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冷戰結束後，政治學上似乎沒有一本書，能像福山的《曆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那樣充滿争議，以至于這本書成為了一個符号。有人熱烈擁抱該書的結論，也有很多人對其發出質疑。但在有關“曆史終結論”的争論中，人們的讨論往往陷于表面，進而誤解了福山原本的含義。
政治學者劉瑜解釋道，“曆史正在走向終結——這當然不是說制度競争已經消失，而是指制度競争背後的觀念競争正在消失。”這幾十年來，曆史其實并沒終結，政治鬥争的主線從意識形态上的“左右”變成了身份認同上的“族群”。不管是美國的“特朗普現象”、“伊斯蘭國”的恐怖襲擊、歐盟國家裡主張脫歐的排外政黨、印度教民族主義的崛起、土耳其的泛突厥主義……劉瑜總結道，“人們驚異地發現，即使擺脫了意識形态教條，人類社會也并沒有走向一種普遍的理性主義，而是陷入了一種碎片化的、易燃易爆的‘新部落主義’。”
身份認同成為了今天政治鬥争的主線。在左翼的社會運動中，其展現為性别意識或性取向意識，在右翼中，其展現為民族主義、種族認同或宗教情感。身份政治成為了了解當下政治危機的重點。福山的新著《身份政治》即讨論了當下身份政治背後的機理。福山認為，将政治的核心議題從階層轉向身份，這是一封信被投寄到了“錯誤的位址”。真實的問題是全球各國不平等的惡化，是國家能力的缺失，是技術變革對勞動者的威脅等。
我們該如何看待福山對“身份政治”的轉向與分析？在身份政治導緻的政治沖突背後，更為深層的原因是什麼？人類政治的未來将會如何發展？下文經出版社授權，摘自《身份政治》中劉瑜所撰寫的導言部分，略有删減。
原作者｜劉瑜
摘編｜徐悅東
《身份政治》，弗朗西斯·福山著，劉芳譯，理想國｜中譯出版社2021年10月版
要了解《身份政治》一書的出發點，不妨從兩個現象說起。
一個是“‘伊斯蘭國’的歐洲志願者”現象。根據國際反恐中心2016年的一個報告，歐盟成員國中有四千人左右奔赴中東參加“聖戰”，其中英國七百多個，法國超過九百個，比利時五百個左右……在此，尤值一提的恐怕是丹麥——在其著作《政治秩序的起源》中，福山曾提及，由于丹麥的政治典範意義，政治現代化的問題可以被表述為“如何到達丹麥”的問題。在這個“典範國家”，2011年以來，有一百二十五個志願者奔赴中東參與戰鬥，其中大部分是加入“伊斯蘭國”，已有二十七人死于自殺襲擊。引人注目的是，這些志願者大多是生于長于歐洲的穆斯林移民後裔。
另一個現象，則是“共和黨的藍領勞工支援者”現象。在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62%的白人藍領勞工把選票投給了共和黨候選人特朗普，成為他勝選的決定性力量。不過，特朗普并非那個“為共和黨赢得藍領勞工”的領袖。1980年以來，裡根、布什父子、麥凱恩、羅姆尼等共和黨候選人都曾赢得多數藍領勞工的選票。換言之，勞工階層從民主黨倒向共和黨，是過去四十年左右的趨勢，而非源于特朗普的個人魅力。
為什麼把這兩個現象放到一起？表面而言，歐洲的“聖戰”志願者和美國的藍領勞工，二者風牛馬不相及，但他們有一個共同點，即，其政治選擇似乎都與其直接“利益”背道而馳。就那些“聖戰志願者”而言，這些年輕人在歐洲可以說衣食無憂，至少物質生活水準遠遠好于戰火紛飛的中東，但他們義無反顧地“棄明投暗”。事實上，有研究顯示，就每萬人的“聖戰”輸出者而言，發達國家居然顯著高于開發中國家。就那些“共和黨的藍領支援者”而言，純粹從利益角度來看，他們的投票方向也令人費解：民主黨才是那個更支援工會、更主張提高最低工資、更主張擴大政府醫保、更支援扶貧濟弱的政黨，也就是更合乎藍領勞工的利益。但是，近年，他們中的多數卻摒棄了利益考慮，“非理性”地給共和黨投票。
