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家麟自認為“待人真誠而不虛僞，敢講真話而不隐瞞觀點”，曆經歲月滄桑，心系國家法治建設。從撰寫新中國第一本論著系統宣傳憲法，到将邏輯引入法律，他“甘當發展民主和厲行法治的鋪路石”。
從今以後，甯夏大學學子，再也見不到操福州口音唱平劇、講邏輯和法學的老者了。
這位老者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個出版論著系統宣傳憲法的原甯夏大學校長、全國傑出資深法學家、中國憲法學發展終身成就獎獲得者吳家麟教授。
5月3日，新中國憲法學的重要開拓者和主要創始者之一、共和國憲法發展的見證者和重要參與者、傑出的憲法學教育家吳家麟教授，在福州因病去世，享年91歲。
出生于1926年的吳家麟，經曆過戰争、運動、改革，從黑頭到白發，見證了新中國法制建設的起伏曲折、法學研究和憲法學的潮漲潮落，乃至西北法治教育的興衰更疊。
法院“旁聽”
吳家麟，雖是福建人，但很喜歡平劇。曾在甯夏大學工作的現中南大學特聘教授謝晖回憶說，在甯大校園裡，經常見吳家麟邊走邊哼，且呈若有所思狀。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焦洪昌，在華東政法大學韬奮樓初識吳家麟，至今尤記得“先生說，我和許（許崇徳）、何（何華輝）是戲迷，白天上課，晚上一塊聽戲。”
1926年6月，吳家麟生于福建福州市。父親系保定軍校三期畢業生，曾任國民黨軍低級軍官。幼年，吳家麟随父母移居廈門住三四年後，父親過世，舉家遷回福州。
日本發動侵華戰争後，為躲避戰火，人們大多遷徙閩北，學校也搬遷至内地閩清。吳家麟不得不孤身一人前往外地求學。不料，剛國中畢業，母親逝世了，吳家麟被迫中斷學業。
父母離世後，吳家麟失去生活來源，辍學前往福建甯化縣從事度量衡鑒定工作。兩年後，在父親保定軍校同窗好友資助下，吳家麟得以繼續求學，并作為戰區生就讀于福州進階中學。
福州進階中學與福建高等法院毗鄰。法院經常開庭，允許社會旁聽。一天，出于好奇，吳家麟走進法院。法庭上控辯雙方慷慨激昂、唇槍舌劍的辯論，讓他着迷，愛上了律師職業。
1947年高中畢業，吳家麟在父親好友資助下，專程到上海報考大學，法律專業成為報考重點。發榜時，他如願被北京大學錄取，進入法律系學習，從此，與法學結下不解之緣。
在北大讀書時，吳家麟遇到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個人——他的恩師張志讓——沈鈞儒等“七君子事件”律師團首席律師。張志讓，早年曾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德國柏林大學學習法律，回國後，曾在北洋政府大理院任推事（相當于最高法院法官），後任複旦大學校長。
新中國成立後，張志讓出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參與了“五四憲法”的制定，并在北大法律系講授憲法學、新哲學課。其時，吳家麟任憲法學課課代表，與張志讓先生接觸頗多。
張志讓淵博的學識、雄辯的口才，深深吸引了同學們。吳家麟因聰慧好學，也得到了張志讓的賞識。在張的支援下，吳家麟在同學中組織成立了憲法學研究小組，自己任組長。
該小組集中探讨中外憲法問題，大大加深了吳家麟對憲法學的興趣，以至于他在北大畢業後進入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讀研究所學生時，毫不猶豫地選擇攻讀國家法（憲法）專業。
“名噪京城”
1951年，吳家麟北大法律系畢業，被選入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研究所學生班學習。同年底，因工作需要被調入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國家法教研室任教，并擔任教研組組長，主講憲法學。
1954年，國家首批評定高等學校教師職稱，吳家麟被評為講師。同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通過新中國第一部憲法，史稱“五四憲法”。
吳家麟敏銳地意識到普及憲法教育的重要性，挑燈夜讀，奮筆疾書，在新憲法正式頒行前出版了人生第一部論著——《憲法基本知識講話》，積極宣傳新憲法的精神和意義。
