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都終将老去，養老應未雨綢缪。養老，就是為老年人提供生活資料或者生活資金。老年人權益保護法規定：“老年人是指六十周歲以上的公民。”實際生活中，并非人過六十就需養，也非不到六十不需養。而是當人無法通過勞動、工作擷取生活資料時，就需要養。我國已經成為世界上唯一一個老年人口超過兩億的國家。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有效應對我國人口老齡化，事關國家發展全局，事關億萬百姓福祉。”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部副主任金李在今年的全國政協會議上就養老問題提出可操作性提案。北京大學校報記者就該提案相關問題對金李進行了專訪。
金李在今年的全國政協會上
“養兒防老”的養老模式遭遇嚴重挑戰
中國人傳統的養老理念凝結為一個成語——養兒防老。關于養老的道德觀念、社會制度、經濟運作無不圍繞這個理念。如今這個理念卻面臨了空前的挑戰。
挑戰何來？金李教授認為，這個挑戰首先來自老齡化與少子化形成的強烈沖突。“随着我國經濟發展、人民生活品質提高、健康水準快速提升，我國人均壽命快速增加。‘十四五’期間我國人均預期壽命還會再增加一歲左右。但這同時帶來了國人老年階段時間更長的問題。”同時，我國還面臨少子化的嚴峻形勢。“一方面是因為過去幾十年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但另一方面，現在即使政策逐漸放開，年輕人生育意願也大大下降了，尤其是一線城市的年輕人。背後有多方面原因，包括經濟方面、社會觀念等等。很多年輕人覺得生育、養育成本都非常高，一線城市的年輕人覺得住房、教育成本太高。各方面原因導緻他們壓力比較大。”老齡化、少子化二者疊加帶來家庭結構的變化，形成很多四個祖輩、兩個父輩、一個孩子的家庭結構，這樣的家庭結構養老，對子女來說無論是經濟上還是時間精力上都是無法承受之重。“421結構下，一個孩子面臨四個祖父輩祖母輩的養老問題，是很難承受的。”是以金李教授認為：“老齡化疊加少子化，從人口的角度來說，就使得我國的養老問題變成越來越凸顯的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再一個挑戰，是快速城鎮化和工業化瓦解了以往鄉土社會結構中的養老功能。“鄉土社會是一個比較穩定的結構，容易形成以血緣和地緣關系為基礎的養老體系。像養兒防老，即使不在一個小家庭裡面，也可能是在一個大家族裡，或更廣義的宗族。像江浙闵有很多宗族，有祠堂、宗族祖産，如果有小孩變成孤兒，就由宗族撫養。老年人如果沒有生活來源，也是宗族扶養。是以它是一個血緣和地緣相結合的傳統養老方式。但是在今天進入人口大流動時代，農村人到城裡務工，大學生畢業到一個新城市就業。這導緻大量農村人口，甚至不少城市人口，他們的孩子不在身邊。”
基于這樣的社會環境，養兒防老方式對很多家庭來說都變得極不現實，社會化養老成為大勢所趨。金李教授着重從金融方面來談社會化養老問題。
社會化養老的三大支柱
根據養老的資源來自國家、企業、個人分别形成了基本養老保險、企業年金和個人商業養老保險三大支柱。
“養老的第一支柱，是國家拿出一些資源來進行養老。在城鎮，表現為社保、養老保險等措施；在農村，有對低收入人群的保障機制。總體說，城市比農村養老水準高一些。但即便在城市，這個錢總體說來還是不夠。城市職工面臨的一大問題，就是退休以後如果沒有其他手段增加收入，老年階段物質生活水準會大大下降。有個專業術語叫替代率，比如說原來工資1000塊錢，退休後拿300塊錢，替代率就是30%，這樣的替代率是比較低的。怎麼才能保證高品質、有尊嚴的老年生活？雖然社保基金已經有相當大的體量規模，但是跟老年人口的物質需求相比，實際還是很小。”
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釋出的《中國養老金精算報告2019~2050》顯示，全國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2035年前後将耗盡累計結餘，2050年當期結餘可能會達到-11.28萬億元。也就是說如果你是1975年後出生，理論上你退休時将面對養老保險基金的“空倉”。
