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中日甲午戰争爆發，在這場戰争中腐朽沒落的清王朝敗于新興的日本之手：不僅丢失了藩屬國北韓，連遼東、山東等地也飽受日軍荼毒。被日軍兵鋒吓壞了的清政府委派時任天津稅務司的德國人德璀琳作為自己的代表到日本去探商議和的條件，然而日本方面拒絕與德璀琳談判并要求清政府派出 “具有正式資格的全權委員”。清政府以為日本方面是因為德璀琳的德國人身份而拒絕與之談判，于是在1895年1月14日又委派戶部侍郎張蔭桓、湖南巡撫邵友濂為全權大臣赴日求和。
然而此時日軍正猛攻威海衛，軍事上的節節勝利使日本認為此時尚不是和談的最佳時機，于是以質疑使節不具備全權委任的資格為由而加以拒絕。1895年二月清廷派重臣李鴻章從天津啟程，坐船抵達日本馬關（今日本山口縣下關市）與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相陸奧宗光等人進行談判。1895年3月19日李鴻章抵達馬關，直到24日他在這裡與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相陸奧宗光等人在春帆樓先後舉行了三次會談。此時李鴻章還不知道早在1886年的長崎事件中北洋海軍就丢失了密電碼。
在甲午戰争爆發前一個多月日本外務大臣陸奧宗光向清政府駐日公使汪鳳藻遞交了一份漢文照會，第二天汪鳳藻就向總理衙門發送了一份電報。日本方面成功截獲了這份電報，此後直到宣戰前日方至少破譯了中方58份密電，進而得以對中方在軍事及外交上的一系列布局提前了解。直到甲午戰争結束時清政府依然對此一無所知，是以當李鴻章赴馬關談判時給國内發回的電報仍用的是日方已破譯的密碼，是以日方對中方的談判底線其實一清二楚。
外交談判在相當程度上打的就是一場資訊戰。這時日本已在軍事上占據了主動權，又對中方的談判底線一清二楚，是以馬關談判其實根本就沒什麼可談的。這時的伊藤博文、陸奧宗光等人就是一個個的戲精：白天和李鴻章坐在談判桌上裝模作樣談一談，可實際上他們早在前一晚就對中方的所有應對方案了如指掌，說白了就是假模假式演出戲而已。盡管李鴻章在赴日談判前已料到日方的談判條件必是苛刻的，然而真當他看到日方的談判條件後還是被其苛刻程度所震驚。
日方所開出的條件如下：中國承認北韓為獨立自主之國；中國須割讓台灣島、澎湖列島及其附屬島嶼、遼東半島等地給日本；中國向日本賠償軍費庫平銀三億兩；中國開放北京、沙市、重慶、蘇州、杭州、湘潭和梧州七處為通商口岸；日本将獲得在長江、西江、吳淞江及運河等中國内河的通航權利；在和約正式簽訂之前中方需将大沽、天津、山海關等地交予日方占領，從天津到山海關的鐵路線也交由日軍管轄，日方在上述地區的駐軍費用由中方承擔。
中日甲午戰争的爆發在相當程度上是由于北韓引發的。事實上随着西方列強的入侵已徹底打破了曆史上所形成的以中國為核心的東亞宗藩朝貢體系，截至甲午戰争前夕清政府已隻剩北韓這個唯一的藩屬國，不過這更多隻是為了維持面子的需要而已。李鴻章在赴日談判前就已料到日方必會要求中方放棄與北韓的宗藩關系，對此清政府方面實際上已準備接受。真正令清政府方面難以接受的主要還是割地、賠款、駐軍這三項條件，尤其是允許日本在大沽、天津、山海關等地駐軍這條最為敏感。
一旦日軍在這些地方駐軍就意味着京師将直接置于日軍兵鋒的威脅之下，皇室宗親、達官顯貴、八旗子弟們的身家性命将就此操之于他人手中。李鴻章面對這樣的條件以要向北京朝廷請示為由要求延期談判。從李鴻章一貫的外交手段來看：一向缺乏獨立自主的反抗精神，更多的時候采取的是利用列強彼此之間的沖突以實作以夷制夷的目的，進而争取少割點地、少賠點款。這次馬關談判中李鴻章故技重施——他沒明确拒絕日方的條件，而是采取了拖延戰術。
