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吊”，學名“葉子戲”，是一款起于唐朝的紙牌遊戲，因為其紙牌隻有葉子一般大，是以得名葉子戲，
雖然“打葉子戲”誕生得比較早，但從唐代至元末的幾百年裡，比起諸如“擲錢”“投壺” “猜枚”等老牌賭錢遊戲來，葉子戲流傳範圍也隻限于個别貴族圈。而且明朝開國時，對賭博風氣可謂深惡痛絕，在明太祖朱元璋時代，但凡抓住有人賭博，别管是官是民，一律斷手斷腳。後來雖然沒這麼兇殘，但以明孝宗《問刑條例》規定，抓住也要遊街示衆，官員更得革職查辦，那年頭想摸摸“葉子戲牌”，那真是用生命來打牌。
但是，随着明朝城市經濟的發展，低調了幾百年的葉子戲，終于成了明朝娛樂生活裡的一匹黑馬。明朝成化年間，打葉子戲就在江南蘇州昆山一代十分流行，而且當時火熱起來的《水浒傳》故事，都被葉子戲紙牌加進來惡搞：牌面上不再簡單寫錢數，而是按照牌面金額大小，依次畫上梁山一百零八将的樣貌，牌上的好漢越牛氣，牌面的金額也就越大，一輪子戲打完，就好似梁山好漢大殺一場般過瘾。當然，錢也大把輸出去了。
而且比起之前明朝流行的鬥蛐蛐來，葉子戲顯然更有優勢：參與門檻比較低，不用重金找好蛐蛐，一套紙牌就開打。玩法也更有趣，四個人每人先摸八張牌，圍在一圈以大打小，輪流坐莊狠打，堪稱是既簡單又好玩。于是自成化年間起，就流行于明朝各個城市。一開始還都是各個城裡的賭棍閑人參與，發展到16世紀時，竟連昔日滿嘴聖人訓誡的讀書人們，也紛紛扔下課本，争相投入其中。
明朝嘉靖年間名臣霍韬曾歎息說，那些有着朝廷功名的生員秀才們，本該刻苦讀書，但一瞧見葉子戲，眼睛就放了光。以至于“生員賭博，入市飲酒，大白行儉”。到了萬曆年間以後，秀才打牌都成了小兒科，就連舉人進士們，也都逮着機會就打一把。甚至“以不工賭博為恥”——不會打葉子戲？您在“精英”圈還有臉混嗎？
如此熱潮下，葉子戲的玩法，也是花樣百出。比如寫過《東周列國志》《三言》等名著的明末文豪馮夢龍，就曾忙裡偷閑，寫出了《牌經十三篇》，詳細解讀葉子戲的打法與獲勝技巧，一亮相就賣火，尤其引得各地青年瘋搶，江南當地的秀才舉人們，幾乎是人手一冊——這玩意又好玩又能來錢，當然要瞪紅了眼狠鑽。
當然代價也是慘重，如果說成化年間的葉子戲，還多是“小賭怡情”，到了明末天啟崇祯年間，哪怕四個人湊一起打一桌，也是瘋狂燒錢。《留青日劄》記載，浙江杭州的名門子弟們，經常豪賭一晚上，家裡的婢妾都輸出去好幾位。傾家蕩産更是常見現象。
也正是這越發火熱的葉子戲，連紙牌畫面，都成了明末變遷的縮影，紙牌上印梁山好漢，那時都太俗氣，基本是什麼人物流行，就在牌面上印什麼。崇祯年間李自成農民軍扯起反旗，于是各地葉子戲紙牌上，李自成、張獻忠、劉宗敏等農民軍形象，清一色都上了牌桌。
明朝滅亡後，顧炎武等思想家歎息說，自萬曆年間起，這些本該是國家棟梁的士子們，卻是人人沉迷于紙牌之中，滿腦想着牌桌輸赢，國家有事，又能指望誰？
葉子戲的瘋狂流行，就是明末亡國前夜，這麼一樁叫多少遺民們跺腳歎氣的奇現象。可為什麼這麼一項簡單的活動，竟會火爆到這地步？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上梁不正。
因為，比起好些士大夫對葉子戲的批評來，更叫人無語的事實是：玩葉子戲最瘋狂，玩法最突破尺度的，恰是明末的士大夫們。
明朝官員玩葉子戲，也是由來已久。就連好些名臣清官，都是鐵杆玩家。比如明孝宗年間的大學士謝遷，退休回家後，玩葉子戲能玩通宵。不過他的賭博，也不過是和家裡的孫子孫女們，賭些當地的點心名吃，純屬找個樂。
可随着明朝越發腐敗，這事就不止找樂了。特别是萬曆年間起，拜萬曆皇帝常不上朝所賜，原先被考成法管的服服帖帖的官員們，從此也就撒了歡。外加明朝行政癱瘓，各級官員常無所事事，自然也就湊一起撒開了打牌。還有好些官員，退休回家後也不閑着，直接開了賭坊，召集相熟的同年同僚們一道繼續玩。這又搭錢又耗精力的葉子戲，就是各級官員聯絡感情的手段。不會打自然被瞧不起。
葉子戲在明朝的朝堂高層，自然是無比風靡，是以也上行下效，而且這打牌遊戲還要玩錢，砸錢越多越刺激，放在當時明朝腐敗風氣裡，自然也如魚得水。想給閣老尚書送孝敬？想跑官買官？以前還要跑斷腿求人，這下隻要能混進牌局裡去，一把牌打完，就不動聲色把錢送出去。以《荊園小語》記載，很多士大夫沉迷其中，都是“窮日累夜，癡然如狂”，連呼“極有趣”——又好玩又能撈錢，當然極有趣。
大學士周延儒奉命離京督查軍隊，沒想到剛開動一百多裡，周延儒立刻派親信持令旗快馬返京，這下把全北京城吓了一跳，以為李自成已經打到城下。細一看才發現，原來周延儒大人酷愛葉子戲，上前線才發現忘帶葉子戲牌了，趕快派人回北京來取。
可是，明朝的滅亡真的是葉子戲惹的禍嗎？一個腐敗到骨頭裡的王朝，玩物喪志，無藥可救。