為什麼？為什麼這兩個群體會選擇如此“非理性”的行為？這個問題，以及無數與此類似的問題，或許正是福山寫作《身份政治》一書的初衷。
弗朗西斯·福山
從左右之争到身份政治
“身份政治”（或者說“認同政治”）的崛起，是後冷戰時代的新現象，令很多人措手不及。此前，全球政治鬥争的主線是“左右之争”。1989年蘇東陣營解體，宣告冷戰的結束，人們似乎有理由歡慶一個“理性時代”的到來。也正是在這個時刻，福山寫下了著名的《曆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後文簡稱為《曆史的終結》）。在其樂觀主義的論述中，曆史正在走向終結——這當然不是說制度競争已經消失，而是指制度競争背後的觀念競争正在消失——全世界所有的制度都聲稱自己是民主制度，這一話語政策本身，正是這一觀念競争終結的表現。
然而，此後，曆史并沒有終結，它隻是切換了一個跑道而已——确切地說，政治鬥争的主線從意識形态上的“左右”變成了身份認同上的“族群”。有時候，這種高漲的族群意識展現為民族主義或種族認同，有時候則展現為宗教情感，還有時候展現為性别或性取向意識，等等。人們驚異地發現，即使擺脫了意識形态教條，人類社會也并沒有走向一種普遍的理性主義，而是陷入了一種碎片化的、易燃易爆的“新部落主義”。
隻有了解了這種“新部落主義”，才能了解上述“非理性”的政治現象。盡管穆斯林後裔在歐洲衣食無憂，但或許是由于“邊緣身份”所産生的怨恨，或許是西方原子化生活方式帶來的失落，其中一些極端分子試圖尋找“更溫暖的集體”、加入 “更宏大的鬥争”，而“伊斯蘭國”恰恰以其狂熱的團體性和清晰的意義感為這些年輕人提供了一個去處。同樣，就美國的許多藍領勞工而言，盡管他們更可能從民主黨的政策上獲利，但是大量移民對其文化認同的威脅，以及某些進步主義話語對他們的妖魔化（“白人垃圾”），使其甯願倒向共和黨來捍衛其身份認同。
顯然，展現後冷戰時代“新部落主義”興起的，不僅僅是上述兩個現象。放眼望去，無數國家的族群沖突都在死灰複燃。在印度，國大黨獨大時期的政治世俗主義日漸受到挑戰，印度人民黨所煽動的印度教認同重新點燃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間的沖突；在印度尼西亞，“各大宗教平等原則”逐漸被侵蝕，宗教保守派向司法系統施壓，使印度尼西亞的宗教信仰環境變得更加逼仄；在南非，曼德拉和德克勒克所達成的妥協曾經是種族和解的傳奇，但是近年，逆向種族主義政黨不但開始壯大，也推動了非國大政府的民粹化趨勢……總之，似乎各國群眾都從一場“理性的昏迷”中蘇醒，重新擁抱自身的族群身份，甚至将其開發為一種政治武器。
某種意義上，《身份政治》是《曆史的終結》一書的“續集”。
《曆史的終結》收篇于“承認”這個概念，而《身份政治》恰恰從這裡開始。盡管福山主要是個經驗研究型學者，但其政治價值觀始終在經驗研究背後若隐若現。如果說這個價值觀有一個核心概念，那就是“承認”。在黑格爾史觀的影響下，福山始終認為，尋求互相的、對等的“承認”是政治制度演化的根本動力。根據這一觀念，政治現代化就是在“承認的失衡”中尋找“承認的均衡”。宗教改革喚醒了個體的“内在自我”，啟蒙運動則要求對這一“内在自我”給予外在承認，法國大革命進一步通過軍事力量去落實這種承認。
這種為承認而展開的鬥争，曆史上曾有過各種形式。自由主義路徑強調對“個人權利”的争取，因為在近代化的早期，“承認”的敵人是王權，是以“人權”是對“王權”的抵抗。社會主義路徑則強調“無産階級奪權”，因為當傳統的王權隐退，有産者成為“無冕之王”，于是，将“無冕之王”拉下馬來，成為新的政治目标。到了21世紀，通向“承認”的鬥争則聚焦于身份認同，這時候的敵人不再是王權或資本，而是“他者”或“想象的他者”。
