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而在不久前的6月15日，毛澤東在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緻詞時，最後呼喊的三個口号中，有一個是“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萬歲！”
新中國當時為什麼會有兩個名稱，她的國号到底叫什麼？還得從新政協籌備會說起。
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結束後，下設六個工作小組。其中，第三小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四小組負責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
第四小組組長為董必武，副組長為黃炎培。黃炎培不在北平時，由清華大學教授張奚若代替，秘書為賴亞力。組員有張文、沈鈞儒、張東有、胡厥文等22人，全組共25人。
在起草政府組織法草案的過程中，第四小組成員和有關專家對國家屬性、政府組織的基本原則、民主集中制、國家最高政權機關産生的方法、人民委員會的組織、最高行政機構的名稱、政務院及其下屬各部機構的組織，還有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人民監察委員會、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署的組織和隸屬關系等問題的讨論，意見基本上趨于一緻，沒什麼大的争論。
但在新中國的國号和國号的簡稱選取上，意見分歧出現了，争論十分激烈。
7月9日，第四小組第二次會議上，清華大學教授張奚若對“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的稱呼提出質疑。
張奚若說：“有幾位老先生嫌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的名字太長，他們說，應該去掉‘民主’二字，我看叫中華人民共和國好。”
但民主建國會創始人黃炎培（近現代愛國主義者和民主主義教育家）和複旦大學教授張志讓（新中國第一代大法官）兩人仍主張用民主二字：
“我國國名似可将原拟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簡稱中華民國或中華民主國。将來進入社會主義階段即可改稱中華社會主義民主國。”
張奚若還是一副學者風度，不過語調顯得有點激動：
“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兩字了，豈有人民而不民主的呢？且民主一詞democracy來自希臘字，原意與人民相同。去掉‘民主’二字後，從以下解釋也很容易明白：為共和而非專制，是民主而非君主。”
再說，“人民是指勞工、農民、小資産階級、民族資産階級，我們是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人民這個概念已經把民主的意思表達出來了，不必再重複寫上‘民主’二字。”
張奚若發言後，民主促進會的代表、東吳大學教授雷潔瓊說：“如果國名太長，使用時不作全稱即須注明是簡稱。”
之後經過反複讨論和征求意見，确定把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9月22日，董必武在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上報告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起草經過時說：
“國家名稱的問題，本來過去寫文章或演講，許多人都用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黃炎培、張志讓兩先生曾寫過一個節略，主張用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