“是以我國就要大力推動第二、第三支柱的建設。所謂第二支柱是企業層面。一些效益不錯的企業，拿出了一部分資金跟國家相關政策配套，作為補充養老金，比如養老金的年金。對此，國家會給一些稅收優惠。通過企業年金方式可以把替代率稍微增加一點，比如說再增加20%。但也不是所有的企業經營效益都那麼好，目前第二支柱的規模相比第一支柱更加有限。”
我國正逐漸建立起企業年金和職業年金制度，其中企業年金制度面向企業及其職工，職業年金制度面向機關事業機關及其從業人員。年金規模雖然逐年都在增加，但發展緩慢。2020年底公布資料顯示，年金制度已覆寫近6600萬職工，基金累計規模逾3.1萬億元。
“是以國家就提倡通過商業化手段大力發展市場化養老方式，這就是所謂第三支柱。金融手段是推動第三支柱發展的重要手段，幾乎所有金融業務闆塊，如銀行、證券、保險、信托和基金，包括公募和私募的基金，都參與到國家打造養老第三支柱的建設中。但總體說是方興未艾。”
“我國第一支柱的比重在整個養老的盤子中占比遠高于幾乎所有其他國家的比例。我國主要是靠第一支柱，第二和第三支柱有待繼續建設。把這三個支柱都加起來，我國的整體替代率目前看可能比歐美國家落後一代人。可能還得要花二三十年，我們才能把替代率差不多追平到歐美現在的水準。這是一個艱巨的任務。”
目前作為第三支柱的商業養老保險，還基本處于缺位狀态。金李教授認為：“我國金融支援養老事業，在執行層面還處于早期，遇到很多具體困難，限制了第三支柱的快速發展。我在這次政協會上和會前也提過一些這方面的建議，比如信托養老。人社部現在正牽頭組織城鎮就業人群延遲退休的一個可能的計劃，政策正在有序推進。這都是試圖解決養老資源不足、替代率較低這個大問題。”在金李教授看來，對信托業進行改革，應用到養老事業中，是推動第三支柱發展的可行道路。
創新金融制度，信托養老大有可為
社會化養老的重要依托是為老年人提供集中居住和照料服務的養老機構，但是現在這方面存在不少問題。金李教授說：“雖然國家也辦了一些養老機構，但是國家資源有限，還是要通過市場化方式鼓勵商業機構從老年人手中、從社會上募集資金去辦養老機構。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種種原因導緻有很多養老機構的資金并沒有真正用于養老設施建設，而是投到其他更賺錢的領域。錢花完後，養老機構頻現跑路、爆雷事件，極大地傷害了很多普通老百姓的利益和通過商業化方式養老的信心。”金李教授的提案就是針對這樣的社會現狀。他表示：“我們建議在國家層面上通過建設有規範制度的市場去托舉養老社會化機構化的發展。首先讓社會化養老機構在金融制度上更加健全，保證資金專款專用，真正用于養老設施、養老服務。這種專款專用機制，在金融領域非常适合的制度是信托。”
“信托行業的特點是，受人之托、代人理财。它的機制非常靈活、适用範圍很廣，可以做全方位、多層次的資金配置，讓資金能發揮出長期的、最大的效益。這實際是一種非常先進的制度架構。”金李教授說，彙集資金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在信托業中有可借鑒的模式——REITs。“國家的大型公共基礎事業，比如高鐵、大型電廠、碼頭，需要花大量的錢，以前都是國家投資。國家沒有那麼多資源，是以很多投資的速度就受到限制。現在就采用把公共基礎設施作為抵押品向社會進行融資的方式，這叫REITs。它實際上是用信托架構。”
養老事業也是國家的公衆基礎事業，是以可以借鑒這樣的架構。但是借鑒這個架構存在兩個問題，一是誰來投資，二是投向何處。
首先是誰來投資的問題，現在信托制度并不面向普通百姓，隻面向高淨值人群。“因為它的高度靈活性，可能會帶來更多風險。普通百姓特别是中低收入群體使用信托架構去實作較高收益同時會面臨過大風險，還有可能會産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甚至會影響國家金融穩定和社會穩定。是以國家長期以來的政策是對信托這個行業設定較高門檻。是以普通老百姓一般對信托都不太了解。信托實際成為高淨值、高收入者的專屬工具。信托機構把這些人的資金運用在金融的方方面面，比如買賣股票、做私人股權投資、公募基金、私募基金，甚至一部分投到了房地産。”
“這就涉及信托業的改革。比如REITs，如果隻把這個機會留給高淨值人群，就不符合我國共同富裕的目标。是以通過信托化架構改革，可以使普通老百姓的錢都參與進來，并設計一些保障性的機制降低它的風險。雖然每個人的錢少，但加起來人數多，也能夠給國家關鍵産業的發展帶來海量資金支援。其實這跟以前信托做的東西就不一樣了。專業術語稱之為傘形信托。原來這麼做是不合法、不合規的。但這是人民群衆對金融服務的向往和期待。是以現在監管部門也在為此創造更合适的法律制度環境。”