這看似是一種政治上的“返祖現象”，仔細想來卻并不奇怪。冷戰結束以來，人類曆史進入了一個空前的“超級全球化”階段。某種意義上，身份政治的崛起是對“超級全球化”的文化反彈。固然，這種反彈在各國以不同的形式展開，但無論是歐美的右翼民粹主義、俄羅斯的民族主義、印度的印度教複興、匈牙利的基督教回歸，或是土耳其的保守主義回潮等，都是在與“他者”遭遇的過程中，人們重新穿上“傳統”的盔甲，抵禦“自我的流失”。隻不過，與啟蒙時代作為個體的自我不同，這個時代的“自我”越來越具有集體的面目。
是以，為承認而鬥争之是以無比艱難，未必是因為這場鬥争遇上了什麼堅不可摧的敵人，而是因為每一輪鬥争的勝利都引入另一種形式的失敗。自由主義的鬥争打倒了王權，但是它引入了高度不平等的社會權力；社會主義的鬥争能夠“打倒資本”，但它又可能引入高高在上的官僚權力；過度強調個人權利消解人的“歸屬感”，過度強調“歸屬感”又可能抑制個體自由。承認難以達至均衡，最終未必是因為反動力量的傲慢，而是因為一種形式的承認和另一種形式的承認可能互相格鬥、互相消解。
《曆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美]弗朗西斯·福山，陳高華譯/孟凡禮校，理想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9月版
身份政治與當代政治危機
“新部落主義”是對冷戰後政治樂觀主義的沉重打擊。近年，一個衆所周知的全球性現象是“民主衰退”—無論是發達國家的政治極化，開發中國家的民主動蕩或威權國家的威權深化，都呈現民主衰退的不同次元。何以如此？為什麼人們無法肩負他們自己通過艱苦鬥争所獲得的自由？顯然存在各種原因，其中最重大的，或許正是身份政治的崛起。各種被身份意識所點燃的政治激情，如同一場飓風，将一艘艘本來沿着啟蒙理性道路前進的船隻吹得七零八落、紛紛偏航。
首先，最引人注目的，顯然是過去數年歐美的政治極化現象，也是《身份政治》一書的分析重點。就美國而言，20世紀50年代白人和少數族裔給兩大政黨投票的比例大體接近，但是，到了2020年的總統大選，90%的黑人、63%的西裔、67%的亞裔投票給了民主黨，而56%的白人投給了共和黨，兩大政黨的種族色彩清晰可見。固然，部分白人由于“相對地位跌落”而産生的怨恨是重要原因，但福山也沒有将所有的責任推給他們。“對某些進步主義者而言，身份政治成了嚴肅思考的廉價替代物。”在他看來，民主黨對身份議題的過度熱衷導緻了很多底層白人的疏離，而進步主義者們對美國傳統的貶低甚至污名化更是令其憤怒。
同樣引人注目的，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民主倒退乃至崩潰。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起來，全球出現了一場史無前例的“民主轉型大躍進”，短短四十年時間，競争式民主政體從四十個左右升至一百個左右。然而，諸多新興民主不是從此開始揚帆遠行，而是紛紛重新落入水中。究其原因，身份政治仍然是核心因素。為什麼埃及的民主隻運作了兩年就走向崩潰？因為脆弱的新生民主難以承受“政治伊斯蘭派”和“政治世俗派”之間極度的撕裂。為什麼伊拉克轉型如此動蕩？因為遜尼派和什葉派的沖突、庫爾德人和阿拉伯人的沖突、極端遜尼派和溫和遜尼派的沖突……在伊拉克處處點燃了戰火。為什麼辛巴維（威）在趕跑了白人殖民者之後，從非洲糧倉變成了世界通貨膨脹之都？因為穆加貝成功将白人塑造成了一切政策失敗的替罪羊……在這個過程中，政治精英通過煽動仇恨來實作權力的野心，與無數群眾尋找“歸屬感”的渴望互相遭遇、互相成全。表面而言，各國政治戲劇琳琅滿目，但歸根結底劇情大同小異，多是身份政治的高漲堵塞了民主體制的優勝劣汰功能。