在第四小組第二次全體會議讨論中，張奚若先生以為用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不如用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們采用了最後這個名稱，因為共和國說明了我們的國體，‘人民’二字在我們今天新民主主義的中國是指工、農、小資産階級和民族資産階級四個階級的人，它有确定的解釋，這已經把人民民主專政的意思表達出來，不必再把‘民主’二字重複一次了。”
至此，國号之争塵埃落定。不過，國号後面仍拖着一個小小的“尾巴”，就是國号的簡稱。後來，這個小“尾巴”引起了更激烈的争執。
在送出給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的檔案中，共同綱領和政府組織法中的國号即“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後，都帶着一個括号，裡面寫着“簡稱中華民國”六個字。
中華民國？沒錯，和辛亥革命建立的“中華民國”一字不差。
關于簡稱“中華民國”的問題，當時有三種意見。一種認為“中華民國”的簡稱需要沿用；另一種認為可以有簡稱，但不用“中華民國”；而第三種意見則建議取消簡稱。
早在6月18日第四小組第一次會議上，雷潔瓊在針對國名過長的問題說：用時，不用全稱，可以用簡稱。
6月19日，黃炎培、張志讓在《提議國名定為“中華人民民主國”》的建議中提出：“簡稱‘中華民國’雖名稱較舊，‘中華民主國’名稱較新，然‘中華民國’四字為簡短友善，恐不能廢棄。”
到了8月17日，第四小組通過《關于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政府組織法草案》，其中，确定把“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簡稱中華民國”。
草案的第二條明确寫明：“中華民國的國家制度，為無産階級上司的全國各族各民主階級聯盟的人民民主專政。”
草案征求意見，不同的聲音很快出現了。
8月21日，李達緻函周恩來，對《政府組織法草案》中有關國号問題提出意見。函中說：
昨天看到政府組織法草案，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簡稱中華民國”之規定，我認為與其簡稱為“中華民國”，不如簡稱為“中國”或“新中國”較為妥當。
其理由：一是“中華民國”為舊法統之象征，我們已經廢除了舊法統，即不需再沿用“中華民國”的名稱。
二是沿用“中華民國”名稱，不能以新視聽，反而掩蔽“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實質。
并且，反革命的殘餘，也同樣沿用“中華民國”的招牌。我們若也沿用此名稱，似乎欠妥。若改為“中國”或“新中國”，那就妥當得多了。
國号簡稱的表述不僅在第四小組《政府組織法》草案中引發争議，在第三小組《共同綱領》草案中也引起關注。
9月6日，民革常委陳劭先在第三小組讨論《共同綱領》草案初稿時提出：“綱領内‘中華人民共和國’下應加括弧（簡稱中華民國）。”
開始的時候，争議并不明顯。9月7日，周恩來在《關于人民政協幾個問題》的報告中，談到簡稱問題時解釋說：
“但還要顧到人民的傳統和習慣，因為中華民國叫了三十八年了，一下子換了會使落後的、政治水準低的人民不能接受，是以，我們許可簡稱中華民國，但這個中華民國的性質和過去是有差別的，它不包括地主、官僚資産階級在内。是以，我們這個國名是從它的性質來決定的。”
9月20日，《共同綱領》草案送出籌備會第二次全體會議通過。經毛澤東多次審閱後的草案，總綱第一條将新中國國号命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簡稱中華民國）”。
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
會上，許多代表認為“簡稱中華民國”幾個字容易使人把它與過去的北洋政府和蔣介石政府混為一談，容易造成誤解。也有代表認為感情上習慣用“中華民國”，一旦改掉，會引起不必要的反感。
國号簡稱的争議越來越大……
