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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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編輯部
陳獨秀口供
▼陳獨秀起草并散發的《北京市民宣言》傳單
▼《慶祝建黨100周年 尋訪北京紅色地理》系列報道第一期
▼創刊之初的《新青年》
▼更名後的《新青年》
▼北京市檔案館出版的《中國共産黨北京（平）黨組織活動紀實》
100年前的7月，中國共産黨成立了。為了慶祝這個具有重大意義的年份，緬懷革命曆史，弘揚紅色情懷，北京青年報與北京市檔案館攜手推出系列報道，以檔案館館藏檔案為依據，尋訪北京紅色地理，重溫革命先賢探索救國的真理，追尋民族覺醒、奮進的偉大道路。
第2期
箭杆胡同20号《新青年》編輯部舊址
思想改變現實
南院辦公，北院起居；院子不大，影響巨大
箭杆胡同20号是一座不大的院落，隐身在東華門大街北側曲折幽靜的胡同深處。推開紅色的如意門而入，南北兩排房一目了然。别看院子不大，影響卻不小，100多年前這裡是陳獨秀在北京的居所，也是《新青年》編輯部在京的舊址。從1917年1月到1919年年底，這座小院聚集起了一批優秀的思想者和文化先驅，并深刻影響和推動了改變整個中國社會的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
1935年，胡适為《新青年》重印題詞時說：《新青年》是中國文學史和思想史上劃分一個時代的刊物，最近20年中的文學運動和思想改革，差不多都是從這個刊物出發的。1942年，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學習組的發言中說：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現在還不是我們宣傳陳獨秀曆史的時候，将來我們修中國曆史，要講一講他的功勞。
2001年，《新青年》編輯部舊址被公布為北京市文物保護機關。2013年初，東城區将《新青年》編輯部舊址納入曆史文化名城保護重點項目。2015年，小院完成騰退修繕，恢複曆史原貌并設立展陳，開辟為又一處愛國主義教育場所。
陳獨秀為什麼選擇在箭杆胡同落腳？對京城胡同十分熟悉的北京市檔案館專家王蘭順告訴本報記者，陳獨秀帶着《新青年》從上海來到北京，正是受到蔡元培的邀請，進入北京大學做文科學長。箭杆胡同離北大三院和北大紅樓非常近，步行就可以上班。
“今天的箭杆胡同20号在1965年以前叫9号，這座院子屬于姓孫的一戶人家。孫家從宣統年間就住在這裡，他們把東院租給了陳獨秀，自己住的房子跟這個院子有一牆之隔，且有随牆門相通。”
陳獨秀搬進箭杆胡同9号後，《新青年》編輯部在南房辦公，他與家眷在北房起居。以北大為依托，李大钊、錢玄同、胡适、魯迅、周作人、劉半農、沈尹默等人都曾來到這個院子，為每一期刊物的主題召開編輯會，碰撞思想，輪流當編輯，《新青年》也從先前在上海時由陳獨秀一個人編纂的局面轉變為一個團體進行運作。
“群眾的、階級的、社會的”革命，才有出路
《新青年》在上海創刊之初其實叫《青年雜志》，是一份綜合性文化月刊，每月一号約100頁，六号為一卷。第一卷發行後，因名字與上海基督教青年會的周報《上海青年雜志》有些雷同，為避免不必要的麻煩，遂改為《新青年》。
《青年雜志》創刊時，中國正處于新舊思潮發生激烈沖突的時期，袁世凱實行獨裁專制，規定“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修身大學”，而由西方傳入的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等思想觀念卻深受知識階層的歡迎。陳獨秀雄心勃勃，立志要辦一種“隻要十年、八年的工夫，一定會發生很大影響”的雜志。在1915年9月15日的發刊詞《敬告青年》中，他對青年寄予厚望，提出改造青年國民性的六項标準：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陷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象的。《敬告青年》被視為新文化運動的宣言書，在中國現代思想文化史上也具有重要的影響。