該書提出的憲法概念和分析憲法問題的基本方法，奠定了“中國化憲法概念”的基本性質與特點。值得一提的是，吳家麟在書中已注意到憲法實施問題的重要實踐意義，“我們的責任不隻是參加制定憲法，我們更要用每一個人的實際行動和工作來保障憲法在正式制定後的實施。”
這些具有前瞻意義的學術思想在吳家麟以後的思想中得到了保持和發展，到今天仍具有重要學術價值。《憲法基本知識講話》一書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印刷發行90萬冊，深受讀者歡迎，在全國産生了重大學術影響。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韓大元等曾撰文評價說，這是新中國第一部系統宣傳新憲法的著作，也是一本憲法基礎讀物。憲法學泰鬥許崇德評價說，吳家麟“1954年首著新書，宣傳憲法，行銷中國數十萬冊。報紙刊物，約稿者接踵于途”“文傳遐迩，名噪京城”。
其時，吳家麟對建立法治國家滿懷憧憬，他大聲疾呼：“現在民主和法治的陽光已經照射出來了，理性的王國已經開始出現了。”1956年5月1日，吳家麟和學生湯翠芳喜結良緣。婚後一年，他們生活幸福而平靜。
吳家麟曾對自己的為人處世之道經做過一個短評：“認認真真、勤勤懇懇做事，堂堂正正、清清白白做人；待人真誠而不虛僞，敢講真話而不隐瞞觀點；直來直去而不拐彎抹角，直言不諱而不吞吞吐吐”。但他沒有想到，全家的幸福生活會毀在自己言論上。
1957年5月27日，吳家麟應邀參加中國政治法律學會召開的征求意見座談會，并在會上發言。誰知“這一發言，大禍臨頭”。
據1957年5月29日出版的《人民日報》記載，吳家麟在發言中談了三個問題：一是政治制度方面的問題；二是法律制度方面的問題；三是向政治學會上司提出四點建議性意見。
但吳家麟“沒想到一場風暴開始了”。他發言後十天左右，被打成了右派，發配到北京南苑農場勞動。夫人湯翠芳是以受牽連，畢業後被配置設定到甯夏機械工業局工作。
1961年右派摘帽後，吳家麟被配置設定到甯夏大學任教，講授形式邏輯、哲學史和說理文寫作課程。這一去30多年，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正式退休，因身體欠佳，回到老家福州。
雖迫于當時處境，吳家麟暫時脫離了法學界，但他“身在邏輯界，心系法律界”。誠如他的學生拓成祥所言，“吳教授曾給我們講授過憲法學、刑事訴訟法、形式邏輯等課程”“他學識淵博，精通法學等學科，講課風趣幽默，故事性吸引力極強，聽他的課絕對是一種享受”。
吳家麟的學生、現在甯夏大學政法學院執教的張通明副教授也說：“以前邏輯給人的感覺是幹澀無趣，吳先生讓邏輯學變得有親和力。他在邏輯普及工作方面做出巨大貢獻，可以說是開風氣之先。”
重回憲法界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法學界的春天來了。1979年，吳家麟被錯劃為“右派”的問題得到改正，并晉升為副教授，被任命為甯夏大學副校長，中斷20多年的憲法教學與研究工作也得以恢複。
“我能重新回到憲法界，首先要感謝我的好朋友王珉燦先生。”吳家麟說，高校恢複招生後，法學院系先後複課或重建，急需法學教材。其時，王珉燦主持司法部法學教材編輯工作，便委托吳家麟主編《憲法學》教材。通過編寫法學教材，吳家麟名正言順歸隊了。
改革開放後，吳家麟進入創作豐收期，先後出版了《故事裡的邏輯》《審案破案與邏輯》《法律邏輯學》等專著，與夫妻湯翠芳合作撰寫了《說理文概論》《與中學生趣談邏輯》（曾榮獲甯夏第六屆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三等獎）等。
其中，吳家麟主編的高等法學教材《法律邏輯學》，首次明确使用“法律邏輯學”這一專業名稱。此後，國内各大學法律系及政法院校普遍開設了“法律邏輯學”課程，法律邏輯學的各個分支學科也漸次建立起來，如審判邏輯學、辯護邏輯學、偵察邏輯學等。
《中國哲學年鑒（1984)》對該書評價稱，它系統地闡述傳統邏輯基本原理，聯系法律工作實踐，對偵查、檢察、審判工作中的邏輯問題，進行較系統地分析與概括，為法學研究和法律工作提供傳統邏輯的方法。該書後來多次重印，還在台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重印出版。