中國在列強眼中就像是一塊肥肉，而日本企圖獨占中國的野心不可避免将造成與其他列強的沖突。事實上李鴻章就是希望利用拖延的這段時間将日本企圖獨占中國的野心公之于衆。日本外相陸奧宗光對李鴻章這點小心思看得很清楚，于是在24日的第三輪會談中他要求李鴻章就日方的條件給出明确答複，李鴻章則表示自己已得到北京方面明确拒絕日方要求的訓示。當天下午4點15分會談結束之後李鴻章從舉行會談的春帆樓坐着轎子傳回住處。
4點30分左右李鴻章一行途經外濱町郵便電信局向江村雜貨店走去，由此向北拐後前行約50公尺就到了李鴻章在日本的住處引接寺。當他們行至街道拐角處時在争看中國全權大臣的圍觀人群中突然沖出一人向轎子内開了一槍，李鴻章左眼下方中彈，子彈嵌入頰骨。一時間圍觀人群頓時大亂，随從們匆忙将李鴻章送往醫院救治，行刺者被日本警察當場逮捕。獲知消息的伊藤博文氣得破口大罵：”我甯願挨槍子的人是我“，随後伊藤博文、陸奧宗光等日本政府要人紛紛前往醫院探視李鴻章。
本來在此之前日本一邊談判，但另一邊并沒停下軍事行動，如今卻同意在後續談判期間暫停軍事行動。不過在暫停軍事行動一事上日本政客再次展現了他們的狡黠：停戰範圍隻涉及遼東和山東，而不包括台灣、澎湖等地，因為這時日本已将這些地區視為自己的囊中之物。4月1日李鴻章看到了陸奧宗光提供的新的談判方案：承認北韓獨立；割讓台灣島、澎湖列島及其附屬島嶼、遼東半島等地；賠款3億兩白銀；開放沙市、重慶、杭州、蘇州為通商口岸。
除了删去原方案中關于日軍駐兵的條款和在通商口岸的數量上有所減少之外幾乎一成不變，後來經過一番讨價還價後日方同意将賠款數額由3億兩減為2億兩。李鴻章遇刺一事對《馬關條約》的影響其實主要就兩條：日本放棄在中國駐軍的特權；日本減少了1億兩白銀的賠款。那麼為什麼一開始态度強硬的日本方面會在李鴻章遇刺後放棄這兩條呢？日本這麼做當然不是因為害怕李鴻章，也不是畏懼腐朽無能的清政府，事實上日本是另有擔心。
事實上類似的案件在此之前已有先例：1891年5月出訪日本的俄國皇太子尼古拉竟被日方安排負責他的安保工作的警察津田三藏刺傷。事後大量日本群眾到神社和寺院和教會祈禱皇太子痊愈，來自日本各地的慰問電報超過1萬封，明治天皇親自登上神戶港停泊的俄羅斯軍艦探望尼古拉皇太子。為了表示歉意山形縣金山村禁止以“津田”為姓和以“三藏”命名。5月20日一位名叫“畑山勇子”的女孩甚至在京都府廳面前用剃刀刺喉嚨自殺表示道歉，被日本社會稱為“穗州的烈女”。
當時的日本之是以這麼做是出于對俄國強大軍力的恐懼，那麼當面對李鴻章遇刺案時日本人會對他們眼中羸弱的中國有恐懼心理嗎？答案是有的——盡管在甲午戰争中具體的任何一次戰鬥幾乎都是以日軍的勝利告終，但以日本的國力要征服偌大的中國顯然是不切實際的。即使是後來已身為世界列強之一的日本發動了長達十四年的侵華戰争也沒能迫使中國人民屈服，甲午戰争時期中、日兩國的實力差距并不像後來十四年抗戰中那樣大，甚至在戰前日本自身對也沒必勝的把握。
日本當然不會畏懼腐朽沒落的清政府，但這時的日本還不至于嚣張到像後來一樣認為自己有吞并整個中國的實力，況且如果日本在中國攫取的利益過多勢必會導緻與其他列強的沖突。世界各國在參與國際政治時盡管都遵循本國利益最大化的基本原則，但大國、強國打着扶助弱小的正義旗号以實作自身的戰略目标一直是屢試不爽的外交手段。李鴻章遇刺使日本在國際外交上處于相當被動的局面，因為這時列強都已對日本的野心有所警惕，這也就意味着列強完全可以打着維護中國主權的旗号幹涉中日戰争。