《青年雜志》更名《新青年》後，陳獨秀在改刊的第一期上又撰寫了《新青年》一文，号召青年們做“新青年”，生理上身體強壯，心理上“斬盡滌絕做官發财思想”，“内圖個性之發展，外圖貢獻于其群”，以自力創造幸福，“不以個人幸福損害國家社會”。
陳獨秀與蔡元培的交往由來已久，陳獨秀晚年在自己寫的《蔡孑民先生逝世後感言》中提及：“我初次和蔡先生共事，是在清朝光緒末年。那時楊笃生、何海樵、章行嚴等在上海發起一個學習炸藥以圖暗殺的組織。行嚴寫信招我，我由安徽到上海，便加入了這個組織。住上海月餘，天天從楊笃生、鐘憲鬯試驗炸藥。這時，孑民先生也常常來試驗室練習、聚談。”
後來他們都意識到暗殺不是“科學的革命運動”，“科學的革命運動必須是群眾的、階級的、社會的”，于是徹底摒棄了這種形式。
1916年年底，蔡元培受命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他倡導“思想自由、相容并包”的主張，實行“教授治校”的制度，聘請李大钊、胡适、錢玄同等一衆“新派”人物來北大任教，這其中他也說服了陳獨秀遷址《新青年》北上。
從文學革命到傳播馬克思主義
被蔡元培喻為“五四運動時代之急先鋒”的《新青年》來到北京後，以提倡白話文作為“文學革命”的突破口。
“文學革命”的口号最早是由在美國康奈爾大學留學的胡适提出來的，出自他寫給安徽同鄉好友梅光迪的一首詩：神州文學久枯餒，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來不可止，文學革命其時矣！吾輩誓不容坐視，且複号召二三子。
這個口号引發了陳獨秀的強烈共鳴，他認為：“文學者，國民最高精神之表現也”，也有意改良文學。胡适寫信告訴陳獨秀，“……為祖國造新文學，宜從輸入歐西名著入手，使國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觀摩，然後乃有自己創造之新文學可言也。”陳獨秀便回信請胡适在功課之暇，“……為《青年》多譯短篇名著若《決鬥》者，以為改良文學之先導。”
1917年1月，胡适率先在《新青年》發表《文學改良刍議》，提出從“八事”入手進行文學革命——“一曰，須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須講求文法。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五曰，務去爛調套語。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講對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語。”2月，他又在《新青年》上發表《白話詩八首》，成為中國現代白話詩的開山之作。
從1918年起，《新青年》幾乎全用白話。中國第一部白話體小說——魯迅的《狂人日記》就刊載在這裡，還有《孔乙己》、《藥》等作品；沈尹默、劉半農、陳衡哲等人的白話詩也相繼刊登。後經五四運動的推動，1919年一年，全國出現了400種白話報；1920年以後，國内幾大雜志《東方雜志》、《小說月報》等也都逐漸白話化了，文學革命取得了極大的勝利。
五四運動之前，“民主與科學”一直是《新青年》雜志的主流話語體系。十月革命以後，《新青年》在1919年5月出版了“馬克思主義号”，這一号刊登了李大钊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上），另外還有諸如顧夢熊、淩霜、淵泉等人撰寫的介紹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文章。不過這個時期《新青年》刊載的有關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文章，僅是中國思想界衆多思潮中的一種，還不是人們改造社會、重塑中國的思想武器。
