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閱讀朱熹《詩集傳》版本
朱熹《詩集傳》由《詩集傳序》、《詩傳綱領》、《詩序辨說》、《詩卷》和《附錄》五部分組成。《詩集傳序》為朱熹自撰之序言，以設問的形式成篇，回答了《詩》産生的原因、《詩》的作用、風雅頌詩體不同的原因、如何學《詩》四個問題；《詩傳綱領》是朱熹對前人解詩内容的抄錄和釋讀，以為綱領，包括《詩大序》、《書·舜典》、《周禮·大師》、《禮記·王制》、《論語》、《孟子·萬章》等著作，此外還包括二程、張載、謝良佐幾人的一些觀點；《詩序辨說》為朱熹對《詩序》内容的批駁，先列原文，随後加以辨說，多反駁之語；《詩卷》為《詩集傳》之正文，《詩經》原文與朱子注解為一體；《附錄》為編者收集的曆代學者、藏書家關于《詩集傳》的一些著錄、序跋文字。
另，前三篇著作，宋本《詩集傳》中未收錄，本書編者為友善讀者，以原本為底本并校以他本加以收錄。
朱熹在《詩集辨說》開篇對《詩序》發展以及寫作緣由作了簡要概述。關于《詩序》的作者，他以為“毛公始分以寘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衛宏）特增廣而潤色之耳。”關于寫作緣由，他說：“今考其首句，則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為妄說者矣，況沿襲雲雲之誤哉？然計其初，猶必自謂出于臆度之私，非經本文，故且自為一編，别附經後。”他否定了前人臆測解詩，主張從文本出發去了解詩歌，是他對《詩序》反駁的立腳點，然而對于《詩序》他并不是全盤否定，而是批判性地繼承。他說：“愚之病此久矣，然猶以其所從來也遠，其間容或真有傳授證驗而不可廢者，故既頗采以附《傳》中，而複并為一編以還其舊，因以論其得失雲。”
《詩序辨說》正文先列《詩序》原文，然後附以朱子之辨說，其中有從詩意和史實出發對《詩序》判說持反對意見予以辯駁的，也有部分同意《詩序》觀點的；亦有對《詩序》看法的認同。
以《王風》為例，《黍離》、《君子陽陽》、《揚之水》、《中谷有蓷》四篇中《詩序》評價朱子表示認同，《兔爰》一篇，《詩序》評曰：“闵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朱子表示了部分同意，并進行了辨說，他說：“‘君子不樂其生’一句得之，餘皆衍說。其指桓王，蓋據《春秋傳》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之事。然未有以見此詩之為是而作也。”
關于《君子于役》、《葛藟》、《采葛》、《大車》、《丘中有麻》五篇，朱子以為《詩序》為誤。如《君子于役》，《詩序》曰：“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朱子反駁：“此國人行役，而室家念之之辭。序說誤矣。其曰‘刺平王’，亦未有考。”又如《采葛》，《詩序》曰；“懼讒也。”朱子反駁：“此淫奔之詩，其篇與《大車》相屬，其事與采唐、采葑、采麥相似，其詞與《鄭·子衿》正同，《序》說誤矣。”
“傳”是傳述之意，指注疏家們闡釋經義的文字，所謂“集傳”即“集注”的意思，彙集各家傳注，加以鑒别，擇善而從，并間下己意。朱熹雜取毛、鄭，也兼采齊、魯、韓三家，還吸取了不少當代學者的解說。對于沒有把握的問題，以“未詳”标之，而不強解，展現了朱子踏實嚴謹的學術态度。
《詩集傳》共二十卷，正文包括國名介紹（國家地理、曆史狀況）、《詩經》原文、注音、賦比興手法标注、字的解釋、句的釋讀、篇章解讀、一國之風總評等，在字句篇的解讀中引用了不少其他學者的觀點，如呂祖謙、蘇轍、張載等。它基本廢除了《毛詩序》的題解，隻從《詩經》文本入手，探求詩篇本意。
朱熹否定了長久以來的“美刺”傳統，提出《詩》涵詠道德，修身齊家的理學思想。正如他在《詩集傳序》中關于學《詩》門徑的論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于《雅》以大其規，和之于《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于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诂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性情隐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 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
朱熹繼承了前人“風雅正變”之說，以《二南》為“正風”，其餘十三《國風》為“變風”，将《二南》看作文王之化，大力稱頌文王德化之勝。他在《詩集傳序》中說到：“吾聞之，凡《詩》所謂《風》者，多出于裡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而在正文中更是把這種觀點貫徹到了篇章解讀之中，如《桃夭》首句“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朱子解釋為“文王之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婚姻以時。故詩人因所見以起興，而歎其女子之賢，知其必有以宜其室家也。”