其次是募集來的資金投向何處的問題。“我國現在傳統行業，特别是制造業，很多都面臨有效需求不足、産業飽和甚至過剩狀态。但養老需求的滿足存在着巨大缺口，是以國家支援養老事業發展，也是判斷其将來不會出現過剩、浪費。國家鼓勵開發養老設施，也可以通過這種信托架構，吸引大量社會資本。同時國家給一些稅收優惠、政策保護。這樣能夠大大提升社會資本的積極性，讓更多的錢，不光是老年朋友們的錢，甚至還有中青年的錢，能夠投入養老服務相關産業。”
可見，這個制度設計起到了為普通人養老資金提供可靠投資管道、支援國家建設養老基礎設施一舉兩得的效果。同時，這也是讓信托業正本清源、回歸服務國家建設的舉措。“信托行業以前曾經做過一些并不是真正支援國家經濟發展和實體經濟的事，現在也需要治理整頓、回歸本源。它的本源之一，是利用信托機制的巨大制度優勢，打造一些符合中國經濟發展需求的、專業化的、可靠的架構。例如幾十個、上百甚至上千的有養老需求的人，把他們的錢彙集起來，成立一個專款專用的賬戶，由信托機構提供一個信用保障，監管保證這些錢不被亂用，保證養老機構長期可持續發展，也保證所有投資人的福利。這是我們提案老年養老金融信托建設的一個初衷。”
“提案得到監管部門非常多的支援和鼓勵，他們也協助設計，看能否在此基礎之上提供更多其他服務，解決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方面，老年人對金融資産風險有顧慮。這個問題可以通過一些正規化建設基本解決。另一方面，養老機構因為種種原因投資周期比較長，回報率也相對不高，因為做實體總體上沒有像做金融那麼賺錢，是以養老機構對社會資金吸引力不足。但它又是國家極其需要的，也有穩健、可持續的需求支撐。是以我們認為國家應該出一些政策去引導社會資金進入這個行業。信托其實在引導社會資本進入到國家需要重點支援的領域這方面，正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加強公衆金融常識教育
第三支柱的發展動力不足，除了制度上亟需改進，公衆金融常識匮乏也是重要的原因，即公衆不了解通過個人金融養老的方式，進而有疑慮。如前所述，信托制度改革同時可以為普通百姓養老投資提供一個安全可靠、收益可觀的投資管道，打消普通百姓的投資顧慮。“一方面，國家通過大力推進金融基礎設施建設，在制度上設計一些架構，給普通老百姓更安全穩妥、相對中等回報的投資管道。降低中低收入群體普通老百姓的金融風險，減輕他們的焦慮感。關于國家制度設計方面，我們都在持續不斷推動、通過各種方式呼籲，國家有關部門也在積極回應、進行各種研究。但這是一個相對比較漫長的過程。”
是以金李教授認為，在推進國家金融制度創新同時，還要對公衆進行金融科普，這是短期内更為行之有效的方式。普通群眾因各種金融亂象而受到利益傷害，其中重要原因就是缺少可靠的金融常識來源，導緻風險意識走向兩個極端。“要麼所有的資金都不承受風險，要麼想承受風險、想賺一大筆，結果把所有的錢全投進去。富人虧了錢也不會出現嚴重困難，也不需國家救濟，但是普通百姓萬一出一個金融風險，可能一輩子積蓄就毀于一旦。是以對普通老百姓的錢，國家給予了更高關注。監管部門上司甚至說你不要想超過10%的回報，超過10%就可能要做損失全部本金的準備，收益超過8% 甚至6%就要考慮風險，要提示風險。但是實際上高收入群體通過信托，以及一些更高門檻的産品，很多平均收益率、年化收益率長期在10%以上，甚至更高。”
金李教授認為：“通過大力推動投資者教育，特别是針對普通老百姓的投資教育，提升風險和收益并存的意識，樹立成熟的風險意識，适度承擔風險，對長期的金融健康是有幫助的。是以需要有一些金融機構提供專業建議。但是，現在有的專業機構本身專業能力也不強，一是能力有限，二是有的從業人員主要目的不是幫助客戶，而為了他自己的銷售業績。”
是以，金李教授認為北大這樣的學術機構和學者有責任幫助提升金融機構的水準。“第一是宣傳好。第二，未來也提供一些普惠性的基本的财富管理工具。通過主辦網站，與銀行業協會、信托業協會等配合，擔任中國銀行業協會首席專家等方式提高他們的水準。作為學術機構，我們自己無法做太多科普方面的事情。金融機構、行業協會等現在都在花大量的力氣做投資者教育。”
金李教授作為學者也通過寫作金融科普圖書、做講座等方式促進這方面問題的解決。他的其中一本書叫《與财富同行——金李的财富管理通識課》。“希望給普通老百姓進行更多科普。而且這本書确實是抱着普惠的初心，把這本書所有的版稅收入全都捐出來用于金融科普事業。我有時也會給大家做講座，基本上都是普惠性的、免費的。我在音頻平台曾經做過一個課程，叫‘金李的财富課’。”金李教授介紹說，由于平台的種種原因做成了收費課程，但是收益都捐給了北大。