五四運動之後，《新青年》繼續刊載了李大钊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下）。盡管尚未大量刊載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文章，但歪曲和誤解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文章卻不再出現在《新青年》雜志上了。
1920年5月1日，《新青年》第7卷第6号第一次公開紀念“五一”勞動節，标志着《新青年》的視野已經從青年學生轉向了勞工階級。同期《新青年》還集中刊載了中國各界對“第一次亞拉罕對華宣言”的回複與讨論，蘇俄革命開始逐漸為國人所知曉。随着“十月革命”“馬克思列甯主義”等真正進入《新青年》的話語體系，它逐漸完成了最終方向的演變，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為日後中國共産黨的創立奠定了思想基礎。
《新青年》與五四運動
在早期的《新青年》雜志上可以看到“陳獨秀主撰”的字樣，有了北大這個平台，1918年1月﹐陳獨秀召集《新青年》編輯部會議，宣布“本自第四卷第一号起，投稿章程業已取消，所有撰譯，悉由編輯部同人，公同擔任”，“采取集議制度，每出一期，就開一次編輯會，商定下一期的稿件”。李大钊、魯迅、錢玄同、劉半農、周作人、胡适、沈尹默加入編輯部，《新青年》開始采取輪流編輯的辦法，從此成為了真正的同仁雜志。
不難發現，在《新青年》編輯部成員和作者隊伍中，北京大學的新派教授占據絕對主力，他們在北京高校中聲望很高，頗受學生歡迎。五四運動時期的著名學生運動領袖羅家倫、傅斯年、許德珩等都與陳獨秀、胡适、李大钊保持着密切交往。《新青年》雜志雖然并沒有明确地号召學生運動，但這些編撰者們一直用自己的言行鼓舞着青年學生，并為他們的積極鬥争提供指導和支援。
1919年，中國政府在巴黎和會上的外交失敗直接引發了五四學生運動。5月4日下午，北京三所高校的3000多名學生代表沖破軍警阻撓，雲集天安門，打出“誓死力争，還我青島”、“收回山東權利”、“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廢除二十一條”、“抵制日貨”、“外争主權，内除國賊”等口号，并且要求懲辦交通總長曹汝霖、币制局總裁陸宗輿和駐日公使章宗祥。學生遊行隊伍前往曹宅，痛打了章宗祥，北京高等師範學校（今北京師範大學前身）數理部的匡互生第一個沖進曹宅，并帶頭火燒曹宅，引發“火燒趙家樓”事件。随後，軍警出面控制事态，逮捕了學生代表32人。
毛澤東為什麼評價陳獨秀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王蘭順告訴記者梳理過相關的史料就會一目了然。
5月4日當天，陳獨秀發表了《兩個和會都無用》的文章，号召人民站起來，不要迷信政治家和外交家，自己解決問題。
5月11日，他發表了《對日外交的根本罪惡》，文章中指出：“現在可憐隻有一部分的學生團體，稍微發出一點人心還未死盡的一線生機。僅此一線生機，政府還要将它斬盡殺絕……”
5月18日，陳獨秀再次發表了《為山東問題敬告各方面》的文章，指出：“現在日本侵害了我們的東三省不算事，又要侵害我們的山東，這是我們國民全體的存亡問題，應該發揮民族自衛的精神，無論是學界、政客、商人、勞工、警察、當兵的、做官的、議員、乞丐、新聞記者，都出來反對日本及親日派才是。”
5月26日，陳獨秀又繼續發表了《山東問題與國民覺悟》一文，提出“公理不是能夠自己發揮，是要強力擁護的”，“應該抱定兩大宗旨，就是：強力擁護公理，平民征服政府”。在《為山東問題敬告各方面》《山東問題與國民覺悟》兩文中，他大聲疾呼：“呵，現在還是強盜世界，現在還是公理不敵強權時代!”