《漢廣》首句“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遊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朱子解讀“文王之化，自近而遠，先及于江漢之間，而有以變其淫亂之俗。故其出遊之女，人望見之，而知其端莊靜一，非複前日之可求矣。因以喬木起興，江漢為比，而反複詠歎之也。”在《周南》之總評中更是說到：“按此篇首五詩皆言後妃之德。《關雎》舉其全體而言也，《葛覃》、《卷耳》言其志行之在己，《樛木》、《螽斯》美其德惠之及人，皆指其一事而言也。其詞雖主于後妃，然其實則皆是以著明文王身修家齊之效也。至于《桃夭》、《兔罝》、《芣苢》，則家齊而國治之效。《漢廣》、《汝墳》，則以南國之詩附焉，而見天下已有可平之漸矣。若《麟之趾》，則又王者之瑞，有非人力所緻而自緻者，故複以是終焉，而序者以為‘《關雎》之應’也。夫其是以至此，後妃之德固不為無所助矣。然妻道無成，則亦豈得而專之哉？今言《詩》者，或乃專美後妃，而不本于文王，其亦誤矣。”将《詩序》中所稱頌的後妃之德歸結為文王之化的成果，在《召南》總評中，更是将文王之化擴充到更多的人、更廣的地方：“《鵲巢》至《采蘋》，言夫人、大夫妻，以見當時國君、大夫被文王之化，而能修身以正其家業。《甘棠》以下，又見由方伯能布文王之化，而國君能修之家以及其國也。其詞雖無及于文王者，然文王明德、新民之功，至是而其所施者溥矣。”
朱熹對《詩經》篇目主題的解讀與《詩序》多有不同，即使是本人在《詩序辨說》中的觀點和《詩經》正文中的觀點也是存在龃龉的。如《鄭風·豐》在《詩序辨說》中說：“此淫奔之詩，序說誤矣。”而在正文解讀中又說：“婦人所期之男子以俟乎巷，而婦人以有異志不從，既則悔之，而作是詩也。”之是以存在這樣的差異，《四庫全書總目·詩集傳》解釋說：“注《詩》亦兩易稿，凡呂祖謙《讀詩記》所稱‘朱氏曰’者，皆其初稿，其說全宗《小序》，後乃改從鄭樵之說，是為今本。卷首自序作于淳熙四年，中無一語斥《序》，蓋猶初稿……《周頌·豐年》篇《小序》，《辨說》極言其誤，而《集傳》乃仍用《小序》說，前後不符，亦舊稿之删改未盡者也。”清代周中孚在《鄭堂讀書記》卷八中也說：“蓋其初稿亦用《小序》，後與東萊相争，遂改從鄭樵《詩辨妄》之說而廢小序。故有《辨說》攻《小序》，而《集傳》一一追改。”
當然，與現代人對《詩經》的解讀相比，朱熹的解讀也有不少他的局限性，這主要展現在《國風》中，特别是對愛情詩的看法。他将其斥為“淫奔之詩”“淫女之詞”“刺淫亂”等等，如《邶風》中的《匏有苦葉》、《靜女》；《鄘風》中的《桑中》、《蝃蝀》；《王風》中的《采葛》、《大車》；《鄭風》中的《将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萚兮》、《狡童》、《褰裳》、《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溱洧》等，特别是《鄭風》中共二十一篇就有十二篇“淫詩”。（淫奔之詩：《靜女》、《蝃蝀》、《采葛》、《大車》、《将仲子》、《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溱洧》；淫女之詞：《山有扶蘇》、《萚兮》、《狡童》、《褰裳》、《風雨》；刺淫亂：《匏有苦葉》；淫而見棄：《衛風·氓》、《鄭風·遵大路》）
而類似題材出現在《陳風》中，情況就又發生了不一樣，《陳風》十篇中有五篇愛情詩，他稱之為“男女會遇之詞”“男女相悅而相念之辭”，主要展現在對《東門之枌》、《東門之池》、《東門之楊》、《防有鵲巢》、《月出》、《澤陂》五篇中。對于這種情況，朱子引用東萊呂氏言：“‘變風’終于陳靈。其間男女夫婦之詩一何多邪？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有所錯。男女者，三綱之本，萬事之先也。‘正風’之是以為正者，舉其正者是以勸之也。‘變風’之是以為變者，舉其不正者以戒之也。道之升降，時之治亂，俗之汙隆，民之死生，于是乎在。錄之煩悉，篇之重複，亦何疑哉！”
将男女之情至于禮義之内，進而肯定了愛情詩存在的合理性，然而對《鄭風》多有指斥，究其原因，也許還在孔子。顔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辂，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論語·衛靈公》）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複邦家者。”（《論語·陽貨》）
朱熹在最後總評中更是對《鄭風》狠狠指責：“鄭、衛之樂，皆為淫聲。然以《詩》考之，《衛詩》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詩才四之一。《鄭詩》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詩已不翅七之五。《衛》猶為男悅女之詞，而《鄭》皆為女惑男之語。衛人猶多刺譏懲創之意，而鄭人幾于蕩然無複羞愧悔悟之萌。是則鄭聲之淫，有甚于衛矣。故夫子論為邦，獨以鄭聲為戒，而不及衛，蓋舉重而言，故自由次第也。《詩》可以觀，豈不信哉！”在他看來，鄭衛之聲同為“淫聲”，鄭聲更淫于衛，其原因在于《鄭風》中愛情詩篇幅多于《衛風》，在内容上《鄭風》淫靡過甚，《衛風》尚有勸誡諷刺之内容。
朱熹受到吳棫葉韻說的影響，用這個方法來為《詩經》注音，把一個字臨時改變讀音，以求押韻。用今之讀音去讀，有些存在較大差異。私以為除音韻學自身發展階段原因外，還有可能是朱熹方言讀音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