1949年9月25日深夜，黃炎培、司徒美堂、何香凝、馬寅初、沈鈞儒等在下榻的北京飯店裡，收到一封由周恩來和林伯渠聯名相邀的午宴請柬：
“9月26日上午11時半在東交民巷六國飯店舉行午宴，并商談重要問題，務請出席。”
接到這種請柬的人共有二三十位，大都為70歲上下的老者，均為各方知名人士。
第二天中午，應邀者按時趕到六國飯店。出席這次午宴的有：
張元濟、何香凝、周緻祥（考懷）、符定一、馬寅初、徐特立、吳玉章、張瀾、黃炎培、簡玉階、陳叔通、沈鈞儒、陳嘉庚、司徒美堂、林伯渠、張難先、郭沫若、沈雁冰、車向忱等。他們中隻有幾位不到70歲。
午宴由周恩來主持，宴會之前，他讓人關閉了餐廳的大門，開始講話：
“今天請來赴宴的，都是辛亥革命時期的長輩，有三幾個人不是，來聽取長者的發言。
我國有句老話，叫做‘請教長者’，今天的會就是如此。在讨論三大檔案時，各位看見國号‘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下，有一個簡稱‘中華民國’的括号。
這個簡稱，有兩種不同意見，有的說好，有的說不必要了。常委會特叫我來請教老前輩，看看有什麼高見。老前輩對‘中華民國’這四個字，也許還有點舊感情。”
周恩來的話剛講完，黃炎培即發言說：“現在雖說解放了，但由于老百姓受的還是落後的教育，感情上習慣用‘中華民國’，一旦改掉，會引起不必要的反感。留這個簡稱，我看是非常必要的。況且，政協三年一屆，三年之後，我們再來除掉，并無不可。”
聽完黃炎培的發言後，民革中央常委，國民黨元老廖仲恺的夫人，同樣是辛亥革命元老的何香凝感慨道：
“中華民國是孫中山先生革命的一個結果，是許多烈士用鮮血換來的。關于改國号問題，我個人認為，如果能照舊用它，也是好，要是大家都不贊成，我也不堅持己見。”
這時，周緻祥坐不住了，這位清朝末年的進士在辛亥革命後隐居了38年，生平從不寫中華民國的國号。
他态度堅決：“我反對仍要簡稱什麼中華民國，這是一個禍國殃民、群衆對它毫無好感的名稱。二十多年來更是被蔣介石弄得不堪言狀了。我主張就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表示此次人民革命和辛亥革命的性質各不相同。”
争論很快來到了高潮。中國緻公黨創始人，年高83歲的美洲僑領司徒美堂站起來了，他耳聰目明，但不懂國語，此次由司徒丙鶴陪同赴北平參加新政協。
會上大家的發言，均由司徒丙鶴把别人的發言口譯給他聽。聽了之後，司徒美堂很激動，要求發言。宴會廳安靜下來，大家等待着，想聽聽這位老人的意見。司徒美堂說：
“我沒有什麼學問。我是參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敬孫中山先生，但對于中華民國四個字，則絕無好感。
理由是中華‘官國’，與‘民’無涉。22年來更被蔣介石與CC派弄得天怨人怒，真是痛心疾首。
我們試問，共産黨所上司的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認為不同，那麼我們的國号應叫中華人民共和國，抛掉中華民國的爛招牌。
國号是一個極其莊嚴的東西，一改就得改好，為什麼要三年之後才改？語雲：‘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令不行。’
仍然叫做中華民國，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們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勝利了，連國号也不敢改。
我堅決反對什麼簡稱，我堅決主張光明正大地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全稱。”
司徒美堂語音響亮，言之成理，擲地有聲。話一說完，大廳裡報以熱烈的掌聲。
氣氛熱烈起來，曾以痛罵國民黨官僚資本而出名的馬寅初站了起來：“我完全擁護剛才司徒先生提出的主張。括号中的簡稱不倫不類，不像話，應該去掉！”
接着，民盟上司人張瀾也站起來了，這位在重慶談判時被毛澤東稱贊“老成謀國”的老先生表示：“我也反對用什麼簡稱。”
陳叔通、車向忱也贊成此議。教育家車向忱還從教育群衆方面闡述：
