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兵強馬壯者當為之，甯有種耶！
五代十國的亂世，起于安史之亂之後的藩鎮割據。當史朝義授首之後，唐廷也已經精疲力盡了，當時唐肅宗已經去世，新即位的唐代宗内有權宦，外有吐蕃、南诏等外患，實在沒有精力肅清河北，清算安史叛軍，于是把投降的安史叛将都封為節度使，來獲得其名義上對唐廷的承認。其中田承嗣為魏博節度使，李懷仙為盧龍節度使，李寶臣為成德節度使，這也就是後來讓唐廷頭疼不已的「河朔三鎮」。
經曆了後來德宗時期不成功的削藩之後，唐廷和河北藩鎮已經形成了一種博弈的均衡。節度使這邊要父子相承或者兄弟相繼，唐廷就會拖延不給象征節度使專制一方的象征——節钺。因為節度使畢竟不是法理上的帝王，是以唐廷如果遲遲不給，藩鎮内部往往就會起變故，于是内定的節度使就要對唐廷恭敬。而一旦拿到了象征節度使權威的節钺，那麼往往唐廷和該藩鎮的關系又微妙了起來。
“二帝四王之亂”是唐德宗時期一場中央政府削藩而引發的叛亂，唐德宗被迫逃往奉天（今陝西乾縣）
這個時期，藩鎮和唐廷之間的關系，類似于教皇和法國紅衣主教。法國的大主教在沒有成為大主教之前，會對梵蒂岡極盡卑躬屈膝之能事，讨好教皇，然而一旦從教皇手裡拿到了他所能賜予的最高職位——法國大主教之後，就會立刻變成愛國者，處處維護法國的利益。
是以說，河北藩鎮和唐廷之間，雖然有敵對，但是更多的還是互相依存的關系。河朔兵強馬壯，有時候還能為天子所用，并且也沒有什麼政治野心，這三鎮就是想保自己的一畝三分地而已。唐廷可以依靠河朔強兵守衛邊疆，偶爾還可以征讨其他不聽話的藩鎮;而河朔藩鎮也要依靠中央的權威保持權力順暢的自我繼承下去。
在唐武宗平昭義節度使劉稹的時候，宰相李德裕說的話已經非常露骨了∶
河朔，稹所恃以唇齒也。如令魏、鎮不與，則破矣。夫三鎮世嗣，列聖許之。請使近臣明告：「以澤潞命帥，不得視三鎮，今朕欲誅稹，其各以兵會。」
當時唐武宗要讨伐昭義節度使，擔心昭義鎮聯合河朔三鎮。于是李德裕就說︰「三鎮世嗣，列聖許之」。這三個鎮是曆代皇帝都認可的世襲，一個唐朝，兩種制度。但是昭義是内地藩鎮，不能等同河朔。把這一點告訴河朔，讓他們安心就行了，他們不但不會出兵，反而還會幫着攻打昭義。
後來昭義之亂被平定，就是如李德裕所料。
禍起元和
到了雄才大略的唐憲宗繼位之後，和裴度君臣合力，平定了淮西節度使吳元濟。将淮西鎮拆成了三個藩鎮，徹底收歸大唐直轄。而元和七年（812），魏博節度使田弘正的歸順，徹底讓河朔聯盟成為了空談。唐憲宗君臣也敏銳地把握了這個機會，在李绛的建議下∶
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
迅速地賜給了田弘正節钺，順帶魏博的軍士都領到了重賞。标準的胡蘿蔔加大棒。大棒，有吳元濟身死族滅在前;胡蘿蔔有田弘正歸順之後的種種好處。盧龍、成德兩鎮終于服軟了，主動向朝廷交出節度使之位。唐朝至此在安史之亂後第一次實作真正統一。
元和中興，一統河山。
