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長大成人——《拉扯大的孩子》前言

【學界新著】

《拉扯大的孩子：民間養育學的文化家譜》内容簡介：

本書是一個鄉村女孩在成為母親之後，通過口述史和民族志的方法寫就的中國鄉村百年傳續的教育家譜，對家庭教育中的親緣共育、恩德訓育、吃苦倫理、青春期悸動、貴人相助、階層擺渡、現代養育焦慮、完美母職、象征性父權等話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讨。在這裡，我們既能看到一個農村家族的五代人在百餘年間如何面對苦厄、動蕩、無常把孩子“拉扯大”的複雜經驗，也能看到個人命運與國家命運休戚相關的“野孩子”們的長大成人的多條路徑。

不同于盧梭學派對鄉村生活及自然主義教育之烏托邦式的精英懷舊，也不同于布迪厄學派對精英教育與平民教育之純粹目光和實用目光的二分化了解，作者揭開了她所親曆的民間養育學的多副面孔和深層結構：“窮人的孩子早當家”——教育與生計相結合的家庭勞動教育；“說諒”與“圓成”——遊戲、世俗交談與社會歡騰所構造的公共閑暇教育；“舉頭三尺有神明”——對文字、讀書、教師、愛情、善業等所承載的“天道”持道德敬畏的神聖性教育。在不同曆史時期，鄉村社會基于生計考量的實用目光始終存在，但每一代人都保持了“學以為己”與“成而為人”的純粹精神與功德意識，後者才是支援平民子弟實作階層流動和文化超越的關鍵力量。可以說，民間養育學既是苦難教育學，也是希望教育學，而在最終意義上，是“大器晚成”的教育學。

“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還反了你了，養了個白眼狼！”這句話一直伴随我從小與母親鬥智鬥勇的成長過程。每次母親氣急敗壞地撂下這句話，我也隻能偃旗息鼓，雖然心裡很不服氣。那時候，我一點也不了解“拉扯孩子”的意思，心裡默默嘀咕，不就是洗洗尿布嗎？由于父母工作非常忙，我和弟弟的童年大多是在農村跟着爺爺奶奶度過的，與母親并不“親”。

來到城裡上國小後，我對母親的管教又恨又愛。在農村野慣了的我，恨她堅持讓我剪短發像個假小子，恨她不給我穿漂亮裙子，恨她學費不能及時交上讓我被老師羞辱，恨她不讓我看閑書，恨她不讓我帶好朋友來家裡玩，恨她總是冷冰冰地責備我……可是，懂事後的我也很心疼她。母親是個瘦小的南方女性，從小家庭條件優越，作為備受疼愛的小女兒，沒怎麼吃過苦，高中畢業後在當地的事業機關上班，屬于“坐辦公室”的人。1998年事業機關改革的時候，母親為了賺更多的錢來養活一大家子人，停薪留職從機關裡出來“下海”做起了買賣。父親在幾十公裡以外的地方工作，爺爺奶奶有很多地要種但收入微薄，還要照顧年幼的弟弟。母親就獨自承擔了進貨、擺攤、售賣、收攤、算賬的生計活，洗衣、做飯、打掃的家務活，還有親戚走動、人情來往的家族事務。在忙碌的間隙，她才能顧得上我，偶爾回農村看望老人和弟弟。

每次放學，我都會到母親窄小雜亂的衣服攤子旁邊，支個小凳子，與母親一起吃附近飯攤上買到的飯菜。母親總是飛快地扒拉幾口飯，或者吃幾口就要停下來應付來來往往的顧客。母親眼光好、口才好，是以生意格外的好。生意越好，母親就越吃不上幾口熱飯，是以落下了胃病。我要幫一下忙，母親就不耐煩地擺擺手，趕着我去溫書、寫作業，語氣生硬地對我說：“你别伸手幫倒忙，做好你自己的作業就行！”我縮在攤子的角落裡，看她與三教九流的人打交道。衣服賣得好或遇到老主顧的時候，母親的眉頭就舒展一些；遇到難纏或者找麻煩的主顧，母親就需要小心翼翼地賠不是；遇到來收保護費的兇神惡煞，母親就不得不低三下四、忍痛割愛。有時候，母親周轉不靈，保護費無法及時給，攤子就被壞人砸得亂七八糟。我幾次撞見母親默默扶起東倒西歪的架子，她偶爾會坐在椅子上長久地沉默或歎息，但她從沒為這些事情當着我的面流過一滴眼淚。

無論遇到什麼事，母親都不讓我吱聲，隻讓我待在角落裡做功課，或者讓我走開。漸漸地，母親攢錢租到了門面，後來又買下了一個門面。我藏縮的角落也越來越好，從衣服堆旁邊的小凳子，到一個樓梯間改造的試衣間邊上逼仄的一角，再到一個明亮寬敞的門面入口處的收銀台底下。始終不變的是，母親瘦小的身影擋住了一切，人來人往的熱鬧處有一個安靜的小角落，我在“市井中的孤島”上洞察卻無法陪着母親嘗遍人間冷暖。後來聽夏林清老師講到一個勞動家庭裡的父親，他是給上司開車的，作為司機，他養成了一種“在場而又不在場”的能力，這種時刻在“自我流放”、在孤獨與想象中遊走的生命體驗，我心有戚戚焉。

