而荼毒多省沿海的江洋大盜蔡牽、朱濆也在同安梭船的節節抗擊下，最終走向敗亡。接過權杖、站穩腳跟的同安梭船不斷蠶食着趕缯船的生存空間。到嘉慶晚年，趕缯船的數目已經銳減到十隻。它們分别隸屬于福建水師提标中營、前營、右營、左營以及台灣水師協左營、澎湖協右營等六個水師營，發揮着最後一絲餘熱。
同治以降，木質帆船逐漸式微，新興的輪船和鐵甲艦開始列裝大清水師。光緒六年（1880），清廷頒下谕旨：“沿海各省，向有額設外海水師戰船，原為平日綏靖海疆之用。自輪船始行後，此項戰船全無所用，亦宜變通舊制，分别裁汰。各該将軍督撫，諒能破除情面，于奉旨一月後，迅速妥籌具奏”。至此，包括趕缯船在内的所有外海風帆戰船揮手告别了曆史舞台，一個時代結束了。
二、趕缯船的形制、船舶主尺度及其武備
1．趕缯船的形制。談及形制，畫作往往擁有文字、數字難以比拟的說服力，尤其是在沒有影像的18世紀，此種效果更加凸顯。而描繪趕缯船的著名畫作有三：其一刊載于曾任廣東碣石鎮總兵陳良弼所撰寫的《水師輯要》一書（圖1）；其二刊載于清代官方技術典籍《閩省水師各标鎮協營戰哨船隻圖說》一書（圖2）；其三由馬戛爾尼訪華的随行畫師所創作，目前此畫作已經公開出版（圖3）。這三幅畫作如下所示：
通過比較可以發現，第一幅畫作的描繪偏重寫意，對船體多個構件的細節處理不夠到位。第二、第三兩幅描繪逼真，對細節的處理要勝于前者。但為了便于讀者了解起見，現征引關于趕缯船形制的文字說明，以收互相印證之效。查清人林焜熿所修的《金門志》曾對趕缯船的形制有過詳細地描述，茲引文如下：
大趕罾之制，長十丈，廣二丈，首昂而口張。兩旁為
，護以闆牆，人倚之以攻敵。左右設閘，曰“水仙門”，人所由處；左曰“路屏”，右曰“帆屏”（泊船即架帆于此）。中官廳，祀天後。廳左右小屋各三間，曰“麻籬”。廳外，總為一大門。出官廳，為水艙。左旁設廚竈，置大水櫃。水櫃以前格艙為六，迄大桅根格堵，乃兵士寝息所。下實米石沙土，以防輕飄。口如井，版蓋之。桅高十丈，篾帆、律索、插花皆備。别有小艙二格，乃水手所居。頭桅亦挂小帆，短于大桅。頭桅前即鹢首，安椗三個。椗用鐵梨木，重千斤；棕
百數十丈，有鐵鈎曰“碇齒”，以泊船者。廳中格曰“聖人龛”，安羅盤（即指南針），以定方向。後曰“舵樓”，左右二小屋。舵樓右小桅挂帆，曰“尾送”。另備小艇一，曰“杉闆”，以便内港往來；大船行，則收置船上（船小，則配帶杉闆于船旁）。
圖文對照後可以發現：第一幅畫作存有不小的硬傷，“水仙門”等重要的船體構件都沒有展現出來；而後兩者對于趕缯船形制的描繪與《金門志》一書中的刻畫頗多契合，當為上乘之作，更應得到學者的重視。
2．船舶主尺度。茲選取《欽定福建省外海戰船則例》中第十一則趕缯船作為本文的研究對象，現将該船的主尺度繪制成表（表1），開列如下：
3．武備。鑒于清代古籍對于福建趕缯船的武備情況記載不詳，筆者隻得退而求其次，選取廣東、天津兩地的趕缯船武備進行研究，以供參考。
查廣東趕缯船的武備為：
大貢铳二門（重三、四百斤，各備藥子十出）、鬥頭铳一門（重二、三百斤，各備藥子十出）、子母铳十枝（各帶子五枝，各用木匣收貯、噴筒五十枝）、火藥三百斤（心、藥備足）、碎小生彈二百斤、火罐三十個（俱收查庫艙）、高升火号一百枝（如九龍垂珠或過升三級）、戰箭五百枝（收桶内記憶體官廳）、挑刀十枝（收存戰棚下）、鈎鐮槍六枝（收戰棚下）、雙手大刀十把（收存官廳）、藤牌十面（收艙）、竹篙槍二十枝（收尾樓邊）。