“關于人民一時不能接受，這隻是宣傳教育的問題，慢慢地教育，讓人民認識我們這次革命政權的性質，萬萬不可因噎廢食。老百姓是否反對用新國号呢？我看不見得。”
法律專家沈鈞儒又從法律的角度對簡稱問題進行了解釋：
“如果有些群衆還要寫中華民國，那是他們的一時之便，我們也不必明令禁止。至于堂堂的三大檔案裡加上簡稱中華民國的括号，這的确是法律上的一個大漏洞；不合法律觀點，也萬萬不應如此。
遍觀世界各國國号，隻有字母上的縮寫，而沒有載之于立國檔案上的其他簡稱。将來在行文上，用國家名義與别國訂約時，也有不便。是以我也主張不用那個‘簡稱中華民國’。”
陳嘉庚也開始發言，他一口廈門話，旁人聽不懂，由秘書莊明理翻譯轉達。他說：“我也不同意用括号裡的簡稱。大家對中華民國絕無好感，落後的人可能一時不會習慣，但過些時候就會好的。”
……
最後，周恩來作小結。他表示：“我要把今天大家發表的意見綜合送給大會主席團常委參考，并由主席團常委作出最後決定。”
會議讨論結束已是下午l時半，宴席開始。黃炎培和簡玉階是素食者，另單設素席。
簡玉階每飯必先禱告上帝，在宴席上也是這樣，表情顯得十分嚴肅。當他還在禱告上帝時，其他吃葷席的人已是談笑風生，觥籌交錯，一派歡樂的氣氛。
9月27日，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讨論和通過《共同綱領》和《政府組織法》時，一緻同意和決定：去掉國号後面“中華民國”的簡稱。
政協代表們認為，簡稱“中華民國”去掉，不等于把中華民國過去革命的曆史意義一概抹煞。如辛亥革命、國共合作等都是有它的曆史意義的。這一點毛澤東在開幕詞中也講過。
同時“中華民國”這個名稱，因為在民間已很習慣，是以在目前，也不要禁止使用。在人民中還允許有這樣的稱呼，正如現在我們用陽曆，同樣也不禁止人民用陰曆。
要慢慢地引導人民在公文上用統一的國名和統一的公元年号，最好在正式檔案上要有這樣一個法律性規定。
從此，“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名很快被億萬中國人民所接受，揚名世界。
寫到這裡，不得不多說一下司徒美堂，這位在國号簡稱的讨論中發出最強音的老先生，是一位相當有傳奇色彩的時代人物，他的傳說還有很多。
司徒美堂
上個世紀，在美國實施了50多年的“排華法”，也是在這位老先生的力推下廢除的。
華人在美國的地位素來低卑，從19世紀80年代起，美國曾多次頒布“排華法”，歧視和排擠華人。廣大華僑和各社團紛紛向美國政府寫信，要求廢除“排華法”，但從未有回音。
而身為美洲洪門元老的司徒美堂，以切身的感受和體會，給時任美國總統的羅斯福寫了一封信，說出廣大僑胞的意願，事情終于有了回應。
1940年10月，羅斯福總統咨文國會請廢“排華法”，說“限制華人法案，是曆史上的錯誤”。
1943年，司徒美堂再次給羅斯福總統寫信，要求廢除“排華法”，羅斯福在10月11日向國會提案，提案中說：
現在提請國會審議準許一項法案，許可中國人移居我國，并允許這裡的中國居民成為美國公民。
國家和個人一樣，也會犯錯誤。我們要有足夠的勇氣承認過去的錯誤，并加以改正。通過廢除排華法，我們就可以改正一項曆史性的錯誤，并清除日本人的歪曲宣傳。
有待國會制定的這項立法将使中國移民和其他國家移民受到同等的待遇。是以，中國的移民限額每年大約100名左右，沒有理由擔心，這樣數量的移民會造成失業，或加劇求職的競争。
把公民權授予在我國，對說來為數不多的中國居民，将是又一招有意義的友好表示。這将進一步證明，我們不僅把中國當成共同作戰的夥伴，還将她當成和平時期的夥伴，這樣會使中國人比其他東方人占有優惠的地位。她對榮譽和自由事業所做的偉大貢獻，使他們理應得到這種優惠。
我深信，國會是完全同意采取這種早應采取的措施，以糾正過去對我們朋友不公正的行為的。國會現在就此采取行動，也是我們打算在同其他國家人民的關系中運用睦鄰政策的一項保證。
12月17日，美國國會終于通過提案，實行了50年的不平等“排華法”得以取消，中國人和其他國家的移民在美國享有同等待遇。
為此，司徒美堂代表美洲洪門人士和廣大僑胞向羅斯福寫信表示衷心的感謝和敬意。
羅斯福收到信後回複：“此為順潮流而動，合乎人道而已。”
為什麼司徒美堂對羅斯福會有這麼大的影響力？幾乎以一己之力促成了“排華法”的廢除。