父親遠在外地工作，我們一家團聚的機會總是很少。偶爾團聚，父母的交流也缺少溫情。柴米油鹽、雞毛蒜皮充斥着談話和生活。想起來，我與父親的互動記憶非常少，但家裡到處散落着父親讀過的書。父親年輕時長得高大、帥氣，是個極愛讀書的人，寫的字也極好。假期無聊的時候，家裡寂寥無聲，反複翻閱父親的藏書成了我的消遣，就連父親在醫科大學進修時枯燥無味的厚厚教材《内科學》《外科學》都被我翻得卷了邊兒。我無數遍地模仿他書上龍飛鳳舞的鋼筆簽名，當然很多時候是為了代替家長簽字。漸漸地，我的字越來越像他寫的字，雖然他從來沒有手把手教過我寫字。偶爾，我也翻翻家裡珍藏的老照片，父親年輕時穿着白大褂、戴着聽診器的模樣英俊極了。可惜，父親的脾氣總是很暴戾、沖動，對待孩子不苟言笑，對待母親不夠溫柔體貼。我更多的是通過父親的物件、書籍來敬仰父親的才華，但在現實生活中卻常埋怨他對母親和我們照顧太少。

直到我生下了自己的孩子，從一個女兒變成了母親，看着孩子逐漸長大，自己在學業和家庭中痛苦掙紮，才感受到母親當年說“上有老、下有小”“拉扯大孩子”的切膚之痛。我試着去體會父母是如何在時代大潮中抓住任何一塊浮木，又拖着拽着嗷嗷待哺的幼兒或橫眉怒目的叛逆少女，保護孩子們每天不會凍着、餓着。他們已經盡了最大努力，但是，這種反身性的思考，并不能消解我在成長過程中對他們累積的怨念。人們常說“至近至遠東西，至親至疏夫妻”，親子關系又何嘗不是如此呢？母親離我很近，但精神上離我很遠；父親離我很遠，但精神上離我很近。我對他們又恨又愛，而這兩種感情又是無法通約的。

這種中國式的複雜親子關系和親職實踐，是我博士學位論文寫作的思考起點。一開始，我想寫的是“拉扯大的孩子：文化互嵌時代的養育實踐”。我的研究對象是像我這樣的三代撫幼家庭。這時候，我天天鬥智鬥勇的對象已經換成了導師康永久教授。康老師毫不留情地怼我：“你的研究問題呢？你的理論對手呢？”我也毫不客氣地跟他翻白眼，之後馬不停蹄地偷偷用功，争取下次能跟他吵個平手。在這個時期，我閱讀了大量與養育相關的書籍，對我聚焦問題啟發最大的是阿利埃斯的《兒童的世紀：舊制度下的兒童和家庭生活》、拉魯的《不平等的童年：階層、種族和家庭生活》、哈裡斯的《教養的迷思》、林耀華的《金翼：一個中國家族的史記》、許烺光的《祖蔭下：中國鄉村的親屬、人格與社會流動》、李銀河、鄭宏霞的《一爺之孫》、景軍主編的《喂養中國小皇帝：食物、兒童和社會變遷》、河合隼雄的《孩子與惡》、薩洛韋的《天生反叛》。書看得津津有味，但離找到一個明确的理論對手還差很遠。開題的時候，我甚至引用了康老師的理論，好歹證明一下師承關系嘛！不出意外地我又被康老師罵了，“我看見學生引用我的東西就臉紅”“你就這點出息嗎”“老師的東西不是用來引用的，是用來給你們當墊腳石的”“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書看的挺多，但我的論文遲遲沒有進展。我的副導師（學部實行雙導師制）也是我的女性主義啟蒙老師鄭新蓉教授着急了。她常常替我們這些遲遲無法畢業、帶着拖油瓶的女博士們發愁，希望我們不要總是“輸入”，不要總是“消費”，更要“生産”。她希望我跳出自己這一畝三分地，看見更多的普通女性、普通母親。為此，鄭老師帶着我們一起精讀了《鬥室星空：家的社會田野》，這本書成為我由關注孤立的個體家庭轉向關注家族和曆史的關鍵。我第一次從這本書中看到了與我同樣有着痛苦經曆，但最後實作經驗回溯、叙事療愈、結構反思和文化超越的“同伴”們。我開始覺得沒那麼孤獨，開始感到自己的選題在走出了個體家庭的局限時，還有一點時代共通性。我試着走出女兒的角色，從一個知識女性的角色去看待父親、母親和自己。我的論文開始于一個自我研究，但最終又不是一個自我研究，或者說，真正的“自我研究”絕不拘囿于自我。