但是，有一個危險的傾向，可能被興高采烈的元和君臣忽略了。河朔三鎮并沒有真的被「打服」，事實上憲宗即位之初發動的對承德節度使得戰役就是以失敗而告終的。河朔的順服是胡蘿蔔加大棒的共同結果，并且胡蘿蔔的因素可能還更多一些。買來的忠誠，能維持多久呢?唐廷能提供胡蘿蔔一天，河朔就臣服一天，但是唐廷真的能無限制地維持這種賞賜維持下去嗎?這個世界上沒有多少捷徑，如果徹底打服了河朔，那麼後續的成本就不會怎麼高——敗軍之将，能談出多麼好的條件?而現在這種贖買式的征服，想要真正的内化為令行禁止的大唐順民，恐怕後續的工作之難度才是真正令人頭疼的。
然而，唐憲宗沒有這個心思，繼位的唐穆宗沒有這個本事。穆宗朝做了一件非常冒險，但是也非常有标志性的嘗試，就是對調河朔三鎮的節度使，尤其是調「起義标兵」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往成德任節度使，彰顯中央的控制權。如果成功了這毫無疑問就成為一個标志，那麼接下來就可以更好的一步步瓦解河朔三鎮的聯盟了。
然而，此時的唐朝經濟，已經無力支援無底洞一般的「贖買式臣服」了。原先承諾給田弘正的賞賜遲遲不至，821年(長慶元年)七月田弘正無奈遣返二千親兵回魏博，而失去了親兵的田弘正不久就被成德将領王庭湊所害。一時間風雲突變，唐廷無奈把田弘正的兒子田布派遣回魏博做節度使，然而田布的威信遠遠不是田弘正可比，盡管他竭力地拉攏部屬（其實就是沒錢），但是還是被部将所逼迫，要魏博做回獨立的藩鎮，最終田布絕望自刎而死。史憲誠成為了魏博的新主人，河朔三鎮重新回到了獨立的狀态。
權力的下移
賞賜這個東西，常了就沒有激勵了，但是短缺了一定會有怨氣。河朔士兵的胃口已經被唐廷吊起來了。再想由奢入儉，那幾乎是不可能的。接下來的發展，就是一個惡性循環︰早期将帥的威信還比較管用，而後來則變成了︰誰能夠滿足士兵越來越大的賞賜要求，士兵就擁戴誰做節度使。——“變易主帥，事同兒戲”
而随着唐廷的不斷衰落，節度使求取節钺能起到的作用也在降低，于是又進一步的增加了士兵們肆意妄為的本錢。這也就是藩鎮的牙兵時代。牙兵時代的藩鎮，變得更加的沒有政治追求，但是也同時更加的桀骜不馴，不聽話了。典型的比如李德裕平定的昭義鎮。
在昭義鎮前期，昭義鎮「素稱忠義」，作為朝廷嵌入河朔的一把尖刀，承擔着替朝廷牽制河朔的功能。然而在平滅了昭義之後，朝廷的控制确實增加了，乃至于派文官做節度使都行，但是昭義軍之後就經常出現兵變、反叛了。仇鹿鳴在自己的著作中把藩鎮分成「經濟性反叛」和「政治性反叛」，而在穆宗之後，藩鎮反叛兵變更多的，但是像德宗時期泾原兵變那樣動辄稱王稱帝的卻減少了，也就是「政治性反叛」減少了，而「經濟性反叛」——要錢要糧要賞賜的反叛增加了。這本身是權力下移的展現——因為隻有将領世家，才會有進一步的政治需求;同時也加強了權力的下移——節度使隻有滿足牙兵的需求才能生存，牙兵索求無度，節帥隻能用更多的經濟上的好處來平息牙兵的躁動。
表格來自——張國剛《唐代藩鎮研究》
