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因疫情、貿易戰等不可預知因素而呈現出新的走向時，我們不可避免要對自身以及身處環境進行認識修正。
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人類學教授項飙發出了“尋找一個新世界”的論點。他認為，應當突破舊有的“以中心為中心”的世界觀，一個人人都想當中心的世界将是危險的，甚至是災難性的。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3">“尋找一個新世界”講的是什麼？</h1>
項飙教授已年近五十，現為牛津大學人類學教授，同時也是馬克斯·普朗克人類學研究所的所長，已發表《跨越邊界的社群》、《全球“獵身”》等學術著作。
既然是以社會科學為研究方向的教授，那麼他所尋找的新世界，當然不是哥倫布麥哲倫式的通過大航海尋找新大陸，也不是發展太空科技去尋找新的地外行星。
他着眼的話題在于人們主觀意識中的“世界”，這個世界是一種什麼樣的存在；以及當我們談到“世界”時，有意無意與之比較的中國，又是一個怎麼樣的對象。
事實上，關于兩者之間關系的定位和思考，近百年以來從未停息，而且在不同的時期、根據不同的國際國内環境，由不同的看法占據主流。
項飙教授認為，這個認識過程可以簡單概括為三個階段：19世紀初從認為自己是中心轉變為奉西方為中心，六十年代開始重新将自己視為中心，九十年代則以美國為中心。而該看法的不斷轉變，實際上又是以中國在當時世界上的相對地位作為标尺的。
無論處于哪一個階段、中心的焦點在誰身上，“以中心為中心”的思維從未改變。
這就是他認為最值得商榷的地方：始終把眼光放在中心上，沒有中心就造一個中心，其實是一種舊的、偏物化的世界觀，這種思維方式并不利于真正了解具體的、多元的、變化的世界要素，也不利于對世界形成客觀真實的認識。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11">以張藝謀為例？</h1>
在此前的媒體專訪中，曾經有人評價，身為人類學家的項飙，很擅長運用日常風格的比喻和類比來細化抽象概念的了解。
關于世界與中國的關系定位，項飙教授舉出了在藝術領域常常被提起的“越民族越世界”理念作為類比，順便把名導演張藝謀當作了例證。
作為成名已久的名導演，張導是“第五代導演”的代表人物，手握《大紅燈籠高高挂》、《紅高粱》、《英雄》等電影代表作，一線景區基本上都有他操刀的“印象”實景秀，執導北京奧運開幕式更是成為他藝術生涯的最高峰。
項教授卻認為張導的藝術路線一直都沒有離開對“民族要素”的跟随——早期跟着歐美的眼光走，他們認為中國的民族要素是什麼樣，導演就怎麼拍；後期開始拍自己了解的民族要素，并在電影中強化突出這種要素。
正是因為這一原因，張導的作品過于重視形式，強調視覺沖擊力。在他作品中的中國人身上，充斥着極端的打鬥、極端的風俗、極端的愛恨，而缺乏獨立思考後形成的曆史感與社會感。
這種“民族”已經被市場證明是成功的商業要素，但與其說這些成功促進了世界與中國的溝通，毋甯說是用極端的單一印象阻礙了進一步了解的契機。
從一位社會科學專家的角度來說，對張導的評價不但言之成理，而且相當精當。追着張氏電影一路看下來的觀衆，恐怕多多少少都有類似的感覺。
不過話說回來，科學評價和文藝評價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次元。我們當然可以說某個導演某個編劇的理念過于偏頗、不全面不客觀，然而藝術創作這東西本身就有極強的主觀性。如果所有編導都選擇同一套理念和角度來拍片子，拍出來的片子也就說不上好看了。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20">開眼看世界的第一階段</h1>
針對世界與中國的關系認知，項飙教授将之概括為三個較大的階段。
十九世紀中期，清朝欽差大臣林則徐一邊在廣州厲行禁煙，一邊讓幕僚翻譯《四洲志》，以便能夠了解其他國家的情況。
雖然這本書實際上是對英人慕瑞《世界地理大全》的中文翻譯，内容簡略時效性也不佳，但這一舉措的意義卻是劃時代的。林則徐也是以被後世稱為“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對西方列強的了解和當時中國政治軍事上居于下風的現實相結合，催生了強烈的自我否定思潮。主流思潮認為世界代表着人類曆史普遍規律，必須跟上節奏加入其中，才能避免被淘汰的命運。
孫中山“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名言，表達的就是這一含義。
在這個階段，人們将自我從世界中剝離出來，進行锱铢必較的比較；而世界則被外在化，成為一個高于自我、不可抗拒的客觀實體。
早期的洋務、變法等運動較為中庸，倡議取長補短融為己用；但随着危機逐漸加深，給本國開出的“猛藥”劑量也越來越大。不少後人看來用力過猛甚至匪夷所思的理念，其實都有特殊的曆史背景。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28">“三個世界”的意義</h1>
這樣的思潮直到新中國建立後才得到較為完全的扭轉，本就是掀翻三座大山建立起來的新中國不再将“世界規律”奉為圭臬，而是認為世界本就動蕩複雜，中國應當随時而動。