況且李鴻章處理洋務多年，和西方列強各國的高層政要多有私交，本來外交談判是兩國之間的事，這些西方政要本不便插嘴，可如今連談判使節最基本的人身安全都受到了威脅，這就給西方列強提供了一個幹涉的絕佳口實。尤其是同樣對中國東北懷有野心的沙俄早就有通過調停中日戰争而趁機在中國東北擴張勢力的企圖，于是當沙俄得知李鴻章遇刺後立即将此事同尼古拉皇太子遇刺的大津事件聯系起來在國際上抨擊日本，使日本面對嚴峻的外交壓力。
伊藤博文等人最怕的就是：李鴻章借故回國，列強趁機插手其中。如果事态一旦朝這樣的形勢演變下去将影響到日本在戰争中已取得的勝果。伊藤博文等日本政府的決策層人物對此看得很明白，然而當時日本民間卻湧現出的諸多希望趁勝吞并中國的激進組織。這實際上已超出了日本國力所能承擔的範圍，對此日本高層不能不擔心一旦馬關談判因李鴻章遇刺而中斷将會使其本來眼看唾手可得的利益轉瞬失去。日本方面為避免出現這樣的情況就展開了以治療、慰問、懲兇為主要内容的外交公關。
陸奧宗光請來了陸軍野戰衛生長官石黑忠直以及廣島陸軍預備病院院長佐藤進派為李鴻章治傷。這兩人都是當時日本治療外科槍傷方面的名醫：其中佐藤進派曾經在大隈重信遇刺後為其實施截肢手術。兩人到來之後甚至恭敬地表示：“定将如同我等父親受槍傷一般加以認真對待”。李鴻章赴日談判的使團中當然也安排有醫生，這倒不是事先預知到會發生刺殺事件，而是為了讓使團成員患病時能及時得到醫治。石黑和佐藤以中方使團的随行醫生不是專門治療外科槍傷為由要求全面接管治療工作。
這個理由看起來似乎也是合情合理，然而在這個理由背後其實隐藏着日方不足為外人道的小心思。事後石黑在回憶錄中明确寫道：日方認為絕不能讓李鴻章使團的大夫有露臉的機會。因為日本迫切需要通過對李鴻章的治療向國際社會傳達一種友善信号。石黑和佐藤從一開始就被受命務必将中方醫生排除在治療工作中。治療期間日本天皇特意派出特使進行慰問，日本皇後也親手為李鴻章制作繃帶，還派來兩名護士貼身服侍，日本各界人士也紛紛發來慰問函電。
刺殺李鴻章的兇手小山豐太郎當場就被警察抓住。當時27歲的小山豐太郎是一個遊手好閑的無業遊民。隻上過幾個月中學就辍學了的小山豐太郎後來曾進入慶應義塾就讀，但沒過多久之後也中途退出了。之後自诩為“壯士”的他曾為自由黨的選舉活動賣力奔走，但其實隻是被當做某些政治團體的馬仔打手，還有兩次因為鬥毆而被捕入獄的經曆。甲午戰争打響之時小山豐太郎興奮得難以入眠，而随着戰事不斷朝向日本有利的形勢順利推進也使他愈加興奮起來。
然而作為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很清醒地意識到日本并沒完全吞并中國的，是以他極力主張趁勝停戰議和。伊藤博文試圖通過議和談判要求中方割地賠款、 開通口岸，小山豐太郎卻對此不以為然。小山豐太郎認為：既然戰局對日本有利，那麼就應當趁勝一鼓作氣徹底占領中國。小山豐太郎是以對主張停戰議和的伊藤博文深惡痛絕，還是以給伊藤博文起了一個綽号“好色的老狒狒”。日本政府的決策權畢竟掌握在小山豐太郎口中所說的這位”老狒狒“的手中，是以日本政府最終還是與清政府展開了馬關談判。
小山豐太郎無力阻止議和談判的展開，但他還是下決心用自己的力量攪黃這次談判。小山豐太郎所選擇的攪黃談判的方式就是刺殺清政府全權大臣李鴻章：他在橫濱買了一把五連發手槍，懷裡揣了一本詩歌集和一張李鴻章的照片。他認為此去很可能“無回”，是以在行動之前特意回了一趟自己的家鄉。他在家鄉對自己亡母進行祭拜，又與父親和妹妹道别。妹妹送他離開時下起了大雪，小山豐太郎心中升起的不是悲涼，而是一位“刺客”的悲壯。這個好戰惡魔在内心深處始終認為自己是一位英雄。