養老金融除了涉及增加收入還涉及節約支出，記者問及養老金支出占比最高的是否為醫療支出。金李教授表示：“這方面我不是專家，我建議您采訪劉國恩教授。”記者通過查閱資料發現，劉國恩教授研究顯示：“任何個人臨終前18個月的醫療費用都顯著高于平常的時間段。”對比40-50歲和70-80歲“這兩個年齡組處于臨終前18個月的個人的醫療費用，二者的差别實際上并不大。這意味着，人類預期壽命的提高是福音而不是負擔。老年人在非重大疾病期間，需要更多的是護理和照顧而不是昂貴的醫療服務。如果護理和照顧做得不好，很有可能造成非醫療服務向醫療服務的轉化，造成醫療資源的嚴重浪費。”記者看到，今年國務院落實政府工作報告重點工作分工的意見中第36條明确“促進醫養康養結合，穩步推進長期護理險制度試點”。每個人的養老儲備很大比例消耗在最後一兩年醫療費用上。在北大釋出的訃告中，幾乎所有去世原因都是“因病醫治無效”。但是決定最後一兩年的，卻是每個人自己一生的努力和國家各方面工作的合力。
采訪手記：金融學要服務國家戰略
采訪最後，金李教授同記者聊起回國經曆。“我大約在2006年就已經開始對中國非常感興趣，當時我在哈佛大學做教師。哈佛第一位女校長福斯特校長上任後，在2008年第一個出訪的國家就是中國，因為她覺得中國太了不起、太偉大了，未來中美之間一定要會有非常強烈的互動。當時我作為陪同代表團成員之一，代表團總共七個人。我們在北京見到了時任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習近平。”
“後來，我想雖然在美國也一直可以很順暢地發展，但是中國培養了我，還是希望學有所成之後能夠有機會報效祖國。因為當時對中國國内情況不是特别了解，是以參加多次調研活動，寫了十幾個跟中國有關的企業案例，在哈佛商學院出版後，全世界各大學都在使用。後來國内高校聯系到我。我最初的想法是，先以半時的方式跟哈佛打報告，每年回中國待六個月。”
“這時我的上司去了英國牛津大學擔任商學院院長。他建議我去牛津大學，後達成協定，我一邊在牛津大學做終身制正教授，一邊在北京大學擔任講席教授。這是2012年的事情。三年以後，我經過反複的思考，向牛津大學辭去兼職的終身制正教授。我認為在北京大學能夠為國家做更多事情，自己也有更加充實的人生。”
記者問及對哈佛、劍橋和北大的互相比較。金李教授說，三所大學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學校。“北京大學培養出了世界級的上司人、學者，緊密地把自己的命運和國家的命運結合起來。北京大學是最有使命感、最有理想、最有情懷的一所大學，不愧是中國高水準學術的殿堂。我雖然比較晚才加入北京大學，但是通過接觸的同僚、上司、學生以及校友，覺得北大從内心深處骨子裡面有一種精氣神。”金李教授還談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他認識的很多校友一邊嚴厲批評北大，一邊為北大捐款、從各方面幫助北大發展。
對記者提出的何種學科布局會影響北大未來發展這一問題，金李教授說：“我認為金融學科是其中之一。學校現任命我為經濟與管理學部副主任，是希望能夠加強未來金融學科的整體協調。我在九三學社通過參政議政方式，一方面以自己的學術力量為國家未來的經濟建設，特别是金融制度建設建言獻策。另一方面是凝聚共識，把國家的好政策傳導到社會上、傳導到北大。我國金融方面學術很強，但在政策、在影響國家未來金融發展的大政方針設計方面，還可以做得更好。金融方面，中國長期要和歐美這些國家去比拼，我國制度建設還存在巨大短闆。一是我國金融監管力量相對較弱。二是我國市場化力量薄弱，市場機制在金融創新方面——真正的創新，而不是制度套利——做得還比較淺表性。是以，我們金融方面的學術能力，如何投射到政策監管、商業模式創新上，能施展的空間還很大。”
從金李教授人生經曆、治學、在政協的提案能夠看出，他對北大的發展、社會的福祉都是發自内心的關切，并願從自己的專業出發作出切實貢獻。日前，中國信托業協會第一屆養老信托專業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在北京召開，金李教授作為委員會主任主持會議，他所提案的事項進入實際操作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