這也造成了一個非常詭異的現象——唐廷明明已經很衰弱了，但是很長時間卻沒有藩鎮，包括河朔三鎮，能有挑戰唐廷的地位的，其實它們反而更加的順服了。因為節帥們威望不夠，不得不在安撫内部勢力上花費自己的大部分精力，自顧不暇，如何能有遠圖?當年縱橫天下，能夠單挑神策軍的魏博兵居然都能得到「怯于格鬥」的評價，不得不令人感歎時移世易。可想而知，如果沒有黃巢之亂，唐廷和藩鎮之間這種比弱的均衡，應該還可以繼續一段時間。
在晚唐黃巢之亂前的詭異平靜下，就是這樣的暗流湧動。節帥的控制力大大下降，牙兵的意志不斷增加。而節帥的空心化，事實上造成了唐廷名義控制力的增加——除了河朔之外，像山南東道、昭義、宣武這樣的節鎮，朝廷都可以用文官來做。唐宣宗時代的「大中之治」，就是這暗流湍急、驕兵遍地的大唐最後的平靜。
五代習氣
這種「不開心就兵變」的風格，延續五代始終。拿後唐末帝李從珂為例，李從珂被闵帝派兵圍攻，因為圍攻自己的士兵很多都是自己帶過的兵，李從珂在城樓上亮出自己的傷疤，痛苦自己無罪，讓下面的兵倒戈擁護自己。然後發生了什麼?
十七日，率居民家财以賞軍士。是日，帝整衆而東。二十日，次長安，副留守劉遂雍以城降，率京兆居民家财犒軍。
然後到了京城繼位之後︰
丙子，诏河南府率京城居民之财以助賞軍。丁醜，又诏預借居民五個月房課，不問士庶，一概施行。帝素輕财好施，自岐下為諸軍推戴，告軍士日:“候入洛，人賞百千。”至是，以府藏空匮，于是有配率之令，京城庶士自絕者相繼。
輕輕一句話︰率居民家财以賞軍士。其實就是縱容士兵搶劫百姓，來收買軍心了。李從珂入京的過程，就是不斷的「犒」軍的過程。
而即便如此高的賞賜，士兵們又是怎麼回報李從珂的呢?當石敬塘大軍逼過來的時候︰
己卯，帝遣馬軍都指揮使宋審虔率千餘騎 至白馬坡，言踏陣地，時諸将謂審虔曰：“何地不堪交戰，誰人肯立于此？”審虔 乃請帝還宮。
每次擁立一位新君主，通常意味着大肆的封賞，即便級别底層的軍人也能得到合法掠奪的隐性福利（俗稱夯市，就是把所在城市劫掠一遍），士兵也就無心死戰。這種重賞賜、輕擁立的習氣，在宋太宗伐遼的時候，依然有殘餘——比如高梁河之戰：
軍中嘗夜驚,不知帝所在。有謀立德昭者,帝不悅。及還,以北征不利,久不行太原之賞。
宋朝也一直沒有很好地解決辦法，最終采用的也是用持續胡蘿蔔加大棒來解決問題。胡蘿蔔方面，宋朝的軍費一直居高不下，占整個财政收入的六七成。而犒賞在宋代軍費中的支出也非常的高，甚至于高出了軍器和馬匹的采購。除了例賜——也就是規定時間規定地點必然有的︰銀鞋錢，月頭銀等之外。像其餘隻要有任何國家大典，包括閱兵、郊祀，祭天等等都有賞錢。而皇帝登基更是厚賜。到了南宋，有時候打敗仗都有賞︰
官軍敗于建康江中, 督将尚奏功, 雲其四太子幾乎捉獲, 亦謂之推賞, 時謂以省記條推幾乎賞。
「幾乎要赢了」也有賞，不可謂不是一絕。
大棒方面，宋朝也是制定了各種複雜的制度，把權力分割細化，讓驕兵無法找到造反的主心骨，這讓宋朝确實長治久安了下來，結束了自五代十國以來的亂世。但是客觀上對軍隊的戰鬥力也造成了很多不利的影響，當然，這就是另外一個話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