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阅读朱熹《诗集传》版本
朱熹《诗集传》由《诗集传序》、《诗传纲领》、《诗序辨说》、《诗卷》和《附录》五部分组成。《诗集传序》为朱熹自撰之序言，以设问的形式成篇，回答了《诗》产生的原因、《诗》的作用、风雅颂诗体不同的原因、如何学《诗》四个问题；《诗传纲领》是朱熹对前人解诗内容的抄录和释读，以为纲领，包括《诗大序》、《书·舜典》、《周礼·大师》、《礼记·王制》、《论语》、《孟子·万章》等著作，此外还包括二程、张载、谢良佐几人的一些观点；《诗序辨说》为朱熹对《诗序》内容的批驳，先列原文，随后加以辨说，多反驳之语；《诗卷》为《诗集传》之正文，《诗经》原文与朱子注解为一体；《附录》为编者收集的历代学者、藏书家关于《诗集传》的一些著录、序跋文字。
另，前三篇著作，宋本《诗集传》中未收录，本书编者为方便读者，以原本为底本并校以他本加以收录。
朱熹在《诗集辨说》开篇对《诗序》发展以及写作缘由作了简要概述。关于《诗序》的作者，他以为“毛公始分以寘诸篇之首，则是毛公之前，其传已久，宏（卫宏）特增广而润色之耳。”关于写作缘由，他说：“今考其首句，则已有不得诗人之本意，而肆为妄说者矣，况沿袭云云之误哉？然计其初，犹必自谓出于臆度之私，非经本文，故且自为一编，别附经后。”他否定了前人臆测解诗，主张从文本出发去理解诗歌，是他对《诗序》反驳的立脚点，然而对于《诗序》他并不是全盘否定，而是批判性地继承。他说：“愚之病此久矣，然犹以其所从来也远，其间容或真有传授证验而不可废者，故既颇采以附《传》中，而复并为一编以还其旧，因以论其得失云。”
《诗序辨说》正文先列《诗序》原文，然后附以朱子之辨说，其中有从诗意和史实出发对《诗序》判说持反对意见予以辩驳的，也有部分同意《诗序》观点的；亦有对《诗序》看法的认同。
以《王风》为例，《黍离》、《君子阳阳》、《扬之水》、《中谷有蓷》四篇中《诗序》评价朱子表示认同，《兔爰》一篇，《诗序》评曰：“闵周也。桓王失信，诸侯背叛，构怨连祸，王师伤败，君子不乐其生焉。”朱子表示了部分同意，并进行了辨说，他说：“‘君子不乐其生’一句得之，余皆衍说。其指桓王，盖据《春秋传》郑伯不朝，王以诸侯伐郑，郑伯御之，王卒大败，祝聃射王中肩之事。然未有以见此诗之为是而作也。”
关于《君子于役》、《葛藟》、《采葛》、《大车》、《丘中有麻》五篇，朱子以为《诗序》为误。如《君子于役》，《诗序》曰：“刺平王也。君子行役无期度，大夫思其危难以风焉。”朱子反驳：“此国人行役，而室家念之之辞。序说误矣。其曰‘刺平王’，亦未有考。”又如《采葛》，《诗序》曰；“惧谗也。”朱子反驳：“此淫奔之诗，其篇与《大车》相属，其事与采唐、采葑、采麦相似，其词与《郑·子衿》正同，《序》说误矣。”
“传”是传述之意，指注疏家们阐释经义的文字，所谓“集传”即“集注”的意思，汇集各家传注，加以鉴别，择善而从，并间下己意。朱熹杂取毛、郑，也兼采齐、鲁、韩三家，还吸取了不少当代学者的解说。对于没有把握的问题，以“未详”标之，而不强解，体现了朱子踏实严谨的学术态度。
《诗集传》共二十卷，正文包括国名介绍（国家地理、历史状况）、《诗经》原文、注音、赋比兴手法标注、字的解释、句的释读、篇章解读、一国之风总评等，在字句篇的解读中引用了不少其他学者的观点，如吕祖谦、苏辙、张载等。它基本废除了《毛诗序》的题解，只从《诗经》文本入手，探求诗篇本意。
朱熹否定了长久以来的“美刺”传统，提出《诗》涵咏道德，修身齐家的理学思想。正如他在《诗集传序》中关于学《诗》门径的论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参之列国以尽其变，正之于《雅》以大其规，和之于《颂》以要其止，此学《诗》之大旨也。于是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察之性情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则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 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
朱熹继承了前人“风雅正变”之说，以《二南》为“正风”，其余十三《国风》为“变风”，将《二南》看作文王之化，大力称颂文王德化之胜。他在《诗集传序》中说到：“吾闻之，凡《诗》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而在正文中更是把这种观点贯彻到了篇章解读之中，如《桃夭》首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朱子解释为“文王之化，自家而国，男女以正，婚姻以时。故诗人因所见以起兴，而叹其女子之贤，知其必有以宜其室家也。”
