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轼無法與王安石相提并論，那他厲害在哪？

說起王安石變法，我們曆史書上也學過，青苗法免役法農田水利法，幾十年後，也還背得一些。

變法的好處和壞處，教科書上也都有分析，但似乎裡面并沒有提到一個人。

他就是蘇轼。

蘇轼的人生，随新舊兩黨的消漲而浮浮沉沉，他的人生際遇，就是變法的一個極佳标本。

王水照《蘇轼傳》中寫道：

我們并不否認，對于王安石變法，蘇轼的認識是很不全面的，有時甚至帶有一些個人意氣，在複雜的社會政治領域，無論是思想的高度，還是目光的遠大，蘇轼都無法與一代名相王安石相提并論。

但他本着對下層群眾深切的同情，本着獨立不倚的立朝大節，從實際出發，敏銳地發現問題，指出新法實行中的弊端，希望“有補于國”，這樣的良心、勇氣和節操，确實難能可貴，永遠值得我們崇敬和學習。

一句話說通了，就是蘇轼是一個偉大的詩人，合格的地方官，卻并非有抉擇能力的政治家。

沒人喜歡折騰，之是以要變法，要改革，要維新，一定是沒有辦法的辦法了。

在這段曆史裡，你很難用好人和壞人去給新舊兩黨貼标簽，如果說反對變法的，就是頑固派，那麼，也沒見蘇轼傳下頑固派的惡名。如果說贊同變法就一定是前進的，但事實證明，在那個年代，完全無法阻止一些人，借新法作為向上攀爬的階梯，以滿足自己的欲望，并中飽私囊。

而且，當新黨獲得神宗的大力支援，遍布朝廷，元老重臣自覺退避三舍之後，各種壓力也就随之而來。

熙甯五年十二月，蘇轼受命到湖州督管堤堰工程，與好朋友孫覺見面，遊山玩水，飲酒吟詩，卻還要先立下規矩：

嗟予與子久離群，耳冷心灰百不聞。若對青山談世事，當須舉白便浮君。

我們多談風月，少當噴子吧。誰如果忍不住瞎掰掰，就須浮一大白，罰酒一大杯。

但，蘇轼天生就有一張大嘴，看到天氣不好，秋雨不斷，稻谷倒伏田中，可能會爛在田裡，他絕不可能視而不見，甚至說什麼“大雪紛紛落地，正是皇家瑞氣，再下三年何妨”之類的妄言。

于是，我們可以看到，蘇轼在杭州的幾年，走遍下屬各縣，當風調雨順時，他會高興地描繪，有個漂亮妹子，光着腳在勞作，她的小腿可真白啊，她正在水邊化妝，因為她老公打柴回來了，他們卿卿我我，多幸福……但他也會如實記錄“老翁七十自腰鐮，慚愧春山筍蕨甜。豈是聞《韶》忘解味，迩來三月食無鹽”。

大宋朝如果沒了蘇大嘴，還叫大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