身份政治也惡化國際政治秩序，将政治極化從國内搬到了國際舞台。南斯拉夫解體過程中的民族沖突，釀成了二戰結束以來歐洲最大的戰火。“9·11”雖然隻是二十個極端分子所為，卻拉開了全球反恐戰争的序幕。1994年的盧旺達屠殺，不僅殺死了數十萬盧旺達人，也通過多米諾骨牌效應，在盧旺達、布隆迪、剛果、安哥拉、烏幹達等國之間引發了“非洲世界大戰”。“伊斯蘭國”的崛起不但摧毀了數個中東國家，其難民潮也以一種巨大的漣漪效應惡化了歐洲右翼民粹主義。今天，中美沖突不斷反複與更新，也引發無數關于“修昔底德陷阱”的讨論。身份政治崛起之處，國際沖突的烏雲就會開始聚集。
《盧旺達飯店》劇照
總之，無論是在發達國家、開發中國家或者國際社會，身份政治的激情都逐漸擴散為失控的大火，四處熊熊燃燒。在福山看來，将政治的核心議題從階層轉向身份，這是一封信被投寄到了“錯誤的位址”。真實的問題是全球各國不平等的惡化，是國家能力的缺失，是技術變革對勞動者的威脅，等等；但是，當下全球崛起的卻是民族主義、宗教極端主義以及各種身份群體在“受害者金字塔”上競相攀登。消防員在勇猛奮戰，大火卻燃燒在别處。
認同的理由與價值
然而，“錯誤的位址”又情有可原。
毋庸置疑，身份認同是“人性的處境”。每個人來到這個世界，并非以抽象的“個人”身份到來，而是與生俱來攜帶有一個國家、一個種族、一個民族、一個性别、一種語言，還常常有一個宗教……的印記，這些身份網絡構成每個人自我塑造的基礎。某種意義上，具有親疏遠近屬性的認同圈層不但是“自然的”，甚至是“好的”，因為它“擴大信任的半徑”，用經濟學語言來說，它“降低交易成本”，用社會學家的語言來說，它“增加社會資本”，而用文學家的語言來說，它為過度理性的世界塗抹上一層友愛與溫情。
現代化和全球化則進一步強化這種“人性的處境”。現代化意味着傳統、穩定的社群紐帶被打散，現代人的生活成為一場漫長的“流浪”，人們不斷被抛入陌生的地點、陌生的群體、陌生的關系，“獨自承受”一切挑戰。這種原子化狀态驅動着弗洛姆所說的“逃避自由”心理——人們試圖在不斷分崩離析的世界中抓住一點什麼，哪怕抓住的僅僅是“想象的共同體”。全球化的加速，則不斷延長“流浪”的距離，并通過更加遼闊的可能性增加自由的重量。于是，對自由的逃避成為一場競賽，族群沖突成為這場競賽中的踩踏事件。
當然，政治永遠是塑造身份政治的核心力量。納粹的興起不僅源自歐洲曆史上由來已久的反猶主義，而且源自希特勒集團有組織的仇恨煽動。前南地區的戰争不僅僅是因為該地區各民族之間的敵意，也是因為政治領袖有意識地動員民族主義以争取選票。在殖民者已經離開幾十年之後，辛巴維（威）黑人對白人的仇恨也不完全是自發情緒，穆加貝不斷升溫的仇恨教育才是核心動力。一百年前，世上并沒有印度、坦尚尼亞、新加坡或印度尼西亞之類的國家，但是，新生的“國家”始終在通過教育、經濟、官僚系統乃至暴力在老死不相往來的陌生人之間揉捏出國族認同。是以，當我們使用“想象的共同體”來描述族群認同時，或許始終應當追問：誰的“想象”？通過什麼在“想象”？強烈的身份認同是人性的處境，更是政治的後果。
身份認同也不總是産生消極後果。曆史上，在各種反殖民和反霸權的鬥争中，民族主義往往是集體抗争最好的催化劑。拿破侖作為“馬背上的啟蒙者”能夠一度在歐洲取得節節勝利，正是因為他喚醒了歐洲各民族的民族主義。20世紀印度的獨立運動、中國的抗日鬥争、非洲的反殖民主義、南非的反種族隔離鬥争等，無不借助于各種形式的身份認同。到了20世紀後半期，以身份認同為動力的政治鬥争，進一步深化為各種如火如荼的民權運動：女權主義、反種族主義、同志平權運動、移民難民的權利抗争等，無不彰顯身份認同所能激發的政治爆發力。這些運動的成果顯示，身份政治不但可能與自由、平等、博愛等啟蒙價值互相相容，而且是達至這些目标極其有效的動員加速器。