《汉广》首句“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朱子解读“文王之化，自近而远，先及于江汉之间，而有以变其淫乱之俗。故其出游之女，人望见之，而知其端庄静一，非复前日之可求矣。因以乔木起兴，江汉为比，而反复咏叹之也。”在《周南》之总评中更是说到：“按此篇首五诗皆言后妃之德。《关雎》举其全体而言也，《葛覃》、《卷耳》言其志行之在己，《樛木》、《螽斯》美其德惠之及人，皆指其一事而言也。其词虽主于后妃，然其实则皆所以著明文王身修家齐之效也。至于《桃夭》、《兔罝》、《芣苢》，则家齐而国治之效。《汉广》、《汝坟》，则以南国之诗附焉，而见天下已有可平之渐矣。若《麟之趾》，则又王者之瑞，有非人力所致而自致者，故复以是终焉，而序者以为‘《关雎》之应’也。夫其所以至此，后妃之德固不为无所助矣。然妻道无成，则亦岂得而专之哉？今言《诗》者，或乃专美后妃，而不本于文王，其亦误矣。”将《诗序》中所称颂的后妃之德归结为文王之化的成果，在《召南》总评中，更是将文王之化扩展到更多的人、更广的地方：“《鹊巢》至《采蘋》，言夫人、大夫妻，以见当时国君、大夫被文王之化，而能修身以正其家业。《甘棠》以下，又见由方伯能布文王之化，而国君能修之家以及其国也。其词虽无及于文王者，然文王明德、新民之功，至是而其所施者溥矣。”
朱熹对《诗经》篇目主题的解读与《诗序》多有不同，即使是本人在《诗序辨说》中的观点和《诗经》正文中的观点也是存在龃龉的。如《郑风·丰》在《诗序辨说》中说：“此淫奔之诗，序说误矣。”而在正文解读中又说：“妇人所期之男子以俟乎巷，而妇人以有异志不从，既则悔之，而作是诗也。”之所以存在这样的差异，《四库全书总目·诗集传》解释说：“注《诗》亦两易稿，凡吕祖谦《读诗记》所称‘朱氏曰’者，皆其初稿，其说全宗《小序》，后乃改从郑樵之说，是为今本。卷首自序作于淳熙四年，中无一语斥《序》，盖犹初稿……《周颂·丰年》篇《小序》，《辨说》极言其误，而《集传》乃仍用《小序》说，前后不符，亦旧稿之删改未尽者也。”清代周中孚在《郑堂读书记》卷八中也说：“盖其初稿亦用《小序》，后与东莱相争，遂改从郑樵《诗辨妄》之说而废小序。故有《辨说》攻《小序》，而《集传》一一追改。”
当然，与现代人对《诗经》的解读相比，朱熹的解读也有不少他的局限性，这主要体现在《国风》中，特别是对爱情诗的看法。他将其斥为“淫奔之诗”“淫女之词”“刺淫乱”等等，如《邶风》中的《匏有苦叶》、《静女》；《鄘风》中的《桑中》、《蝃蝀》；《王风》中的《采葛》、《大车》；《郑风》中的《将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车》、《山有扶苏》、《萚兮》、《狡童》、《褰裳》、《风雨》、《子衿》、《扬之水》、《出其东门》、《溱洧》等，特别是《郑风》中共二十一篇就有十二篇“淫诗”。（淫奔之诗：《静女》、《蝃蝀》、《采葛》、《大车》、《将仲子》、《子衿》、《扬之水》、《出其东门》、《溱洧》；淫女之词：《山有扶苏》、《萚兮》、《狡童》、《褰裳》、《风雨》；刺淫乱：《匏有苦叶》；淫而见弃：《卫风·氓》、《郑风·遵大路》）
而类似题材出现在《陈风》中，情况就又发生了不一样，《陈风》十篇中有五篇爱情诗，他称之为“男女会遇之词”“男女相悦而相念之辞”，主要体现在对《东门之枌》、《东门之池》、《东门之杨》、《防有鹊巢》、《月出》、《泽陂》五篇中。对于这种情况，朱子引用东莱吕氏言：“‘变风’终于陈灵。其间男女夫妇之诗一何多邪？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有礼义有所错。男女者，三纲之本，万事之先也。‘正风’之所以为正者，举其正者所以劝之也。‘变风’之所以为变者，举其不正者以戒之也。道之升降，时之治乱，俗之汙隆，民之死生，于是乎在。录之烦悉，篇之重复，亦何疑哉！”
将男女之情至于礼义之内，从而肯定了爱情诗存在的合理性，然而对《郑风》多有指斥，究其原因，也许还在孔子。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复邦家者。”（《论语·阳货》）
朱熹在最后总评中更是对《郑风》狠狠指责：“郑、卫之乐，皆为淫声。然以《诗》考之，《卫诗》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诗才四之一。《郑诗》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诗已不翅七之五。《卫》犹为男悦女之词，而《郑》皆为女惑男之语。卫人犹多刺讥惩创之意，而郑人几于荡然无复羞愧悔悟之萌。是则郑声之淫，有甚于卫矣。故夫子论为邦，独以郑声为戒，而不及卫，盖举重而言，故自由次第也。《诗》可以观，岂不信哉！”在他看来，郑卫之声同为“淫声”，郑声更淫于卫，其原因在于《郑风》中爱情诗篇幅多于《卫风》，在内容上《郑风》淫靡过甚，《卫风》尚有劝诫讽刺之内容。
朱熹受到吴棫叶韵说的影响，用这个方法来为《诗经》注音，把一个字临时改变读音，以求押韵。用今之读音去读，有些存在较大差异。私以为除音韵学自身发展阶段原因外，还有可能是朱熹方言读音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