6月3日，北京數以千計的學生湧向街頭，開展大規模的宣傳活動，被軍警逮捕170多人。第二日又逮捕學生800餘人，進而引發了新一輪的大規模抗議活動。
6月8日，陳獨秀撰寫了《研究室與監獄》，他在文中寫道，“世界文明發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獄。我們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
王蘭順總結道，從5月4日到6月8日，陳獨秀在《每周評論》周刊上共發表了7篇文章和33篇《随感錄》，為學生運動搖旗呐喊，推波助瀾。這份由《新青年》同仁創辦的周刊報紙，以反映目前迫切的政治問題為主要内容，與側重理論的《新青年》互為補充，憑借它們當時具有的影響力，成為五四運動中最強有力的助推器。
除了以文章做武器，陳獨秀還采取了一項更為轟動的行動，那就是起草并散發了著名的《北京市民宣言》。為了實作宣言中聲明的“惟有直接行動，以圖根本之改造”，1919年6月11日晚，陳獨秀來到前門外的新世界商場散發傳單，随後就被便衣警察跟蹤逮捕，送交京師警察廳，第二天警察又對箭杆胡同9号進行了搜查。
陳獨秀被捕後，在李大钊等人的奔走下，北京各報在第一時間進行了報道，消息傳遍全國，社會各界人士紛紛呼籲要求釋放他，此後還掀起了保釋聲浪。9月16日，迫于社會各方的壓力，京師警察廳最終釋放了入獄三個月的陳獨秀。但他并沒有恢複完全的自由，警察總監指令中一區警察署對其進行“豫戒”，按月呈報行蹤。
1920年2月，陳獨秀在李大钊的幫助下秘密離開箭杆胡同9号，傳回上海，《新青年》由此也結束了在北京的發展曆程，編輯部從北京遷移到上海法租界環龍路漁陽裡二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自第八卷起，《新青年》成為上海共産主義小組的機關刊物，仍由陳獨秀主編。1921年中國共産黨創立後，它又一度成為中共中央機關刊物。
檔案見證曆史
據王蘭順介紹，從陳獨秀被捕、出獄到離京，北京市檔案館館藏的京師警察廳的相關檔案都有所記錄。今年4月剛剛出版的《中國共産黨北京（平）黨組織活動紀實》第一冊共收錄了11組92件檔案，主要内容就有五四運動中陳獨秀被捕及獲釋、李大钊等共産黨人及革命群衆上世紀20年代在北京的革命活動情況。
在這套《中國共産黨北京（平）黨組織活動紀實》中，近50%的檔案為首次公布，而已經公布的，以往也隻被研究者所關注。
王蘭順從事檔案研究工作多年，他形容自己第一次看到這些檔案的時候非常激動，好像在跟前人對話一樣。
“檔案的魅力就在于細節，如果沒有檔案記錄，陳獨秀散發傳單、被抓、釋放一系列過程都隻是一個大而化之的概述。他當時是一個什麼形象？怎麼穿衣戴帽？傳單怎麼放在衣服裡面？他在警察局的口供裡怎麼編故事？怎麼進行周旋、施展鬥争藝術？我們都不會知道。随着時間的推移，地理環境、建築形态、曆史形态和社會背景都發生改變了，但看了檔案，整個曆史事件的過程好像又重制了一次，很多東西能夠還原出來，感覺就像看紀錄片一樣。”
【被捕】
見一白帽西服人 上下樓甚頻
翻開這本“活動紀實”，在一份民國八年六月十一日的報告書上，報告人記錄：今晚約八時，在新世界見一白帽西服人，上下樓甚頻，且其衣服兜中膨滿，即由文牍兼探員秦樹勳、李文華跟蹤偵伺。至約十時，該人潛往該商場五層樓之西南方黑暗處，其最下即該商場出入之門，手持傳單正欲往下扔撒，即由李文華下手逮捕……檢其名片名陳獨秀，并檢出洋文信，有漢文三字，系《道字報》，及傳單一大卷……（見圖①）
陳獨秀當時欲散發的《北京市民宣言》也進行了留檔，在這份中英雙語的傳單中，陳獨秀對政府提出“最後最低之要求”：對日外交，不抛棄山東省經濟上之權利，并取消民國四年七年兩次密約；免徐樹铮、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段芝貴、王懷慶六人官職，并驅逐出京；取消步軍統領及警備司令兩機關；北京保安隊改由市民組織；市民須有絕對集會言論自由權。