因為他曾是羅斯福的“東家”。當然，更重要的是他代表了公理和正義。
1880年，12歲的司徒美堂遠渡重洋到美國謀生，在唐人街一家餐館做雜工。當時，美國社會掀起一陣強大的“排華”逆流，華人備受歧視，經常遭到美國流氓欺負。
有些美國流氓常到中國餐館吃“霸王飯”，吃飯不僅不給錢，還要摔碗扔碟,甚至動手打人。華僑深受其害，但因身在異國他鄉，清政府又軟弱無能，也無可奈何。
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很多華僑加入了當時北美華僑下層群衆的一個最大的民間結社組織——洪門緻公堂。
洪門緻公堂源于大名鼎鼎的洪門，又稱紅幫、天地會、三點會、三合會，1925年發展成中國緻公黨，後來成為新中國的八大民主黨派之一。
洪門緻公堂以“忠心義氣、團結互助”為宗旨，以“反清複明”為旗号。1885年，17歲的司徒美堂拜堂盟誓，加入了洪門緻公堂。
司徒美堂20歲那年，一個白人流氓來到他打工的餐館吃“霸王餐”，在旁的很多華人都是敢怒不敢言。
而早年在小作坊裡練就了一身好武藝的司徒美堂實在忍無可忍，沖上去就是一頓拳打腳踢。但沒曾想到，流氓不禁打，很快咽了氣。
為此，司徒美堂差點被判處絞刑。後來在華僑及洪門人士的營救下，最後改判為10個月的囚禁。
這個意外讓司徒美堂在美洲的華人社會一舉成名。為他辯護的律師，就是剛剛拿到資格證的羅斯福。而他倆的淵源，才剛剛開始。
出獄後司徒美堂失了業。為了謀生，他給人當過管家、看孩子……
1894年冬天，深感緻公堂情況複雜、組織散漫、行動不力的司徒美堂決定在系統内另立“山頭”。
他與阮本萬、李聖策等洪門人士一起商量，集合堂内一些富有正義感、年少氣盛、敢作敢為的青年，在波士頓另行組織了“安良工商會”。
“安良工商會”簡稱“安良堂”，取意“鋤強扶弱，除暴安良”，仍隸屬于緻公堂系統之内。
後來安良堂在美國的聲勢極盛，幾乎成了洪門代名詞。此乃後話，那時的司徒除了忙着“另立山頭”之外，還在經曆着另一場重要的人生曆練。
1894年春，司徒美堂來到美國軍艦“保魯磨”号當廚工，在随軍艦四處漂泊日子裡，他到過南北美洲及歐洲各地，廣開眼界，也結交了不少三教九流人物。
1898年春，“保魯磨”号準備前往菲律賓去和西班牙軍隊作戰，争搶海外殖民地。豪情萬丈的艦長放言：“凱旋歸來，加薪更新。”
在海上漂泊已久司徒對此不感興趣，他還惦記着心中未竟的事業——“除暴安良”。于是，司徒和其他中國海員相繼退職，回到波士頓。
從此，司徒回歸了“安良堂”的總理身份，直到1938年，他70歲時才退休。
安良堂很快成為洪門緻公堂旗下的強勢團體，在司徒的努力活動下，安良堂由小到大，遍布美國東部各城市，全美國三十多個城市矗立着安良大廈，成員達2萬多人。
1905年，司徒美堂在紐約成立了“安良總堂”，被擁戴為“洪門大佬”。
為避免法律糾紛，司徒美堂聘請了著名律師作為安良堂的法律顧問，其中最為著名的，還是曾經為他化解“血光之災”的富蘭克林·羅斯福。
羅斯福在當美國總統之前，曾在安良堂擔任法律顧問達十年之久。羅斯福為人公道，對安良堂的法律事務盡心盡責，且不獅子大開口，甚得司徒美堂好感。在十年的交往中，兩人成了好朋友，友誼持續終生。
1932年，一·二八上海淞滬抗戰爆發，紐約和全美國的華僑紛紛上街示威遊行，募捐救國。安良堂組織抗日宣傳隊在街頭募捐演出，被警察抓走兩名宣傳隊員。
司徒美堂聞訊趕到已任州長的羅斯福處求助。
羅斯福聽完司徒美堂所說的情況後，立即打電話給警察局長，把人放了，讓司徒美堂感動不已。
羅斯福當選美國總統後，才辭去安良堂法律顧問一職。
在羅斯福擔任總統期間，華僑有什麼事，隻要司徒美堂寫信給羅斯福，羅斯福很快就親筆寫信答複，盡力幫助解決。
反觀那時代表國民政府的中國使館，司徒美堂他們的呈文大多是石沉大海，少有回音，即使回信了，也是敷衍了事，從無結果。
1945年，第一次聯合國會議計劃在舊金山召開。司徒美堂被美洲華僑推選為中國出席聯合國代表團的華僑顧問，想到将與老朋友羅斯福總統再次見面，司徒不禁十分興奮，期待會議召開的那天。
不料在會議召開前夕，羅斯福溘然離世，兩位老友錯過了重逢的機會。
10年後，回歸新中國的司徒美堂也因腦溢血與世長辭，享年88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