這個時候，我剛好在“康門”讀書會導讀了布迪厄的《區分：判斷力的社會批判》、澤利澤的《給無價的孩子定價：變遷中的兒童社會價值》。最初，我是作為布迪厄和澤利澤的“迷妹”、帶着粉絲崇拜大神的敬仰之情來導讀的。怼天怼地的康老師又忍不住了，他認為布迪厄最終沒有突破結構決定論，而澤利澤最終也未能走出兒童的經濟價值決定論。一衆同門迅速分為兩派唇槍舌劍，最後誰也沒能說服誰。但關鍵的是，康老師打碎了我對布迪厄和澤利澤的“濾鏡”，敦促我完成了對布迪厄理論的再反思，最終我在《“文化區隔”與底層教育的污名化》一文中，開始了對“布迪厄神”的批判，也找到了關鍵的理論對手。

沉默而敏感的我，天生适合在社會田野裡撒歡兒、打滾兒，做了母親的我又多了幾分體物入微的本領，聽故事講故事已變成“長”在我身上的能力，但還沒有内化為一種使命。彼時，家族的大爺爺還健在，接近百歲高齡。我撫着他幹枯如虬枝的手，聽他模糊不清的吐字，看他眼角冒出的眼淚，不知不覺間已動容、動心。大爺爺說：“靈芝（我的小名），等我死了你燒給我。”他是想說，我等不到你畢業了，如果有一天，你寫成書了，就在墳上燒給我。後來我畢業的時候，大爺爺已經去世了，始終未看到他的故事成文。生命與時間，哪一樣都不等人。

就在與老一輩人談天說地的過程中，文化生命的流轉讓我歎息、扼腕、沉醉、愛慕、神往。每次我哄孩子入睡後，起身披衣，兒子睡眠的鼻息在側，我在電腦上整理錄音稿的時候，有如夜靈附身。對，我愛上了這件事，我愛上了這樣的我。很快，我的田野資料已逾40萬字。跨越百年的曆史，幾十個不為人知的生命故事，我要怎樣去呈現？我怎樣才能完成他們對我的信任和托付？文字之愛是一回事，文字的理性是另一回事。

我隻好從這些故事和熱愛裡暫時抽身，再一次“自我流放”。獨學而無友，必孤陋而寡聞。接下來的一整年，我輾轉于北大、清華、北師大的課堂，聽渠敬東老師的《論法的精神》精讀課、李康老師的西方社會學史、陳建翔老師的家庭教育課，雷打不動地參加康永久、陳向明、鄭新蓉老師的讀書會。這段時間一點兒都不輕松，我頭腦裡各種觀念在打架。尤其是在“技術”“自然”“資本”“市場”“勞動”“焦慮”等關鍵概念上，康老師是自戀樂天派，鄭老師是苦大仇深派，陳建翔老師是自然佛系派，陳向明老師是溫和行動派。他們也天天在“吵”，君子動口不動手，知識分子的天職就是天天吵架。這些恩師觀念、立場各不相同，我精神上受折磨極了，經常為此懷疑人生。但本質上，是我自己的觀念根本沒有生長出來，是以隻能當理論的“牆頭草”，覺得誰說的都有道理。

突破口在哪裡呢？那個時候，我突然意識到，傳說中幽深的柏拉圖洞穴，接近洞口的地方， 一定是岔路叢生的。選擇恩師走過的，或者指給我的任何一條理論之路，都可能會通向出口。可是，我想自己刨一條路出來。原因是，我的讀書之路已經太過于倚仗師長了，而我需要一次精神上完整的分離，來完成一個完全由我獨立制作的藝術品，哪怕是笨手笨腳地隻能雕刻一個“醜陋的小闆凳”呢，哪怕就這一次呢！我要完成一個久違的精神意義上的成人禮。不過，雖然屏蔽了老師們的“唠叨”，這個突破依然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實作的。康老師帶領我們閱讀了《道德情操論》和《善惡的彼岸》，向明老師帶領我們閱讀了《教育的美麗風險》，這時，我的學業生涯恰已步入尾聲。這三本書出現的剛剛好，幫助我完成了對底層社會一套基于“匮乏”的底線性教養和道德性敬畏的總結性思考。同時，我也看到了幾代鄉村讀書人在為了“不在地裡刨食”的奮鬥過程中，在被無數精英稱為“内卷”的焦慮社會中，所存續的一種基于天性之愛、基于心靈托付、基于投身阿倫特意義上“言說與行動”之人性實踐的純粹目光。這一次，母親的、父親的……很多人佝偻的身軀和高昂的頭顱終于在模糊的曆史中，和我的文字合而為一。那些與我一起共同完成這些文字的人，還活着的或已經逝去的，他們的面孔也在此時一一清晰起來。當然，對于民間養育學的思考和書寫還有很多遺憾，那些沒有完成的，親愛的讀者們，還會在你們的了解上繼續完成。

安超（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後，北京師範大學講師）

2020年12于清華大學明齋

來源：中國青年報用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