在6月12日的提訊中,陳獨秀在口供裡陳述道：“我系安徽懷甯縣人，年四十一歲，現在北池子箭杆胡同門牌九号居住。我父母均已故去，京内隻有我女人并有一兒一女。我從先在日本公立大學畢業，于前二年來京，在北京大學文科擔任學長。于兩個月以前，蔡校長在校時，我請假回南，因為我家叔故去，尚未葬墳，是以回籍辦理墳墓之事。我于前幾日由南來京，路過上海時經上海學生聯合會友人徐姓交給我這傳單一千四五百張，叫我到北京散布。本月十一日上午十鐘，我将這傳單送到北京學生聯合會四五百張，交給不知姓名高等師範學生收訖。本月十一日下午七鐘，友人請我在溫花春吃飯，我持拿傳單到彼吃飯，吃完飯，天約九十點鐘，我到新世界散布傳單，已散去數十張。當時有人在旁睄看我，即将傳單揣在我衣兜内，不料被官人将我揪獲……”
因警察于前一天從他家中搜出了一些雜志、報刊、稿件及電文，在口供的最後，陳獨秀進行了解釋：“……由我家搜出《新青年》雜志是上海出版，已有三年，每月一冊……于去年十二月我成立《每周評論》社，是我主筆，經理是郭厚庵，去年十二月我曾來廳立過案，每一星期出版一冊……”
【保釋】
務乞俯念鄉裡後進
陳獨秀被捕的消息刊登後，引起京師警察廳的震怒。檔案顯示，6月14日，京師警察廳以書面形式向國民公報館發出警告：“一則曰：近日外間釋出之《市民宣言》傳單，政府疑為陳氏所發。再則曰：政府認此次學生風潮發難于北京大學，皆陳君鼓吹新思想所緻，故有拘捕之舉……嗣後對于此等案件勿得妄加臆語，惑人聽聞。”
令京師警察廳沒有料到的是，全國教育界、文化界等聞訊對陳獨秀展開了積極的保釋營救。檔案記錄，6月15日，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緻函京師警察廳；6月16日，北京大學教授劉師培、馬裕藻、馬叙倫、王星拱等幾十人聯名呈請警察總監（見圖④）；6月20日，民國大學校長應善以、中國大學校長洪逵及各校教員馮承鈞、袁敦禮、馬寅初、顧兆熊等幾十人又聯名遞交呈請；6月25日，安徽同鄉會緻信警察總監；6月26日，安徽省長呂調元緻電京師警備司令部、警察總廳……
民國大學校長應善以在呈請中說：“……查陳獨秀平日言論無論是否适當，然原其用意無非出于書生愛國之憂。竊念鈞廳保衛地方，維護士類，素為學商各界所欽仰，可否于陳獨秀寬其既往，以示國家寬大之至意……”（見圖②③）
安徽省長呂調元在電文中說：“懷甯陳獨秀好發狂言，書生結習。然其人好學深思，絕與過激派無涉。聞在京被捕，此間人士愛護學者，群請解救。學潮初定，似不宜又興文字之獄。兩公容納衆流，夙所欽仰，務乞俯念鄉裡後進，保全省釋，以慰士望。”
【獄中】
頭部發痛肚腹發墜消化不良
王蘭順告訴記者，從這些檔案中不難看出，陳獨秀倔強剛烈，散發傳單之舉可以說是性格使然。但同時他也懂得鬥争的技巧，以自己的方式與當權者進行抗争。
“活動紀實”收錄了9份京師警察廳司法處為陳獨秀患病及診治情形呈警察總監的檔案。
1919年7月20日，“據押犯陳獨秀聲稱，伊現頭部發痛，肚腹發墜。遂派巡長那玉景往醫藥室将宋醫官請到本所給其診，系痃症。複派那玉景同宋醫官至醫藥室給其取來面藥六包，令其一日服用三次。等情。理合将第一次診治情形報告。”
1919年8月30日，“據押犯陳獨秀聲稱，伊胃口現在不合。遂派巡長那玉景赴醫藥室将林醫官請來本所給其診，系消化不良之症。複派巡長劉永壽随同林醫官回醫藥室取來面藥三包，給其分服。理合将第一次診治情形報告。”（見圖⑤）
1919年9月6日，“竊查本處留置之散放傳單陳獨秀一名，自七月二十日後時患病症，業經本廳醫藥室醫官等診治，給藥服用。似亦無甚大病，惟近日查察飲食似較減少，精神尚不至困頓。謹将拘留所疊次報告陳獨秀病狀，及醫藥室藥方一并呈請鑒核。”
