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晔旻
神州大地美食千千萬萬，但其中以政治軍事風雲變化而出名者為數恐怕不多。而毛澤東詩詞裡曾提及的“武昌魚”，就是其中之一。
不一樣的“武昌”
顧名思義，“武昌魚”與“武昌”這個地名有關。在近代曆史上著名的“武漢三鎮”裡，就有一個“武昌”。“辛亥革命”的第一槍在此打響，武昌也是以“武昌起義”聞名四海。
隻不過，此“武昌”非彼“武昌”。大約也是“以武而昌”的内涵吸引了曆代的王侯将相，在中國的地圖上，曾經出現過三個“武昌”。一個今武昌（現武漢市武昌區），還有一個是距離此地不遠，民國年間的“武昌縣”，現在變成了武漢市江夏區。但這兩個地方都談不上是曆史上最初的“武昌”。這一“殊榮”屬于距離武漢百裡之遙的湖北省鄂州市——盡管今天此地的知名度甚至遠不及一江之隔的黃岡（因為有大名鼎鼎的黃岡中學）。
圖1 三個“武昌”的位置
鄂州算是“因國得名”。上古年間，這裡就有一個“鄂國”。《封神演義》裡也有個“鄂崇禹”，總鎮南方二百路諸侯，權力很大。後來，“鄂國”變成了楚國的“鄂邑”，秦朝統一六國以後又變成了“鄂縣”。假設沒有漢末三國的群雄紛争，這個“鄂縣”大約也會順理成章地演變為如今的“鄂州”。之是以中途有了搖身一變為“武昌”的插曲，與吳國的開國皇帝孫權有着莫大的關系。
漢末的孫氏勢力起自東南的長江下遊，要實作“小霸王”孫策在遺言裡所說的“保江東”的戰略目的，對長江中遊的湖北一帶可說是志在必得。這是因為湖北居東南之上遊，相對而言，東南無四川尚可立國，反過來，自古未有失荊襄而能保有東南者。孫權破棄與劉備的同盟，進而出兵襲殺關羽奪取了整個荊州，就是出于這個目的。
圖2 關公敗走麥城
公元221年，也就是關雲長敗走麥城的第二年，孫權就迫不及待地将自己的統治中心遷到了鄂縣，并改名“武昌”，自此以後，武昌這個地名就在鄂州沿用了近1800年。
為什麼是鄂州呢？所謂“左控淝盧，右連襄漢，扡禦上流，西藩建康”，以鄂州為中心的湖北東部地區是為長江中、下遊之間的結合部。長江中遊的主要支流大多在這一帶注入長江，當地遂成為長江中遊的一個水運交通中心。明末清初的顧祖禹在談論湖北形勢時就說，“湖廣之形勝……以東南言之，則重在武昌（指鄂州）”。孫權坐鎮于此，自然是為了更好地控制人心尚未完全歸附的荊州。也正是因為孫權将“鄂縣”改成了“武昌”，接下來的三國年間才有了一段關于“武昌魚”的逸事。
孫氏“坐斷江東”，在經濟上主要倚靠太湖、甯紹平原一帶。這一情形一直持續到東晉南朝時期，《晉書·王羲之傳》就說：“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是以，孫吳建都武昌，各種物質轉運需要沿着長江逆流而上，在财政上是一種沉重負擔。正是出于這個原因，荊州局勢穩定之後，孫權就在公元229年正式稱“大吳皇帝”後把國都從武昌遷回到了更加靠近太湖平原的建業（今江蘇南京）。
不過，終三國之世，武昌都是吳國江防重鎮。孫權在世時，曾經指派名将陸遜輔佐太子孫登留守武昌。到了他的孫子，也就是吳國的末主孫晧上台後，因為聽信江湖術士所謂“荊州有王氣”的說法，在265年再次遷都武昌，隻留禦史大夫丁固、右将軍諸葛靓鎮守建業。與孫權時期一樣，孫吳朝廷的國用所需仍舊需要下遊揚州地區提供。龐大的軍事上以及日常生活所需物資由下遊溯流供給，給吳地百姓造成了沉重的徭役負擔，引發普遍不滿。當時的左丞相陸凱就上疏引用了一首童謠稱作：“甯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甯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這也是“武昌魚”首次見諸史冊。迫于東吳舉國上下的一緻反對，第二年，孫晧又将都城遷回建業。隻不過“武昌魚”的名稱從此卻流傳開來了。
