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嗣同，是在清朝光緒年間的戊戌變法失敗後，被慈禧太後為首的守舊派殺害的“戊戌六君子”之一。他活着時，滿腔熱血參與變法，當有機會逃走時，卻視死如歸，以死來警醒了後人，紛紛投身到推翻封建王朝的大革命運動中去。
譚嗣同劇照
下面就來說說有關譚嗣同的人生不平凡故事。
一、出身官宦，學貫中西
譚嗣同，出身于官宦之家，他的父親譚繼洵進士出身，縱橫官場數十年，曾做過湖北巡撫，甚至還一度擔任過湖廣總督，是晚清名臣，當時最具實權的地方官、封疆大吏之一。
官二代的優越條件，讓譚嗣同從小師從多名老師，其中有浏陽著名學者歐陽中鹄、著名學者塗啟先與劉人熙，他還對王夫之的思想發生了興趣，受到了其愛國主義的啟蒙。
譚嗣同讀書力求内容廣博，既汲取我國的國學精華和唯物色彩的思想，同時又閱讀了當時介紹西方的科學、史地、政治的書籍，以此豐富自己的知識，為今後參與變法與著作文章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譚嗣同的名言
另外，譚嗣同還仰慕那些劫富濟貧的草莽英雄，他曾和當時北京的一個“義俠”大刀王五結交，二人還成為了生死不渝的摯友。譚嗣同先後遊曆過直隸（今河北）、甘肅、新疆、陝西、河南、湖北、江西、江蘇、安徽、浙江、山東、山西等省，以觀察各地風土人情，結交天下名士，豐富自己的閱曆。
二、積極投身“戊戌變法”
由于生活在多事之秋的晚清年代，眼看政府腐敗、被迫簽訂諸多不平等條約等亂象，譚嗣同憂國憂民，同時對當時唯一的八股取仕之道深惡痛絕，他曾在課本上寫下“豈有此理”幾個字。一生中也沒有像他父親那樣參加過科舉考試。
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4月17日中日簽訂《馬關條約》，當時30歲的譚嗣同，更加擔心國家的命運與前途了，他決定立即行動起來，先在家鄉努力提倡新學，呼号變法，并組織算學社，與同仁們共同鑽研，同時在南台書院設立史學、掌故、輿地等新式課程。
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5月2日，康有為聯合在京參加會試的1000多名舉人上書清政府，要求拒和、遷都、變法（公車上書）。在變法思潮的影響下，譚嗣同開始“詳考數十年之世變，而切究其事理”，苦思尋求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大計。他感到“大化之所趨，風氣之所溺，非守文因舊所能挽回者”，必須對腐朽的封建專制制度實行改革，才能達到救亡圖存的目的。
電影海報上的譚嗣同
想好了就開始行動，1896年（光緒二十二年）2月，譚嗣同趕赴北京，結交了維新派領袖梁啟超及翁同和等人。在初步了解維新派變法綱領後，他回到湖南家鄉，與唐才常等倡辦起時務學堂。他還把《明夷待訪錄》《揚州十日記》等含有民族主義意識的書籍發給學生，向他們灌輸革命意識，使時務學堂真正成了培養維新志士的機構。
譚嗣同接着建立南學會，興辦《湘報》，宣傳變法，抨擊舊政，成為維新運動的激進派。他又倡導開礦山、修鐵路，向當時群眾宣傳變法維新，推行新政，使湖南成為全國最富朝氣的一個省份。為變法工作做好了充分準備。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6月11日，光緒頒布《定國是诏》，标志着“戊戌變法”正式開始。同年的9月5日，光緒下诏授給譚嗣同和林旭、劉光第、楊銳四品卿銜軍機章京，诏命他們參與變法。次日，光緒又召見譚嗣同并說：“汝等所欲變者，俱可随意奏來，我必依從。即我有過失，汝等當面責我，我必速改。”
譚嗣同（左二）與時務學堂教習合影
就這樣，譚嗣同在光緒帝的大力支援下，與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領袖們，共同上司與參與了轟轟烈烈的“戊戌變法”運動。為給變法創造理論基礎，譚嗣同還親自撰寫了《仁學》，這是維新派的第一部哲學著作，也是中國近代思想史中的重要著作。
三、視死如歸，警醒革命者
因為“戊戌變法”觸及了以慈禧太後為首的守舊派根本利益，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9月21日，西太後發動“戊戌政變”，開始鎮壓變法。她連發多道谕旨，捉拿維新派。
譚嗣同聽到消息後，并不慌張，他不顧個人安危，首先想到的是營救光緒皇帝，在多方活動、營救計劃落空後。他知道自己的處境危險，就決心用自己的犧牲去向封建頑固勢力作最後一次反抗。
當有人勸他像康有為、梁啟超一樣，逃到國外時，他慷慨陳詞道：“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是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譚嗣同塑像
最終，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9月24日，譚嗣同在浏陽會館被捕。四天後，譚嗣同在北京宣武門外的菜市口刑場英勇就義，年僅33歲。同時被害的維新人士還有林旭、楊深秀、劉光第、楊銳、康廣仁，六人并稱為“戊戌六君子”。
其實，譚嗣同是有生還機會的，但他用視死如歸的壯舉，試圖激勵生存下來的維新派，繼續戰鬥，完成變法大業。然而，他的死宣告了：“戊戌變法”這種通過改良來變法圖強的方法是失敗的，讓後來的人們清醒地認識到：隻有通過革命暴動，推翻長期統治中國的封建王朝，才能徹底改變中國的落後狀況，實作振興中華的夢想。
四、筆者評說：
“戊戌六君子”之一譚嗣同，滿腔熱血參與變法，當有機會逃走時，他卻視死如歸，以死來警醒了後人，紛紛投身到推翻封建王朝的大革命運動中去。
刑場上的譚嗣同
譚嗣同是一位站在時代前列的，熱衷于改革并不計個人得失的政治家，他臨危不懼，視死如歸的革命精神值得人們稱贊；他千方百計關懷同志，并認識到變法必須流血，這超越了曆史上主張革新的政治家的認識，非常值得敬佩。
但是，譚嗣同把變法的希望寄托在皇上身上，希望來一個“自上而下”的社會改革，他臨死還認為要保“變法”事業必須先保皇帝，而不是依靠廣大人民，是以後來曆史發展的程序，恰與他的願望相反。
最終，譚嗣同的流血不是宣告改良運動的再興，而是宣告了改良運動的結束，這充分表明了他的階級局限性。他的經曆啟發我們：對于長期統治中國的，腐朽落後的封建主義制度，決不能溫良恭儉讓，而是必須要用徹底革命的手段，才能推翻它，建立一個有利于國家發展與人民幸福的嶄新制度。
譚嗣同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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