1982年，國家修訂憲法之際，吳家麟分别在《甯夏大學學報》《民主與法制》上刊登文章，宣傳新憲法草案的内容與精神，并對新憲法草案提出了自己的意見與認識。如他提出對憲法的實施，“監督要有保證，要有能夠落實的規定”“有法不依，不如無法”等。
“八二憲法”頒布後，學者們圍繞新憲法的介紹與闡釋，展開了全面而細緻的讨論。主持司法部法學教材編輯部工作的王珉燦找到吳家麟，委托其主編憲法學教材。1983年2月，吳家麟主編的高等法學教材《憲法學》由群衆出版社出版。
該書是我國新憲法頒布後發行的第一部憲法學教材，産生了重大影響。廈門大學法學院教授朱福惠研究發現，它作為全國大專院校通用教材使用時間長，其體系内容和編排模式成為後來各類憲法學教材之重要範本。後來，該書獲得甯夏第二屆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
1983年，吳家麟被任命為甯夏大學校長，既要面對行政管理工作和社會事務方面的壓力和挑戰，又要編寫宏大而艱巨的憲法學教材編寫，承受的責任更大，任務更艱巨了。但這并未影響他的創作熱情。
從複出到1996年，吳家麟共發表論文100多篇，出版專著10部，在憲法學、法律邏輯學、法律學、政治學領域都取得了豐碩成果，還參與了《中國大百科全書》（法學卷）編撰工作，任憲法分冊主編，并撰寫部分詞條。
由于在法學研究領域卓著的貢獻，1984年，吳家麟獲得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稱号，1985年晉升為教授。1988年憲法頒布6周年之際，他應《人民日報》之約，發表《怎樣使紙上的憲法變成現實的憲法》一文，提出要把“紙上的憲法”變為“現實的憲法”。
此後，吳家麟又撰寫《論設立憲法監督機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一文呼籲，鑒于我國現行的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來監督憲法實施的憲法保障機制存在着若幹不足，有必要在全國人大之下設立憲法監督委員會作為專門之憲法監督機構來保障憲法之實施。
韓大元說，吳家麟在新中國憲法學發展中的貢獻是多方面、多方位的。他不但為新中國憲法學尋找合理的曆史定位作出了應有的學術貢獻，而且“以敏銳的學術眼光，提出了新中國憲法學體系”，為新中國憲法學的發展培養了大批人才。
複旦大學法學院教授孫笑俠說，吳家麟在憲法學中有兩個特殊的貢獻：清除了政治上極左思潮對憲法學的影響，并将當時憲法學自身難以避免的偏左、愛左、護左思想減少到最低限度。他有三種精神：獨立、正直、達觀；有三個頭銜：憲法學泰鬥、語言大師、知識分子。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莫紀宏研究員認為，吳家麟的憲法學術思想代表了中國憲法學發展的一個曆史階段。“憲法學界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把吳老的憲法學術思想稱為‘吳家麟憲法學’，這是對先生學術思想的肯定，也是對吳老對我國憲法學發展的貢獻所作出的褒揚。”
2012年9月，吳家麟被中國法學會授予“全國傑出資深法學家”稱号；2015年10月，被中國憲法學研究會授予“中國憲法學發展終身成就獎”。2017年5月3日，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在《唁電》說，吳家麟教授的逝世，是我國憲法學界以及中國法學研究和教育事業的巨大損失。
2017年5月5日，甯夏法學會在《唁電》說， 吳家麟“在甯工作卅年間，為甯夏的教育事業、法治建設乃至法學研究事業的開創與發展做出的卓越貢獻，将永載甯夏史冊”。謝晖說，從北京到甯夏，吳家麟“雖失去了人大的教職，卻為甯夏、乃至整個西北法學教育的發展貢獻彌豐、無人匹敵。”
吳家麟的學生、福建師範大學教授杜力夫說，吳老師“一生走得很辛苦，也很充實。作為他的學生，我真是慶幸‘反右運動’把他放逐到了西北邊陲甯夏。這對他雖是不幸，但對我以及我們生在甯夏的學子，真是三生有幸！”“沒有他在甯夏的歲月就沒有我們的成長！”
吳家麟曾說：“為了人民共和國的民主和法治事業鼓與呼，甘當發展民主和厲行法治的鋪路石，這是我畢生的志願，也是我終身的事業。”
但斯人已逝，焦洪昌、謝晖等學子再也等不到先生說的幕後“好戲”了，甯夏學子再也見不到哼唱“霸王别姬、草船借箭”的先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