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說：“如果你認識從前的我，也許會原諒現在的我”。那麼，如果你了解曾經的台灣，就會了解它如今的局面。導演侯孝賢的巅峰之作《悲情城市》講述了台灣一段不堪回首的曆史 ，揭開了台灣人難以言說的痛，影片斬獲第46屆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
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台灣等來光複揚眉吐氣， 本以為會過上好日子，卻沒想到又是一場血雨腥風。基隆林家本是人丁興旺的小康之家，老大經營飯店，老二是醫生，老三做翻譯，梁朝偉飾演的老四是聾啞人在本地開照相館。由于戰争，老二被強行征兵去了南洋當軍醫，音訊全無，生死未蔔。老三被當做漢奸受盡折磨，回來神志不清瘋了。
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倒賣物資，物價飛漲，民怨沸騰最終釀成了震驚全島的二二八慘案。代表地方勢力的林家被黑幫陷害，老大為救兄弟人财兩空，在憤怒的反抗中被殺。老四因與進步人士關系密切也被抓進監獄，諾大的林家最後隻剩一老一少，寡兒寡母，何其凄慘。
從影片中我們也看到了台灣人對自身身份認同的轉變。日本投降時，群眾聚集一起喝酒慶祝，唱起了流亡曲，足以看出他們對民族對國家認同感。可是國民政府接管後，沒有帶來好日子，反而是更兇殘的掠奪，悲憤的進步人士指出“當初是清朝人把我們賣掉的，馬關條約有誰問過我們台灣人願不願意？”林家老大更是直言不諱“我們本島人最可憐，一下日本人，一下中國人，衆人吃，衆人騎，沒人疼”一語道出了台灣人身不由己的尴尬悲慘處境。
甲午戰争，台灣被拱手相讓給日本受盡欺辱，中日戰争結束，國民政府卻把台灣人當漢奸，再次被殘暴地對待。台灣這座在曆史上幾度遊離在外的孤島如孩子般被抛棄、利用卻從未被善待。台灣人對于自我身份也感到委屈、迷惑。這種裡外不是人，不被自己人認同的尴尬身份所引起的沖突在二二八事件中徹底爆發。老四是聾啞人代表着最弱勢邊緣化的群體，作為一個殘障人士，也是一個旁觀者，他也不能幸免地卷入鬥争中。
“連聾子都抓 ，還有沒有天理了”老父親悲憤欲絕，林家四兄弟全部成為時代的犧牲品。政府腐敗斂财，民不聊生，群眾在壓迫下反抗結果是更血腥殘酷的暴力統治，可是他們又有什麼錯呢？先有外族欺壓，後有同胞相殘，心中的怨憤與不甘最終演變成暴力沖突，魚死網破，成為台灣曆史上深入骨髓的傷。國民政府也是以喪失民心為後來的兩黨之争埋下隐患。
在曆史的變革中，普通人如蝼蟻般被無情地碾壓，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已是常态，這是命運的殘酷與無奈。林家的悲劇不僅是本省人的悲劇，也是整個台灣的悲劇。曆史會随着時間的流逝而被淡忘，但是曾經的傷痛卻永遠地留在了心底，才導緻了如今的荒誕局面。
台灣電影界教父級導演侯孝賢從一個家庭的毀滅故事中讓我們一個家族的悲歡離合，一段殘酷的曆史真相。這種宏大背景下個體命運的無常，無力抗争的宿命讓人悲從心底而生出的蒼涼感始終揮之不去。導演悲天憫人的人文情懷是集體台灣人的情感訴求也是對曆史問題的深刻反思。
我有幸去過電影拍攝地九份，高高低低的山城，雲山霧罩的小鎮，獨特的舊式民居，來來去去的村民，我努力尋找電影裡的痕迹，回憶故事裡的畫面，感受那個時代下蒼涼的人生。
本文由@靈魂捕手Vicky 原創，歡迎關注，和你一起看懂電影，解讀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