這一階段的思潮以“三個世界”最具代表性：毛主席認為三者彼此聯系又互相沖突，以美蘇為第一世界，亞非拉等地的開發中國家為第三世界，位于兩者間的發達國家則是第二世界。
三個世界的概念并不是沒有招緻過批評，例如著名人類學家沃爾夫就認為這個劃分标準實際上是以西方社會以自身為标準、抹殺其他國家差異性甚至抹黑不發達國家的操作。
項飙教授并不贊同這一看法，他認為在當時局勢之下，三個世界的提法既充分考慮了東與西的關系，也就是資本主義陣營與共産主義陣營的關系，也兼顧了北與南的關系，也就是發達國家與開發中國家的關系。
事實上，後來聯合國提出要建立國家經濟新秩序、促進南南合作的目标，其理念也與三個世界概念有所共通。而且，以第三世界國家抱團為主體的“77國集團”，也的的确确在聯合國有自己的影響力，達成了自己的一些目标。
是以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别人如何看待我們，而在于我們如何看待自身以外的世界。世界并不是一個完全外在化的實體，而是能夠也值得去主動争取的對象。
在這一階段，關于世界與中國的關系，其實對第一階段那種分割、對立、比較的态度有了一定程度的回歸。“自我”被認為有一定的主觀靈活性，能夠在全球大生态中發揮自己的作用。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36">了解世界趨向單一</h1>
改革開放以來，特别是自從“入世”以來，各個領域都展現出日益開放的姿态。開放的意義不僅僅限于和世界做生意、參與世界的競争，還包括了經濟、技術、文化、學術層面的靠近和接軌。
這一趨勢帶來的利好是我們又一次将各種國外實體視為前車之鑒式的研究對象，從中獲得有益的經驗或警示；然而壞處也有，在這個階段，很多人對世界與自身的了解都逐漸趨向了單一化、簡單化。
其中原因也有一部分是大環境變化造成的。我們曾經對世界上各個國家不同的道路都抱有濃厚的興趣，并将之與自身情況進行對比試圖汲取借鑒。
然而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随着蘇東劇變、柏林牆倒塌、冷戰終結，原本彼此争鋒的兩極變為一言獨斷的一超，也的的确确形成了一種“曆史終結”式的效應。
由于話語權和存在感高度集中于美國，世界仿佛又回到了一個實體的觀感。雖然我國與第三世界國家的各方面交流也在逐年擴大加深，但這些國家獲得的關注和興趣反而不斷下降。
在大多數人看來，“世界”可以粗略地等同于美國。而且，類似的情況并不僅僅發生在中國，在印度等國也同樣出現。越來越多人有機會去關注甚至體驗不同國家的風俗人情，但這并不意味着對這些國家身為曆史主體的了解也随之增進了。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43">一種思維慣性：以中心為中心</h1>
将美國作為重點關注對象有沒有問題？并沒有。
冷戰以後，美國毋庸置疑是世界最強大的力量之一，也是影響世界局面權重很大的因素。這既是客觀現實，也有主觀建構的成分。
美國的中心地位是以自身實力作為支撐，靠強大的軍事、政治、經濟、媒體和文化力量來維持的。而它作為一個實體，體量愈大、能量愈足，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廣泛關注。
網絡上曾經流傳一句調侃，說我國特别是近年來在各個領域都是“摸着美帝過河”，反映的正是這一現實。将某個實體視為中心本身沒有任何問題，值得商榷的是那種一定要“以中心為中心”的思維慣性。
項飙教授認為，西方學者常常拿“中國中心論”說事，在涉及亞洲曆史的論題上尤其如此。然而中國中心論也不過是“中心中心論”架構下的一個具體化而已，即在潛意識中始終認為人類曆史要由一個特定中心來決定主宰。
當美國學者津津樂道于此時，真正的焦點其實不過是這個中心位于東方、還是位于西方的争奪而已。
但這并不是我國秉持的理念，我國立身于現代世界的目标在于富國強兵、成為自主強大的現代國家，其中并不包含對世界主導或者“中心”地位的争奪。在現實中，我國多年來奉行互不幹涉内政的外交準則，以和平交流為主旋律，并不輕易動用武力試圖解決問題。
最顯著的例子是G2，這個構想一直存在于美方的描述之中，我國卻并未進行複述。這也證明我國所認知的，仍然是一個充滿多元化的世界。
而當今世界局勢，也遠遠不像那些危言聳聽的看法所說，認為中國即将取代美國成為新的中心。歐洲從來不是沉默的旁觀者，即使經濟更不起眼的黑非洲、拉美國家，也并不是天經地義就應該被迫沉默的存在。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53">結語</h1>
面臨日益多元的世界局面，建立突破物化和外化的世界觀勢在必行。這一世界觀的建立對任一國家都有重要的意義。
項飙教授用了一個比喻來描述這樣的局面：人們就像登山者一樣，總以為最高的山峰決定了地貌，但實際上，是山底的無數石塊、泥土和植被構成了整片山脈。
隻有突破了對立二分的看法，才能更具體更客觀地了解“世界”存在的真實面目；否則極易執意于強調自我，迫不及待加入争奪“世界中心”的競賽中去，帶來危險甚至災難性的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