此外，另有中笨大戰被二張（俱收舵工艙，交香公）、兩邊竹甲牌（各五面）、缭岫出牛皮牌（各二面）。以上應用器械，在出船巡哨之前，定要詳加檢查，萬不可有所疏忽。如遇缺失，當随時補足。
而天津趕缯船分為大趕缯船與小趕缯船兩種型号：
大趕缯十六船，每船鬥頭炮一位，每位裝火藥八兩、烘藥八分……每船大炮四位。一邊對演大炮二位。每位每出裝火藥一斤、烘藥一錢……每船百子炮六位，一邊對演百子炮三位。每位每出裝火藥三兩五錢、烘藥八分……每船鳥槍二十八杆，一邊對演鳥槍十四杆。每杆每出裝火藥三錢、烘藥一分……計用火藥三百一十五斤、共烘藥十斤八兩。
小趕缯十六船，每船大炮四位，一邊對演大炮二位。每位每出裝火藥一斤、烘藥一錢……每船百子炮五位，一邊對演百子炮三位。每位每出裝火藥三兩五錢、烘藥三分……每船鳥槍十六杆，一邊對演鳥槍八杆，每杆每出裝藥三錢、烘藥一分……計用火藥一百八十斤、烘藥六斤。
大小三十二船共用火藥七千四百七十斤，共用烘藥六十六斤，共用火繩二千六百四十丈。
此外，天津每艘趕缯船另配火浪五枝、火箭五筒（每筒箭五枝）、火罐二十餘個、火号二十枝。
廣東、天津兩地的趕缯船武備略有差異，造成差異的原因，筆者認為可能與本地水師的作戰需求有極大關聯。
三、趕缯船的材料選取
經過沿海無數先人的不斷摸索和反複實踐，清代的福建對于趕缯船的選材之法已然谙熟，其選材細節更是上報工部，立為成式，并記載在《欽定福建省外海戰船則例》和《閩省水師各标鎮協營戰哨船隻圖說》兩部官方編纂的技術典籍中。從中可知，福建趕缯船的選材嚴格遵循“就地取材”的原則，船體構件幾乎全部來自于本省，對外來材料的依賴極小。
以《欽定福建省外海戰船則例》中第十一則趕缯船為例，其選材需求囊括甚廣，可以分為木料、鐵料、艌料、塗料、布料、麻料、棕料、竹料、草料和藤料十類。其中木料、鐵料和艌料對于船體營造最重要，現予重點介紹。
（一）木料
松木：據筆者在福建泉州、漳州等地的走訪調查，松木的品種當為馬尾松。它耐水濕，浸入水中可保千百年不腐，進而赢得了“水浸千年松”的美譽。此外，成年的馬尾松樹幹高度可達45米，胸徑可至1.5米，質地堅實，極易加工成材，這些特性滿足了福建船匠對于船材的基本要求。趕缯船的船體構件如龍骨、梁頭、官廳前通鋪、官廳後通鋪等均是由松木制成。
樟木：樟木制成的闆材因抗蟲與防水性能皆佳，備受閩省船匠的青睐。趕缯船的船體構件如梁座、中含檀、頭含檀、下金等均是由樟木制成。
杉木：杉木質地輕盈，紋理順直，砍伐、挽運兩得其便，價格十分低廉。這些優良的特性促使其成為閩人造船的首選之材。然而《欽定福建省外海戰船則例》一書中，很少出現“杉木”的名色，不免讓人暗生疑窦，以為記載有誤。其實在該書中，杉木已經改換了頭面，喚作其他名色，如“大吉木”“中吉木”“高洋木”和“浮溪木”。如果參看周凱的《廈門志》可知，木料的身長與胸圍是劃分杉木名色的主要參照。其中，身長六、七丈，胸圍四、五尺者，喚作“大吉木”，身長五、六丈，胸圍三、四尺者，喚為“中吉木”，身長四、五丈，胸圍至三尺六寸者，喚為“浮溪木”，杉木略小者，統稱為“高洋木”。趕缯船的船體構件如船底闆、水蛇、走馬、
闆等均是由杉木制成。
楮木：學名為“青岡栎”，因其木質顔色與人體膚色相近，又被稱為“黃肚木”或“黃堵木”，泉州一帶船匠将其視為五種造船必需木材之一。閩地不産鐵力木，木椗多由楮木制成，其椗據稱“色黑質堅，直墜海底不浮”，效果甚佳。趕缯船的船體構件如舵杆的椗均是由楮木制成。