“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
身份認同的價值不僅在于政治動員，也在于責任倫理的培育。諸多研究顯示，在族群高度同質性的社會，人們對福利供給和公共服務往往更具熱情，而在族群高度分裂的社會，人們則對财富轉移更加保留。這一點不難了解——通常人們會對自己眼中的“同胞手足”更加慷慨，而對“非我族類”更加戒備。北歐各國的高稅收、高福利之是以多年通行，或許正與其社會的高度同質性有關，而近年波及整個歐洲的難民危機，不但影響了北歐的政治生态，也可能會沖擊這些國家的經濟模式。進步主義者抱怨歐美底層群眾對非法移民和難民的疑慮，然而，在資源稀缺的前提下，根據情感紐帶的差序格局安排資源配置設定，不但是人性無奈的處境，也合乎先來後到的“排隊”倫理。
身份的“多”與“一”
一方面，身份政治常常是各種暴力沖突和民主衰退的核心機制，另一方面，身份認同曆史上又曾經是各種進步運動的助推力，如何了解這種沖突？為什麼有時候激烈的族群認同會孕育出納粹主義或者盧旺達屠殺這樣的洪水猛獸，有時候又成為反殖民主義和民權鬥争的催化劑？在“好的身份政治”和“壞的身份政治”之間，存在什麼樣的區隔？
不妨觀察一下塔利班這個組織的兩面性。與今天我們心目中十惡不赦的形象不同，最初的塔利班是個抵抗蘇軍占領的組織。也就是說，在其先天的政治基因中，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它所争取的是“阿富汗的獨立與自由”。但是，衆所周知，上台後的塔利班成為一個殘酷的壓迫性政權，以其狹隘的原教旨主義教義作為執政方針，剝奪女性權利、打擊宗教異己、禁止政治自由，并使阿富汗成為恐怖組織的避難所。
“進步的”塔利班和“反動的”塔利班，根本差異在哪？或許在于，前者所追求的集體自由，是個體權利的必要通道，而後者則以統一教義去壓制個體權利。如果不驅逐侵略性的蘇軍，阿富汗的政治選項會被極大限制，公民權利被極大壓縮，在這個意義上，解放阿富汗是解放每一個阿富汗人的前提，族群動員成為個體解放的必要通道。但是，驅逐蘇軍之後，塔利班根據極端教義制定法令，壓制每個人的思想和行為方式，其自身成為個體權利最大的禁锢。換言之，身份政治具有天然的集體性，當這種集體性成為個體權利的輔助性力量，它往往呈現出“進步性”，而當這種集體性成為個體權利的壓迫力量，它常常變得“反動”。
何以個體權利成為集體認同的尺度？根本而言，原因或許還是在于我們如何了解人的尊嚴：人到底應該通過什麼獲得“承認”？固然，如前所述，每個人都攜帶着特定身份來到人世間，這些身份給每個人提供一個作為初始設定的情感圈層結構和意義诠釋系統。但是，人之為人的價值，到底是來自于某些固定不變的集體性特征，還是一個人突破“初始設定”、進行自我塑造的能力？如果我們認可人的價值之是以高于植物動物，恰恰在于人類自我塑造的能力，那麼或許就不應把人的價值錨定在其“初始設定”之上。
這也是正是激進身份政治的問題所在。它過度強調每個人的初始設定，即一個人的種族、性别、民族、宗教或者性取向等特征，以至于将每個人視為特定集體屬性的囚徒。當然，自我塑造并不意味着一個人擺脫其先天身份，成為一個抽象的、漂浮的個體——這就像擺脫曆史一樣不可能，自我塑造的含義并非抹去與生俱來的身份印記，而恰恰是在既有的身份屬性之間取舍、排序、糅合，同時選擇性地融入不同的“他者”，從中創造一個獨特的自我。先天印記是形塑“自我”的材料之一，但也僅僅是“之一”而已。