詩詞裡的“武昌魚”
從這首被載入《三國志》的“著名”童謠的内容看，既然它是以“武昌魚”與“建業水”在文字上做對仗和比襯，實質上就是說明“武昌魚”比“建業水”好吃。換言之，“武昌魚”在一千八百年前就已經成為了“美食”的代名詞了。明代就有人是以寫詩調侃孫權，“武昌城外漢江頭，萬古乾坤萬古。可笑孫郎魚不食，年年血戰取荊州。”這裡的意思就是，孫權為了從劉備手中奪回荊州，連武昌魚的美味都顧不上享受。
這大概也是“冤枉”了這位“吳大帝”。《永樂大典·壽昌乘》裡有記載，孫權來到武昌以後，派人将魚撈起來做成生魚片（脍）。其評價就是“味美于他處”。宋代詩人蘇同是以來了個反向思維，将孫權遷都的原因也歸結為“武昌魚”：“紫髯何事忽遷都，隻應翻憶武昌魚。”
圖3 生魚片古稱脍
無論孫權到底喜歡不喜歡吃“武昌魚”，武昌魚從此在詩詞界大放異彩也是不争的事實。南北朝年間的大詩人庾信出生在江陵 (今湖北荊州)，後來又在武昌擔任過郢州别駕。他在梁末的“侯景之亂”中投奔北朝（西魏、北周）後，一面在《哀江南賦》裡哀歎“将非江表王氣，終于三百年乎”，一面又在《奉和永豐殿下言志十首》一詩中借魚言志，表達思鄉的情感：“還思建業水，終憶武昌魚”。
至于過往湖北的文人墨客，往往也忍不住要吟詠一下武昌魚。比如1177年秋天，南宋的田園詩人範成大從成都東歸途經鄂州應邀赴宴，在《鄂州南樓》詩中詠誦“卻笑鲈鄉垂釣手，武昌魚好便淹留”，極盡對“武昌魚”的贊譽之詞。
當然，最讓“武昌魚”聞名遐迩的還是毛澤東主席的不朽之作《水調歌頭·遊泳》。1956年，毛澤東視察華中地區時，從湖南長沙來到湖北武漢。在暢遊長江後，毛澤東即興寫下《水調歌頭·遊泳》，其中就化用了《三國志》裡的童謠典故，開篇便是“才飲長沙水，又食武昌魚”。
圖4 《水調歌頭·遊泳》
究竟何方神聖
“武昌魚”究竟是什麼魚呢？《戰國策·宋衛》記載，“江漢魚鼈鼋鼍為天下饒”。《楚辭·漁父》也說，“甯赴湘流，葬于江魚之腹中”。以此可見，湖北一帶自古以來就以水産豐盛聞名。司馬遷和班固是以不約而同地記載：“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楚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 …民食魚稻。”據當代出版的《鄂州市志》水産篇記載，其本地魚類有21科、106種。有的魚此地有，别地也有。若以此看來，古代諸多“武昌魚”的記載，未必不是對當地淡水魚的泛稱。畢竟到處都有的“武昌魚”，也無所謂“武昌魚”了。
話說回來，中國的淡水魚裡有著名的四大家魚說法，即青、草、鲢、鳙(胖頭魚)。除此之外，《詩經》裡還有一句話，叫做“豈其食魚，必河之鲂？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詩中竟将黃河裡的鲂魚與齊國（姜姓）貴族的美女相提并論，足見鲂魚早已是種席上珍品。根據兩晉時期著名訓诂學家郭璞注《爾雅·釋魚》時的說法，“江東呼鲂為鳊”，說明古人眼中的“鳊魚”和“鲂魚”是一回事。