【釋放】
姑念尚系學子 應予從寬
為營救陳獨秀，胡适、章士钊、羅家倫紛紛寫信求助或疏通關系；面對紛至沓來的聯名信，政府高層内部關于是否“鎮壓”也存在争議；此外孫中山也起到了一定作用，最終京師警察廳司法處宣布對陳獨秀予以釋放，但陳獨秀必須接受所轄警區的豫戒管理。
1919年9月17日，箭杆胡同所屬的中一區警察署遵從警察總監指令，對陳獨秀按豫戒法辦理，報告顯示：“……據北京大學教授劉師培等，民國大學校長應善以等，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及在京皖籍官紳馬其昶等先後呈函，并安徽呂省長來電略稱：陳獨秀書生結習，好發狂言，然其人好學深思，絕無他種關系，請予保釋。查該種傳單煽人為非，其言論殊屬破壞社會道德，陳獨秀竟自散放，雖稱受人指使，究系不知檢束，既據聯名列保稱無别情，姑念陳獨秀尚系學子，應予從寬。照準。仍應按豫戒法第三條四款施以豫戒，俾知儆惕，免其再有越軌行為……”（見圖⑧）
【豫戒】
至胡适宅拜訪是日并未回
所謂豫戒，是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的治安管理法規，受此處分者，3年内均受當地警察官署的監督，遷居要轉報手續，如有來客留宿也要向該管地方警察官署報告。
在按月呈報的一份“視察受豫戒指令者月記表”中有如下記錄。
執行年月：中華民國八年九月
執行署名：中一區警察署巡長白桂亮
指令各條：第三條第四款，不知檢束，常有破壞道德或阻撓地方公益之言論行為者。
本籍：安徽省懷甯縣
住所：本京中一區北池子大街箭杆胡同門牌九号
人相：身中面白有須
特征：無
月次：九月
行狀：行為安詳，閉戶讀書。（見圖⑥）
仔細翻閱月記表可以發現，記錄1920年1月的行狀一欄為：出外拜客數次，行動尚知檢束。到了2月，行狀一欄發生了變化：該生現赴上海，并未在京。其後還附錄上備考：查于二月九日下午一時餘，見陳獨秀乘人力車出門，聲言至緞庫後身胡适宅拜訪，是日并未回。複經調查數日，并未回家，聞系确赴上海。（見圖⑦）
因署員石貴宣對陳獨秀離京茫然不知，随即被中一區警察署予以記大過一次。緊接着刑事所巡長王維藩和巡警許權福受命秘密調查陳獨秀行蹤。
他們從住在陳獨秀斜對門的閻德順口中得知，陳獨秀官司完案回家後，經常外出到很晚，不知道在幹什麼事。近兩個月來閻德順沒有見過他，隻看見他家一個女傭人經常去北池子小街上買東西。他的妻子也經常外出，有時在家門外買東西。
王維藩和許權福又前往北京大學向一俞姓人打探，對方說陳獨秀學長前幾個月經常在學校，近段時間一直沒來……
總之在2月14日的這份“呈報密查陳獨秀行蹤情形”裡，警察最終沒有查出陳獨秀的藏身之處。還是在同一天的“陳獨秀于上海緻函京師警察總監”的檔案裡，陳獨秀自述：……日前接此間友人電促，前來面商西南大學事宜，匆匆啟行，未及報廳，頗覺歉仄。特此專函補陳，希為原宥。事了即行回京，再為面謝……
陳獨秀真正離開箭杆胡同9号，是由于北洋政府決定等他返京後立即實行逮捕。提前獲知這個消息的李大钊等人商議，先從車站把陳獨秀接到北大教授王星拱家，再設法送他離開北京。因不能乘火車或汽車出京，李大钊雇了一輛騾車，自己化裝成收賬的生意人，護送陳獨秀從公路出走。
王蘭順說，李大钊是樂亭人，講北方話，沿途一切交涉都由他出面。陳獨秀坐在車裡面不說話，因為他是南方口音，一張嘴就露餡兒。順利到達天津後，陳獨秀坐外國船回到上海，這也才有了“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後話。
本版文/本報記者 顔菁 供圖/王蘭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