小山豐太郎面對未知的結果也多少感到一些恐懼。這時他用來鼓勵自己的卻是中國孟子所說的：“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乎”。我不知道他是怎麼把侵占他國領土、刺殺他國使節的行為與仁義聯系起來的。頗為諷刺的是：那個年代的日本有很多像小山豐太郎這種深受中國文化影響的激進主義者在做着吞并中國的美夢。為了沖淡心中的恐懼，也為了不給自己的人生留下遺憾，是以小山豐太郎在行動之前還特意去風雲場所找姑娘享受了一回。
小山豐太郎的刺殺行動沒任何人指使，完全是他自己狂熱的軍國主義情緒使然。小山豐太郎被捕後警察從他身上搜出了一份“斃奸書”。這份“斃奸書”中闡明了小山豐太郎的行刺動機：他認為隻要擊斃李鴻章就能破壞馬關談判，然後日本軍隊就可以一路勢如破竹打進北京城。事實上這并不僅僅是他一個人的想法，而是當時軍國主義氣息濃厚的日本社會一種普遍意識。小山豐太郎為破壞談判甚至還動過刺殺伊藤博文的念頭。一直為日本殚精竭慮的伊藤博文就因為沒滿足激進主義者的要求而上了刺殺名單。
事實上伊藤博文同樣是一個有野心的軍國主義者，隻不過他比小山豐太郎這種狂熱的憤青有着更為清醒的戰略意識而已。伊藤博文在得知小山豐太郎曾試圖刺殺自己時甚至歎息：“刺客還不如殺了我”。這句話傳到小山豐太郎耳朵中之後竟還心有戚戚焉。這樣兩個同樣懷有侵略野心的軍國主義者竟産生了一種莫名的“惺惺相惜”之感，然而伊藤始終是以帝國的利益為最高目标的。不管他對小山怎樣“惺惺相惜”，然而刺殺外國使節的确對日本造成了很不好的國際影響。
在這種形勢下伊藤博文多次要求法院判處小山豐太郎死刑。當時日本的法律規定殺人緻死判死刑、殺人未遂判無期徒刑，是以如果照當時日本的法律規定是無法判處小山死刑的。然而伊藤認為刺殺外國使節已對日本造成了不良的政治影響，是以伊藤的着眼點其實是出于政治原因，可審理此案的法院以司法獨立為由頂住了伊藤施加的壓力。最終小山豐太郎被判處無期徒刑，随後被送往北海道服刑。然而僅僅兩年後小山豐太郎就因為大赦被減刑為15年有期徒刑。1907年小山豐太郎假釋出獄。
小山豐太郎刺殺李鴻章事件隻是日本近代邁向軍國主義道路的一個縮影。小山豐太郎盡管被捕入獄，然而日本社會卻湧現出一大批追捧他的粉絲。出獄後的小山豐太郎将獄中經曆寫成《活地獄》一書。該書的序言寫道：“我之罪乃因思國家之真心深切也！”由此可見即使在經過一番牢獄之災後小山豐太郎依然沒絲毫的悔改之意。事實上不僅他本人沒悔改，整個日本也完全沒任何反思。在此之後日本在對内獨裁、對外侵略的軍國主義道路上越走越遠。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再次發動侵略戰争。這時小山豐太郎再次因為戰争而狂喜。他認為甲午戰争時日本就有吞并中國的機會，如今這個被推遲了幾十年的目标就要實作了，是以他為自己能在有生之年目睹日本軍國主義得到發揚而感到興奮。戰争期間小山豐太郎一直在為日本膨脹的野心搖旗呐喊，然而他最終所見證到的卻是1945年美軍投下的原子彈和日本天皇的投降诏書。這一切對這個狂熱的軍國主義分子無異于晴天霹靂，兩年後這個狂熱分子終于在78歲時郁郁而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