圖5 鲂魚
恰好湖北的長江（及其支流漢江）水域，正出産鳊魚。《襄陽府志》記載，“漢水中鳊魚甚美”。南北朝早期，南朝（劉宋）内亂，身為劉宋襄陽守官的張敬兒為了讨好即将在内争中勝利的蕭道成（齊高帝），特地雇用了一種裝有六橹的快船，把1800頭鳊魚以最快的速度送到南京，奉獻給新朝皇帝。而唐代詩人孟浩然也是湖北襄陽人，他同樣曾把“武昌魚”作為家鄉土産和禮物送給杜甫。清代光緒15年(1885)重修的《武昌縣志》更特地指出，在各處的鳊魚之中，“産樊口者甲天下”。湖北東部也有民謠稱頌各地美食名産，其中也提到了“樊口鳊魚”——“黃州豆腐鄂城酒，樊口鳊魚巴東藕”。
樊口在武昌（鄂州）縣西北五裡之處，為通港達江之口。相傳關羽曾經率軍屯紮于此。實際上，在樊口捕撈的鳊魚并不生長于此，而是來自梁子湖。梁子湖在鄂州市城區西邊45公裡處，湖域面積有300多平方公裡，水域面積約280平方公裡，為湖北省第二大淡水湖。鳊魚在梁子湖生長成熟後，随秋後外洩的湖水，沿蜿蜒九十餘裡的長港，遊弋到樊口進入長江，在河槽深處越冬。由于這個地理條件，樊口才成為了鳊魚的主要捕撈地。
圖6 梁子湖
到了距今100年前（1921），民國十年刊行的《湖北通志》更是第一次明确将 “武昌魚”認定為“武昌樊口鳊魚”的“舊名”。毛澤東主席日後在為《水調歌頭·遊泳》裡的“武昌魚”做解釋時也說，1975年5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的講話中，又說：“武昌魚不是說今天的武昌，是古代的武昌，在現在的武昌到大冶之間，叫什麼縣我忘了，那個地方出鳊魚。是以我說，‘才飲長江水，又食武昌魚’。”被毛澤東“忘了”的“武昌到大冶之間”的“縣”就是鄂州，所出産的鳊魚自是指“樊口鳊魚”無疑了。
“樊口鳊魚”即“武昌魚”的看法，在20世紀漸成主流。事情到這裡似乎就該結束了。然而，梁子湖裡出産的鳊魚，又存在着“三姐妹”——三角鲂、團頭鲂、長春鳊。其中的哪一種，才是正宗的“武昌魚”呢？1955年元月至1956年7月，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組成了一個20多人的工作隊，對梁子湖進行綜合考察。魚類學家易伯魯教授在此次考察中發現，“通常稱作‘平胸鳊’的鲂魚中，實際存在着兩個不同的種，一種俗名‘三角鳊（鲂）’，一種俗名‘團頭鳊’”。經過認真細緻的研究後，易伯魯先生正式将“兩側肋骨比其他鳊魚多一根刺的”“團頭鳊”命名為“團頭鲂”。由于三角鲂和長春鳊在全國其他地方（北起黑龍江、南到廣東）也有分布，“如從具有地方性的名稱來命名，就失去了意義”，唯獨團頭鲂是梁子湖獨有品種。故而易先生正式将“武昌魚”的“桂冠”戴到了“團頭鲂”的身上——“如果要‘正名定分’，那麼武昌魚就應歸團頭鲂所專有”。
圖7 團頭鲂
就這樣，從三國時代開始聞名達1800年的“武昌魚”，直到20世紀中期，才算被考證出了明确對象。好在“團頭鲂”的滋味，倒也對得起曆代稱頌“武昌魚”的食客。它肉質肥嫩，味鮮腴美。用當代作家的話說，“武昌魚（即團頭鲂）的吃法是以蒸為主，魚必鮮活次放料，一氣蒸成，原汁原味，滑嫩爽口，清香撲鼻，的确是一道極誘人的好菜”。
圖8 清蒸武昌魚
責任編輯：彭珊珊
校對：丁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