柯木：柯木具有材質硬重、堅韌耐用等優點。此外，它不懼海水浸泡，抗酸性能出色，是制作海船的良材。趕缯船的船體構件如艙蓋、軟筋、樸竹、馬面等皆是由柯木制成。
硬木：硬木也可稱為“硬材”或“硬料”，是多種木材的統稱，與之相對的是軟木。兩者的劃分标準來自樹種，硬木多為闊葉林材，如核桃木、樟木、柚木等；軟木則多為針葉林材，如松木、杉木、楊木等。趕缯船的船體構件如穩吊、下金栓、車子等均是由硬木制成。
（二）鐵料
鐵釘：福船船體各類構件的厚度不一也促使鐵釘的尺寸規格不一而足，以拆造第十一則趕缯船為例，需要的鐵釘尺寸就有五種，分别為一尺釘、八寸釘、六寸釘、五寸釘和四寸釘。至于用量，以六寸釘為最多，達到了18587個；五寸釘次之，為12653個；最少的為一尺釘，僅510個。
鐵箍：鐵箍也是由生鐵制成，但打制着實不易，須耗費數目可觀的生鐵和木炭。福船對于鐵箍的需求量很大，以拆造第十一則趕缯船為例，需要為大桅配備十個、頭桅配備五個、船舵配備三個、椗齒配備五個、橹配備三個、配備三個。
（三）艌料
艌料在造船中充當黏合劑的角色，用來填充木闆之間的縫隙，以防海水滲入船體内部，危及海上作業人員的人身安全。福建趕缯船的艌料由四部分構成：桐油、灰、網紗和竹絲。
桐油：是從桐油樹的種子裡榨出的油，成油的外觀為咖啡色，澄清且透明，具有桐油所特屬的氣味。它是一種優良的帶幹性植物油，具有幹燥快、比重輕附着力強等諸多特性，是制作車船防水、防腐、防鏽的理想塗料。
灰：即“牡蛎灰”，是由牡蛎殼舂制而成。閩人在海濱的依山傍水處，手持鐵椎與鑿子，挖取一種喚作“蚝房”的物質。蚝房去肉，與煤餅堆砌在一起煅烤，就會獲得成塊的牡蛎灰石。将牡蛎灰石放于腳踏闆下反複舂制，皆可以得到成品的牡蛎灰了。牡蛎灰與桐油調和在一起造船，其功用與石灰并無二緻。
網紗、竹絲：網紗多取破舊的漁網，竹絲則為竹子加工成的條狀物。在艌料中摻入二者可以有效提高油灰的附着能力，進而最大程度地保證明船的水密性。
此外，艌料的配比也是重要的環節。配方之中，桐油份量不夠，就無法黏合牡蛎灰；牡蛎灰的舂制不精，艌料的附着能力也将大打折扣。而福建趕缯船的艌料配比工藝曆經數代的完善，在乾隆朝已經酌為成式，牡蛎灰、桐油、網紗、竹絲四者的配比約為2.67∶1.07∶1∶1。
綜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結論：第一，趕缯船能夠取代鳥船，成為福建水師新一代的主力戰船，采取的不是加大丈尺或提升自身性能的措施，而是台海平定，海不揚波後，清廷為防範以漢人為主的水師尾大不掉而逆向選擇的結果，更是清朝“重防其出”海防戰略思想指導下的必然産物。第二，趕缯船在福建水師中的列裝、裁減、改造和退出從本質上既是水師對敵鬥争的過程，也是以工部、兵部、戶部為代表的朝廷與以督、撫、提、鎮為代表的地方官員之間的博弈結果。換言之，它的存在維持了朝廷對水師的絕對控制與海洋緝盜最低需求之間的動态平衡。一旦外部挑戰足夠強大，打破了這種平衡态勢，趕缯船走向衰敗，直至退出水師裝備序列就會成為無可挽回的曆史必然。
【注】文章原載于《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6期。
責編：李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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