這并不是說，身份認同僅僅具有服務于個體權利的“工具價值”。毋庸置疑，由認同所凝聚的每一個社群，其内部的友愛與責任感具有“内在價值”，人們甚至可能為了這種友愛與責任“讓渡”部分權利（比如通過交稅實作财富再配置設定），但是，“讓渡我的權利”與“剝奪他人的權利”不同，前者基于自主選擇，後者基于強制暴力。當一個人基于自主選擇而讓渡“個體權利”以實作“社群責任”時，他本質上還是在進行一種個體權利的實踐，盡管其實踐目的是他所珍愛的集體價值。
以對個體權利的尊重程度去衡量身份政治的利弊，使我們發現隐藏在“多”背後的“一”。近年，“多元文化主義”越來越成為多族群國家解決族群沖突的政治理念——人們越來越相信，文化融合或同化是不必要的，各個族群各美其美不但可能，而且多樣性是力量的源泉。但是，“多”之是以能夠和諧共存，是因為背後有個“一”，即，允許不同觀念、文化和宗教并存的自由空間。沒有這個“一”， “多”就成為撕裂性力量。塔利班不可能與基督徒共建“多元文化主義”，正如納粹不會在“多元文化主義”的旗幟下與猶太人和諧共處。無視這個“一”，“多元文化主義”将蛻變為“文化相對主義”。
這種“文化相對主義”正是福山在書末所警惕的。相比“多元文化主義”這種方案，他更認可的是“信條國家”方案。在他看來，“自由民主國家有充足的理由不圍繞一系列不斷繁殖、外人無法進入的身份共同體來管理自己”，更好的政策是培育“信條身份”，即，“基于對憲政主義原則、法治、民主責任制以及人人生而平等的信條”來建構“我們”。換言之，“一”是“多”的前提，“多”是“一”的後果。
強調“信條身份”而不是“族群身份”，在這個時代似乎不合時宜，因為它看上去是在用某種文化霸權取消各種文化的獨特性。這種看法低估了“多元主義”對自由空間的依賴程度——沒有唱歌的自由，不會有搖滾、民謠、爵士、歌劇、流行歌曲等風格的多元；沒有打球的自由，也不會有籃球、足球、羽毛球、乒乓球、橄榄球的多元。但是，自由從來不是一種“自然狀态”，弱肉強食原則下的強權原則才是人類的“自然狀态”，自由需要人為的力量去創設、去維護、去哺育、去教化。換言之，“信條身份”之是以比“族群身份”更值得強調，未必是因為對于每個個體它更重要，而是因為它的習得更加艱難。族群認同是在“人性的處境”中順流而下，“信條身份”則是逆水行舟。
這或許才是“曆史難以終結”的秘密所在。“信條身份”難以取得決定性的勝利，是因為它在持續地與“人性”作戰——排他的天性、黨同伐異的天性、信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天性。遺憾的是，使我們愛的力量也常常使我們陷入恨，降低我們與同類交易成本的機制，可能會提高我們與“他者”的交易成本，當我們把同胞稱為兄弟時，可能會情不自禁将“他者”稱為“蠻夷”。
當然，即使今天身份政治所點燃的政治沖突令人應接不暇，過度的悲觀則或許仍是過慮。縱觀人類文明史，四百年前的宗教改革引發了血腥的宗教戰争，三百年前奴隸制還在諸多國家盛行，兩百年前女性幾乎沒有受教育權和就業權，一百年前人們還對同志諱莫如深……今天，這一切卻都在急劇改觀。這些蔚為壯觀的進步或許說明，人類具有突破初始設定進行自我塑造的能力。穿過漫長的血與火的洗禮，人類終于慢慢意識到，在各種膚色、民族、語言、宗教的“我們”之下，還有一個更大的“我們”，由人之為人的理性與同情心融合為一個一望無際的整體。自啟蒙時代以來，這個“我們”已經走了很遠，或許可以心懷忐忑地期待，它還将走得更遠。
作者｜劉瑜；
摘編｜徐悅東；
編輯｜走走；
導語校對｜柳寶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